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让边缘人回到社会来 ……”近来，对于这样的说法，特别地感到 unbearable（无法忍受）。

12月初，在花莲和过去工作上的老板、老板娘重逢。多年未见，老板的白发明显增多，老板娘的青春却好像在时光中凝结住了。
老板夫妇曾经是社会上所谓的边缘人。他们是经历过嬉皮年代的人。生长在花莲的老板娘，因为家庭富裕，自小学习芭蕾舞的她，高中毕业就开了舞蹈社，那是四十年前，她一个月的收入有八千块新台币。老板娘说，若碰上家贫的人想习舞，她就免费教学。

中学期间，她常跷课、夜里从教会学校的宿舍翻墙而出、偷溜出去跳舞。在台北的美军俱乐部邂逅了美国大兵，十九岁就结了婚。

他们夫妇两人，曾经为了吸食毒品方便，干脆就住在泰国北部三年多，还在自己家里种大麻，连饲养的猴子都染上了毒瘾。老板娘喜欢穿厚底的面包鞋，戴金属的大耳环，而当年也曾经把毒品藏在里头出入海关，个儿娇小的她，总是抱着一个大娃娃，让人不起疑心。

老板夫妇在将近三十年前因为信仰的力量戒毒之后，有段时间在美国过着寻常生活，当时老板到中东工作赚取优厚薪津，而老板娘则去担任电话咨询志工，协助 一些徬徨的人。就在一次返台探亲的行程后，老板娘发现自己的亲弟弟竟然染上毒瘾，她回想起自己“放浪形骸”的过往，内心涌现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她想要帮助吸毒者戒除毒瘾。

她在台北租了公寓，就这样一无所有地展开助人工作，起先是靠着老板在中东赚钱维持开销，后来老板也飞到台湾，两人全心投入。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他们两人的行径，其实是游走在危险的边缘，谁知道他们是在帮助人戒毒？还是窝藏吸毒者呢？

直到他们夫妇回到老板娘的故乡花莲，在郊区一个原本是教会用来收容结核病患的房舍安顿了下来，而老板也接受完神学教育，正式取得牧师资格之后，总算是名正言顺地做起戒毒辅导的工作，有段时间，官方政策性地推动反毒，他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被看重。

两年多前，他们在最热闹的街上开了家义式咖啡馆。店里头任用的服务生是更生人，或者是就业困难的中高龄者。老板是移民美国第三代的意大利人，完全不会说意大利话，但是饮食习惯还保留着。为了做出道地口味的三明治，他们请住在美国的家人不定期地寄送酸瓜、酱料来台。

而我也在这次的重逢里，完全地意会到，老板娘的边缘性格，跟她的青春永驻一样，哪怕她早就从吸毒者变成了戒毒辅导者；哪怕她走出了郊区的戒毒村，在最 热闹的街市开起了咖啡馆；哪怕她从后山花莲启程，走遍台湾各地、甚至到美国的教会做分享见证，她骨子里的边缘性格，依然地如影随形。

在我的理解中，边缘，并不具有负面的意义。我认为，边缘是一种自主性的选择，它的起源有可能是为了凸显自我，为了特立独行，为了独一无二，为了冲破令人窒息的社会情境与氛围。但推到最极致，恐怕也就是想要保有“自由”。

老板娘年轻爱玩的年代，她喜欢唱歌跳舞搞乐团，后来他们巡回校园反毒的时候，也就是透过反毒乐团的形式，而她是主唱者。老板年轻时候耍帅搞嬉皮，当了牧师，有机会的时候，他也弄了部拉风的重型机车，奔驰在花东公路上。

这时候的他们早已不是少年十五二十时，享有盛名的他们，根本也不必再耍花招就可以被人清楚地辨识与看见，他们已经没有作怪与特立独行的必要。他们只是做自己喜爱的、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事而已。

拥有边缘特质的人，即使身在社会，都会让人感觉到他们的遗世而独立。他们已经不必故意，但就是这样了。所以，真正“边缘”的人，没有回不回到社会来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边缘，从来都是一种自主的存在状态。不必回归，但也不曾远离，所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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