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3日讯】打开新世纪新闻网，一眼就看到了江棋生写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一口气读下去，我的心再一次被震撼了：
“6月3日晚9点多钟，罪恶的枪声在复兴路永定路口响起，北京农民、年仅22岁的郭某应声倒地，中弹身亡。10点多钟，航天部二院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路口大腿中弹，送301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4日凌晨死亡。差不多同一时间，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厂技工李振英在301医院北门口前胸中弹，一小时后死于301医院。稍后，待业青年轧爱国在公主坟附近头部中弹，很快死于301医院。
“在军队大开杀戒的木樨地，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胸部饮弹，喋血长街；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袁力咽部中弹，鲜血染透衣裤；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研郝致京左胸中弹，不幸遇难；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吴向东颈部中弹，不治身亡；北京市五十七中高三学生叶伟航身中三弹，惨遭杀害；军队离休干部杜东旭的妻子马承芬右下腹中弹，血流如注，气绝身亡。
“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9岁的吕鹏胸部中弹，当场死亡。在民族宫附近，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被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在西单，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张瑾于6月4日凌晨零点10分头部中弹，命丧黄泉。在六部口，待业青年赵龙左胸连中三枪，倒地身亡。在南长街南口，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头部中弹，因戒严部队不准救护队抢救而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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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母在《回眸六四20周年》一文中说：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具以上。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可见医院太平间外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1989年6月4日，北京红十字会经初步统计披露的死者数字，为2600人左右。而六四伤残者的数字，相信当是这个数字的8至10倍。”
不久前读黄河清写的《六四底层列传》，同样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一个个虐杀无辜的暴行，死者有名有姓，有住址有单位，虐杀的行径有时间有地点，时间甚至精确到何日何时几点钟几分钟——更重要的是，任何调查者都可以通过死者的家属找到受害人的埋骨之地。“死者数字，为2600人左右”，这是北京红十字会的统计数字。如果不是事实，为什么不出来辟谣？如果有夸大，为什么不出来对质？两千六百，这不是一个空洞抽像的数字，而是2600条鲜活的生命，是2600个冤死者灵魂的血泪诉说！在死难者亲属的心中，这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是无法不朝思暮想、一想起就揪心难忍的脸庞！
尽管我在20年前就从各种传媒和传闻中得知了种种天理难容的屠杀，也曾在当地的集会上揭露和痛斥过这些无耻的暴行，尽管当年的血腥记忆已经渐渐淡忘，尽管眼前是一派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景象，20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重读揭露这些暴行的文字时，对兽行的记忆被重新唤醒，我的心再次被刺得疼痛难忍。我不理解，中国人何以对自己的同类如此冷酷残忍？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八九岁的孩子又何罪之有，竟遭此荼毒？我真不知道，面对孩子羔羊般的眼睛，怎么下得了手？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不可能不引起心灵的震颤，不可能不为自己多年来在纸醉金迷的追逐中形成的麻木而内疚！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江棋生写作此文的过程中，进行两次传唤和抄家，扣押的数台电脑至今拒不归还，他们为什么对政府形象的自我糟蹋和国家机关信誉的自我污损都在所不惜，投入那么多的国家资源来阻止一篇文章的写作！即使是“颠覆国家政权”吧，他们的政权也不可能被一篇文章所颠覆，何以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我这才明白了，杀人的手段越是残忍，杀人的情节越是恶劣，其内心越是虚弱!正如一个天良丧尽的杀人犯，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杀了人以后却天天晚上睡不好觉，任何一个响动，都会令他们心惊肉跳！
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但另一个道理我还是不甚了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屠杀的责任，自有屠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承担，其他人毋需为其掩饰和担忧。20年前，老翻译家杨宪益在接受英国BBC电台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解放军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的个人军队。这些人和人民解放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军人也是一些无辜的人。责任应由为首的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来担负。”推而广之，杨先生的说法也适用于个人和政党、个人和政府的关系。我不知道如今的当政者是否认同杨宪益先生的说法？如果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如果你们不想把自己和20年前的这些丧尽天良的屠杀者绑在一起，如果你们不认为自己和他们是一丘之貉，那么，你们起码不应该阻止受害人的亲属和民众公开哀悼20年前的死难者！
不能讳言，20年来，当权者对六四惨案的强制遗忘政策是有效果的，而且效果很大。不久前，几个教书的友人在一起谈起六四，他们疑惑不解地说，或许当年木樨地一带因双方有冲突，确有误伤和死亡，可是天安门广场总不会死人。我一时无法举证说服，只能说，丁子霖已经寻访了180多个死难者家属，都是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遇害经过的，调查材料送到了联合国，从来没有人敢出来对证。可是朋友们对我的话将信将疑，类似这种情况我多次碰到过。是啊，凭着自己的良知底线想像他人，对当年的屠城的确是难以置信的，可是屠城偏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如果我当时手头有江棋生或黄河清写的材料，我就会把他们的有关纪实文字指给朋友们看。
惨遭虐杀的人都已经被埋在地下20年了，至今还不准公开议论，数以千计的死者姓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一个个不被人知晓的秘密，2600多条无辜的生命被坦克和机枪摧残了，死者的亲人却不准公开哀悼，这是怎样的世道？这是怎样的和谐？
1996年12月，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面对美国国防大学的数千听众脸不红心不跳：“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早在20年前，屠杀者就被自己的屠杀行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无法解脱。20年来，屠杀真相的掩盖，全在于媒体的把持、网络的封锁和铁血的高压！固然，屠杀的真相，可以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进行掩盖，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成功地掩盖！总有了解屠杀真相的人，总有敢于揭露屠杀真相的人！国内的江棋生和海外的黄河清，就是这些了解并且敢于揭露的人中的两个。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他们分别撰写的文本，是哀悼六四亡灵、唤醒国人良知的姐妹篇。所有六四受难者（尤其是那些底层的受难者），不，所有不愿意六四这样的惨案在中国重演的中国人，都应该向江棋生和黄河清所作出的努力致敬！
200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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