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拉米雷斯耶路撒冷报导)梵蒂冈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的最困难问题之一就是很多犹太人指称当年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二战期间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来阻止纳粹屠杀成百上千万犹太人。而教廷现在准备向庇护十二世授福。梵蒂冈表示，这个问题不在教皇本笃十六世此次对以色列进行的访问行程安排之中。教皇本笃十六世星期一访问了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教皇在那里向遇难者表达了哀悼之情。在教皇访问以色列期间，梵蒂冈对大屠杀做出的反应是很多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大屠杀留下的痛苦*

现年72岁的犹太教大拉比以色列.劳(刘梅亚)坐在他位于特拉维夫的办公室里浏览着一本书的书页。他偶然翻到了一页，上面是一名金色卷发幼儿的黑白照片。他说：“这是我们找到的战前唯一一张我的照片，我还是一岁大婴儿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的一位姑姑发现的。当年我父亲在我一岁大的时候把照片送给了我姑姑。这是我现有的唯一一张我8岁那年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获得解放之前的照片。”

这是这名大拉比所有的对他在纳粹侵略者把他和他的全家放进运牲畜的拖车送往死亡集中营之前生活的唯一纪念物。他的父母都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丧生。这段故事他已经讲述了无数遍，但是每当他回想起自己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场景，他的眼睛总是会噙满泪水。他说：“我的母亲当时和我们在同一辆火车上。我的兄弟和我，所有的男人都来到了琛斯托科夫，那是一座劳工营。至于妇女和孩子们去了哪里，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战后，我才得知在战争的最后一段岁月里，她在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死于折磨、疾病和饥饿。”

以色列.劳现在是特拉维夫的首席拉比。他回忆说，是一位非犹太人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救了他的命：“来自罗斯托夫的一位俄罗斯军官，他是一名战俘，名叫费多尔，他养育了我，他每天偷来土豆为我煮一道汤。他还为我做了一副羊毛耳套，而不是为自己做。一位不是犹太人的军人，费多尔，他为了一个犹太孩子做了那副耳套。他知道我是犹太人。”

*对天主教会的怨恨*

但是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他大体上对非犹太人怀有忿恨和不满。他谴责欧洲基督徒，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在数百万人被屠杀之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这种怨恨情感也反映在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录制的声像资料向每年造访那座纪念馆的一百多万来访者，讲述着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其中一个展览的内容一直是很多争议的主题。那个展览探讨了一些犹太人对梵蒂冈在大屠杀时期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一块图板上的文字说明说道，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没有对纳粹的暴行进行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抗议，暗示着梵蒂冈根本没有帮助犹太人。

*梵蒂冈的辩护*

梵蒂冈则反对那种观点，表示尽管自己的教会也受到纳粹的威胁，但是教皇庇护十二世还是在暗中勇敢地帮助着犹太人。

一些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也说，教皇采取的行动，比如发出命令，准许让逃亡的犹太人躲藏在男女修道院以及教廷所有的地方，甚至包括梵蒂冈城本身以及教皇位于岗道尔夫堡的夏季别墅，都证明了梵蒂冈当年对犹太人进行了帮助。

美国一份1943年的情报备忘录也说，“很明显，梵蒂冈长期以来一直在帮助很多犹太人进行逃亡。”当时的新闻报导也表示，教皇多次呼吁纳粹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战后，很多著名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以及物理学家艾尔伯特.爱因斯坦都对教皇和梵蒂冈帮助犹太人的努力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历史学家表示，1963年由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作家罗尔夫.霍夫特创作的一出名叫《上帝的代理人》的虚构剧目开始改变了人们对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看法，教皇的形象变成了一名轴心国的冷血帮凶。

今天，以色列包括劳拉比在内的很多人都不大知道支持庇护十二世教皇的证据。其他人也不大知道天主教会自从大屠杀以来在教义方面的改变。希伯莱语把大屠杀称为SHO’AH。

*天主教会的和解*

耶路撒冷的宗座圣经学院的神父大卫.聂高兹是一名奉行犹太传统的耶稣会教士，他在大屠杀当中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同时也是一位研究犹太-天主教关系的学者。他说：“我认为，向前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可能就是天主教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能力，天主教会后来进行了重新评价自己的过程，并且意识到虽然大屠杀当然不是由天主教徒造成的，但是如果起初在基督徒当中没有进行广泛的，蔑视犹太人的教育，大屠杀可能就不会发生。在大屠杀事实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可怕发现之后，天主教会确实觉醒了。”

天主教会已经宣布反犹主义是一种罪孽，废止了是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基督的教义，同时还采取了其它和解的措施。

2000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耶路撒冷的访问，很大程度上抚慰了犹太人对天主教会的厌恶情感。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谴责了基督徒不论何时何地对犹太人曾经进行的迫害。

*犹太人的心灵创伤*

然而，很多犹太人相信这些行动虽然有益，但是还不足以平息他们的愤怒和悲伤。还有一些像神父聂高兹这样的天主教会内部人士认为，人们无法做更多的努力来修补过去。他说：“对很多犹太人而言，当年教皇和其他主教们没有离开他们的教会，和在集中营里被杀、被焚烧的犹太人站在一起，仅仅想起这些就足够了。”

正如劳拉比所认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补伤害和毁坏。当他被问及他是否今天仍然对波兰的基督徒心怀怨恨的时候，他说：“我在我们之间的谈话当中只能加上一句，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没有权利宽恕。”

对他，对很多其他铭记大屠杀的人来说，那段记忆仍然是那么清晰，伤痛仍然是那么巨大，他们仍然无法让历史的那一页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