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6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专访
二十年前，自由时代杂志创办人郑南榕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自焚抗议国民党以叛乱罪嫌的拘提，4月7日是郑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纪念，郑南榕的遗孀叶菊兰与独生女郑竹梅接受本报专访，同时也经由母女对谈追忆丈夫与父亲。叶菊兰认为，二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善用郑南榕留下这台湾人共同的资产？如何不去亵渎他？这对一个以这么痛苦方式选择死亡的人才是公平的。
问：在台湾争取民主的进程中，郑南榕先生代表着一个清楚的座标，你如何看待这二十年来的沉淀与得失？
叶菊兰：国共联手 对台威胁更大
叶菊兰：二二八六十周年时，听到前国史馆长张炎宪老师说，郑南榕争取百分之百言论自由，他以杂志社做基地，突破许多政治议题的禁忌，推动包括二二八历史的伤痕、台湾独立的主张、新宪法、新国家的倡议，其中以二二八为例，在一九八六年郑南榕还没做二二八平反运动之前，台湾的文人、艺术家不敢有自己的表现，也不敢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基础，去从事各种领域的创作，因此在此之前会没有根，等这个最大的禁忌突破后，所有的创作者就从自己心里的牢笼中奔放出来，对自我比较没有设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关键。
过去，我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我只想到郑南榕有留下一些资产，如言论自由的争取，又如当他很大声、骄傲的说他是外省籍的台湾人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的在国族认同上做了定位；可是对于很深沉的艺术、文化更广面向的影响，则是张炎宪老师点出的，我想想确实如此，一九八六年之后，诗歌、文字、绘画、摄影、影片开始展现自我的个性与信心，否则之前只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
长久以来，我们都对政府的资源给予很大的关注，而对许多深沉的东西没有被关照到，最近我和竹梅在谈，究竟这二十年留给我什么东西？在二十年纪念文集中，我一字一泪的敲下一些文字，我最深的感受是，二十年是一个世代，看起来很长，但转眼就过了，我们没有一天不想念郑南榕，心里的痛，我们用忙碌去把它忘掉，二十年我们在野，也经过执政，然后挫败，我们又再次回到在野，然后发现环境比过去更艰困，因为我们发现过去我们面对的对象是威权的国民党政权，二十年后国民党回来执政，一些威权的遗留还是没有改变，更糟糕的是它与中国的倾斜牵扯，带给我们更大的阴影。
威权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压迫，现在是国共联手把中国政权这个更大的敌人带到台湾的天空，环境确实更为艰困，小孩子由九岁变成现在的独立自主，但是我们的社会呢？我们的是非价值标准是否还一致呢？当言论自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如同空气可以自由呼吸一样，你不知道二十年前是有人用生命帮你换来的。看起来好像有进步，但心中的阴影却是更大的。
我从去年败选到现在，一直有着很深的忧虑，当年从政的目的是希望郑南榕为言论自由失去生命后，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这么痛苦，但是我们建构了二十年的努力之后，这个忧虑依旧在，而且更大，我们的下一代又要如何来关注这个问题？因此当竹梅告诉我她要写爸爸的书时，我完全支持她。竹梅有她的心路历程，我做为母亲，觉得很愧对小孩，居然让她还要面对上一代未解决的问题。
郑竹梅：威权残余 心理上没解严
郑竹梅：民主本来就不是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完全做好的事情，每个社会都是如此，她始终是一个不断往前迈进的过程，所以那个美好想像的蓝图会一直在前面，社会也才会一直进步，所以不是一次二十年、一次政党轮替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威权的残余，或许是政治上解严了，但文化上没有解严，心理上没有解严。
叶：过去是对抗威权，但现在是蓝绿对立，非蓝即绿，确实是往前滚动，但是我们做为这一代的还是会愧疚。
问：民进党曾经自诩是郑南榕等民主先辈的承接者，但在执政后却遗忘与堕落，进而把政权交出，你怎么看？
叶：党的堕落 要集体担苦果
叶：这是粗心问题，民进党成立在郑南榕坐牢的时候，他出来后，一直扮演让民进党头痛的角色，政治人物一般都会选择平安的路来走，这是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但郑南榕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改造，禁忌的突破，就没有办法走在平坦的路上，而民进党应该带头做这些工作，当民进党没有做时，郑南榕就一直呼吁做为政治的改造者必须带领与突破。我也常在想，如果郑南榕今天还在，他会怎么做？民进党执政，我自己也是团队成员，这个问题让我来谈，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身边有一个诤友，就是郑竹梅，女儿支持我，但是也会讲不好听的话给我听，乍听时真的有些…
郑：没有，我觉得我提醒的不够多，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叶：八年沦落到把政权再度奉送出去，这是我们责无旁贷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集体承担，必须去检讨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是不是勇气不够？是不是有些话该说没说？是不是有些事该做但做的不够多？我经常反躬自省，总是很难逃避，我只能用一句话形容，我们必须集体承担这样的苦果，因为最后人民选择放弃民进党，甚至给予民进党最深的谴责。如果郑南榕还在会怎么做？我想郑南榕会做很多让人头痛的事，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不管人家会怎么说怎么看，他认为该做就会去做。
问：竹梅写父亲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郑：父亲远见 20年后仍受用
郑：为什么想写？动机很单纯，就像九岁时想写诗给爸爸一样。这二十年的变化，二千年民进党执政，2008年再度政党轮替，然后陈云林来，野草莓的运动，就是这样慢慢在心中发酵，觉得台湾的选举每次不论赢或输，总是会有另外一半的人会失望，本来这是民主的常态，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半的人这样心痛？好像我们期望的社会不是这样，当我看到这种难过，这让我更难过，所以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没能去解决？后来我扩大来想，其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我看到许多草莓世代的学生运动，居然很多成员是来自混血家庭背景的人，甚至来自深蓝的家庭，跟我们以往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的是我们这个世代有没有什么对话的可能？因此我用我的方式，想有一些参与。如果与我同辈的人想知道过去曾经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很高兴，当然我会有我的诠释权，这是一个诚实的东西，别人看过后也会有他的诠释，但就是让多一个人知道。
叶：竹梅这二十年其实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二十年后的今天，她想写一本书，写爸爸，为自己写，于是留职停薪，她就这样写了。这件事情与她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等于是对她生命来源的人去寻找他的足迹，把它记录下来。我满高兴的，她已经长大了。
郑：过去隐藏，因为不想诚实的去面对一些东西，现在时间拉得比较远了，已经二十年，觉得时候到了，也不知道最后完成的会是什么东西，但是就是一个开始。
为了写书，我开始第一次有意识的在阅读一些资料，觉得很有趣，例如当时的社论在呼吁“有热血有胆气就组党”，又如爸爸说，“有些新闻自由，对内不足以客观报导，对外不足以捍卫自保，既无以取得人民的充分信赖，又无以抵抗政治势力的侵犯，这是台湾新闻媒体的莫大悲哀。”对于中台关系，他认为“应该站在和平与平等的地位上，才有可能，因为和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些是写在二十年之前，但放在现在还是适用，不知道是他太先进？还是我们太没有进步？
问：台湾这二十年时而前进、时而退步，两位期待台湾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郑：社会的和谐对话很重要，是不是每到一个新环境，都要先试探蓝绿，才决定要不要做朋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有些共同的价值应该共有遵守的，例如国家的公权力不可以去欺压人民，必须让人民有主张的自由，即便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我会维护你的言论自由，不同政党倾向的人，是不是可以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叶：政治就是你的生活，很多人说不要管政治，但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的生活，我们这一代经过很多冲突与对立，下一代的生活很优渥，又没有经过压迫、被压迫、反抗、反反抗的时代，我会希望年轻一代去关心社会的变化，去监督不管哪一党执政的当权者，你选出了马英九，你就要监督他，就像我们选出了陈水扁，我们也要去监督他，这是公民社会的责任。我自己也反省，社会给政治人物太多的能量，给其他的太少，让我们的社会满畸形的。
郑：你是指公民社会的参与吗？现在年轻人的优势就是资讯发达，你可以在网路上使用一些工具去搜寻资讯，就可以知道选择是什么。
叶：对！透过资讯自由化后，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什么是价值？每个人的价值可能不同，你不能强加你的价值于别人身上，但有些价值是普世的，不分年龄、种族、肤色一致的，例如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不伤害别人的言论自由，年轻人应该共同去找到必须共同捍卫的目标。对于政治人物，就是不断监督，并且勇敢的讲出来。
因此，对于郑南榕二十年后的反省，在蓝绿冲突、社会撕裂的阶段，看看郑南榕的成长，他写的文字，在二二八那年出生对他的梦魇，他对台湾国族认同的清楚选择，他用生命捍卫这块土地人民该有做为人的尊严，包括牺牲我和竹梅的幸福去做了这个选择，这样的典范，后面的人如何善用这台湾人共同的资产？如何不去亵渎他？这对一个用这么痛苦方式选择死亡的人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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