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20年前的4月15日，中国改革的先驱者胡耀邦先生逝世了。为了缅怀胡耀邦先生，我把传记《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我的父亲刘绍棠》中的有关的部分提前整理出来。
1951年，北京《新民报》编辑晏明先生发现了父亲的文学才能，不到15岁的父亲开始在《新民报》上发表作品。1952年元旦，父亲的小说《红花》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团中央决定对他进行重点培养。自此，父亲与胡耀邦先生的交往开始了。
1. 最初的交往
父亲说，胡耀邦先生性情直率，说话不转弯抹角，好激动。他没有架子，不在意官称问题。在团中央，人们只称他为“胡耀邦同志”或者“耀邦同志”。父亲对胡耀邦先生极为尊敬，可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有时直呼耀邦如何如何。胡耀邦生于1915年，比父亲大21岁，完全是两代人。这样的称呼，也许是因为他让人感到亲切吧。
胡耀邦的知识面广，喜欢思考问题，思维有些跳跃。他喜欢和下属探讨一些感兴趣的事情，那些事情与工作并无关联。如果说有长辈和领导的特点，那就是他会突然问别人一个问题，听到回答后说：不对。其实是那样……
胡耀邦很少讲套话，喜欢直接谈论问题本身。他对父亲说：“你，……你应该在以后写出一本哈代的《苔丝》来！”父亲说，胡耀邦先生在激动的时候有些口吃。不等父亲回答，他又谈别的事情了。
父亲问过胡耀邦先生，您喜欢国内谁的作品呢？胡耀邦的回答很干脆：“我就是不看中国小说！”实际上，他是看过中国小说的，还与父亲讲过对一些作家的看法。“不看中国书”的观点，显然来自鲁迅先生。以后，我还想谈一谈这个问题。胡耀邦的本意，是小说创作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有一次，胡耀邦与父亲谈起旧书，问道：“你看过《御香缥缈录》吗？”《御香缥缈录》为慈禧太后宫中的女官德龄郡主所作，记录了慈禧的日常生活。在那个时候，至少是不能提倡的。
父亲说：
有一回，我跟他谈起孙犁小说，他没有读过，马上拿起电话把工作人员叫来，吩咐他立即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孙犁的作品。还有一回，我谈起美国记者根室在《非洲内幕》引用丘吉尔描描写坦桑噶尼喀维多利亚瀑布的一段文字，真是大手笔之作，他便问我丘吉尔的散文有没有中文译本，我说不知道，他说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也要查一查根室的引文。
胡耀邦先生不拘小节，也没有严格地管束父亲。父亲得罪了文艺界的领导，闯了祸，他一面训斥，一面又加以保护。以后父亲在大鸣大放中犯了忌讳，谁也救不了他了。
2. 1958年，告别
1957年春，父亲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他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分为策略性和纲领性两部分。他认为，纲领性的部分是应该坚持的，而策略性的部分则应该随着时代而改变。这篇文章，是父亲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
在离开团中央之前，胡耀邦先生与父亲谈了一次话。父亲在《难忘的谈话——怀念耀邦同志》中回忆了谈话的内容。
父亲说：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在哪儿站起来”
五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 “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二十年？五年的四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胡耀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人批判我的一些只言片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啊？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该分手了，胡耀邦先生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请求不要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当然，已经不可能了。
分手的时刻到了。父亲说：
他送我到小客室门口，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说：“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要补充的是，父亲在文革中提起胡耀邦先生转述的最高领导人的话，比如对右派是挥泪斩谡，比如“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深深地不以为然。他说，被打成右派，开始一直不服气。听到挥泪斩谡，感动了。现在看，哪有这么挥泪斩谡的？
还有一点，就是父亲转述的胡耀邦先生的话，我记得一直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父亲是在文革的时候讲这些事情的，那时我还小，以为胡耀邦的意思仅仅是希望父亲不要放弃努力，二十年后仍然会有所成就。后来从很多故事、小说、电影中才知道，旧时代就要被砍头的囚犯在被押往法场的路上，就时常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要是喊得好，还能够赢得路人的喝采。按照佛教的观念，人死后会投胎轮回，罪孽不大的人还会转世为人。而二十年，正是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所需要的时间。胡耀邦经历过血与火的年代，他的很多战友喋血沙场和刑场，我想他应该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喊。在不同的情形，“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可能是认为自己冤枉，可能是表示不屈服，也可能是表示如果活着，还要再接再厉。从整个谈话来看，胡耀邦不可能走得那样远，不过他认为父亲是冤枉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他以后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同情右派是非常危险的，只有那些能够称得上好汉的人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
不知是远见还是巧合，父亲从被划为右派到改正，用了21年。
3.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
1961年底，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1962年4月，胡耀邦先生又找父亲谈了一次话。对于这次谈话，父亲没有做过详细的回顾，只记下了“1962年我摘掉帽子，他在跟我谈话时要我像司马迁那样发奋写作”。父亲希望能够去北京师范学院教书，胡耀邦就打电话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先生，请求他给父亲安排工作。但接着就赶上了精简下放，事情耽搁了。
1963年，胡耀邦先生调到陕西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时，团中央建议父亲去汉中秦腔剧团工作。由于生活和创作上的考虑，父亲没有答应。以后能够找到的工作，有些是临时性的，有些要去外地。在那时，父亲已经显现出乡土作家的特点，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北京。客观地说，当时父亲找工作难有政治上的因素，有经济环境的因素，也有父亲个性上的原因。
父亲没有找到一个单位，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也避免了以后可能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受到冲击，保持了作家的独立与个性。
1963年4月，父亲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短片小说《县报记者》。虽然很多年没有写作，《县报记者》还是很生动的。发表父亲的小说，是一个政治和政策姿态。同时也应该承认杂志做得很认真，甚至很真诚。
对于右派摘帽问题，有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举动。我认为，这是一些领导人在困难的条件下试图减轻反右运动后果的一种努力，是应该肯定的。记得父亲转述过陈毅元帅在摘帽大会上的话，记不清是父亲亲耳听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这么大的运动，让那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一直认为，除了探究大的是非之外，弄清楚一些具体措施的得失也是有价值的。这是不仅一种公正的态度，而且有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工作中保持务实的精神。主张减轻反右运动后果的人，与那些不断制造运动的人显然是有区别的。
在这几十年里，最大的悲剧就是只要情况稍有好转，下一轮的折腾就开始了。我还要指出，改革也没有走出这一套路。
随着三年灾难的结束，经济开始恢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被提出来了。父亲不但无法找到工作，靠写作生存的希望也破灭了。
4. 文化大革命中的怀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父亲以接受改造为名，回到家乡躲了起来。在艰难的时刻，他经常回顾与胡耀邦先生的交往，回顾与他的教诲。可以说，这也是让父亲能够度过艰难岁月的一种精神力量。
在谈到有些干部爱摆架子，说话喜欢拉长声的时候，父亲总是说：“他是什么大官啊！那时候耀邦同志……”父亲说，耀邦同志处事感情色彩浓厚，不摆官架子，为人热情，说话直率，爱憎分明。他对人很关心，但对不喜欢的人没有什么话说，不过也不加以刁难。
有一次，父亲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胡耀邦的罪行：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突然天降大雨，一位年青的警卫战士给她披上了雨衣。这位旗手毅然脱下雨衣，把它披在了身边的红卫兵小将身上，全场顿时欢声雷动。有人对此非常感动，而胡耀邦听到以后却说，这个女人当过演员，知道怎样博取廉价的政治资本。父亲说：这话像是耀邦说的，说话的口气象。再说按照耀邦的经历和个性，他是看不上江青的。
当时父亲为胡耀邦先生的安全担心，不过他也有这样的判断：像胡耀邦这样一直在军队中打仗的干部，还不至于被彻底打倒，不至于有人身上的危险。由于对上层的事情有些了解，父亲说过：高岗所说的“军党论”，也就是有军队里的党和白区的党，反映出部分的真实。以往在各种运动中被彻底打倒的人中间，白区工作的人多，军队里的人较少。父亲说，高岗的错误，在于他把自己当做正统了。当然，反例也是不少的。
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胡耀邦先生离开五七干校，到科学院工作。那时，亲友希望父亲给胡耀邦先生写信求助。父亲说：先不要写。耀邦现在工作很艰难，对57年这么大的事情也做不了主，不要打扰他了。
5. 1977年，通信
1976年10月，江青等人被逮捕了。以后，父亲托人给华国锋先生送去信件，没有回音。不久，胡耀邦先生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父亲说，现在可以给耀邦写信了。
父亲给胡耀邦先生去信以后，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以下是信件全文：
绍棠同志：
你要求我为你转的信，我送给了华（国锋）主席的秘书。我写了几句话，请他看看你的信后，再斟酌如何告华主席。
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20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忍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这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个真理吗？这不证明犯错误有两重性，“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有一个真理吗？
你给华主席、党中央的信上，我似乎察觉到你想问问，对于你的那个长篇小说组织上将抱什么态度。我先来试着解答你的请求。我不清楚你写得怎样，无非是三个情况：一是毒草，二是一般的东西，三是很好的香花。第一条我估计不会的，但第二和第三都有可能。怎么鉴别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呢？这不能靠组织扶持、介绍，而是靠广大读者去鉴定。多少年来，不只是“四人帮”，“四人帮”以前的错误路线也是采取人为的（少数人）褒贬法，把毒草当香花，把香花当毒草，不都是破了产吗？因此，你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请求什么名人来吹捧、介绍，而是要请普通读者、青年评定。如果评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无望，索性重来。如果你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或几份革命的精神食粮，你就要决心奋斗下去，直到人们公认你是真正创作了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精神食粮才算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
你说不想离开农村，生活也很不错。我不全信。不过，这实在是为人民做好事情而不可不避免的遭遇。我不能再说别的。如果还要说，我只能说，我是确定无疑地看不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强国了。而你，还是41岁的人，就绰绰有余，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前景啊！我也很忙。一般星期天在家。（城里）你愿来，欢迎。
胡耀邦
1977年6月8日
我记得胡耀邦先生的信写在了稿纸的背面，用大致2B的铅笔写的。父亲说，这是有些领导人的习惯，写起来比较省力。
父亲很激动，读了这封信。信件一开始虽然就对父亲做出了肯定，但用词还是谨慎的。在结尾，胡耀邦先生的个性还是忍不住显现出来：“你说不想离开农村，生活也很不错。我不全信。不过，这实在是为人民做好事情而不可不避免的遭遇。我不能再说别的。”父亲说，耀邦激动了。
最后的几句话，表现出胡耀邦先生人格的伟大：“如果还要说，我只能说，我是确定无疑地看不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强国了。而你，还是41岁的人，就绰绰有余，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前景啊！”
再加上一点多余的事情。以后恢复高考，父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保险起见，我还让单位把这封信拿给招生委员会去看。还特别叮嘱，私人信件，看后要退回。
我还要感谢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反右以后，北工大收留了不少受到牵连的大学生做教师。1978年，又接纳了我。以后，还录取了文革中有争议的黄帅女士。这种近乎有教无类的传统，是值得赞扬的。
6. 1978年，会见
1978年秋，胡耀邦先生吩咐父亲到家里会面。回来以后，父亲叙述了会面的全过程。
见面以后，胡耀邦先生开口就说：“我从来就不认为你是右派！×××、×××也不是！”我记得说的是林希龄和谭天荣，但不敢肯定了。只记得当时吃了一惊，这不是公认的大右派吗。
父亲提到了57年分手时胡耀邦先生的那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胡耀邦仰脸想了想，“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中午，胡耀邦留父亲吃饭。席间，夫人李昭女士也说：“你这个人，就是随便说话。还有，不管是谁，跟什么人都来往。”父亲那时还是摘帽右派，他说，听到以后有些坐不住。胡耀邦说，“我是政治家，不搞那些小玩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领导方法的不同。胡耀邦先生在事情还没有眉目的时候，就说：“我从来就不认为你是右派！”我还记得，陶铸先生的夫人以及女儿陶思亮女士在电视上讲述陶铸冤案平反的经过。会见邓小平先生的时候，她们讲了许多，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没有表示态度。一个月以后，陶铸平反了。
那天在座的还有一位驻埃及使馆的武官。他对胡耀邦说，埃及需要很多外援。胡耀邦说，那样不能长久。
还有一位原来的部下求见。胡耀邦眯着眼睛问：是吗，你是多少纵的？部下说：是几纵的，来见老首长。胡耀邦先生问了几句话以后说：好吧，回去好好干！
那时正时兴读《拿破仑传》。他谈起拿破仑手下的一员骁将，屡建奇功，封为亲王。此人在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班师回国，拿破仑亲自到凯旋门迎接，20万民众夹道欢呼，此人却面无喜色。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真正的骠骑兵是不应该活过30岁的，我现在已经34了。”胡耀邦先生谈起此人，激动地挑起大拇指说：“这个家伙，才算个英雄！”
父亲回顾的时候说：“手头无书，名字忘记了。”以后还要核对。
胡耀邦先生说：赫鲁晓夫比斯大林高明，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高明！他解释说，斯大林把政敌消灭，赫鲁晓夫把政敌搞臭，而勃列日涅夫则是让政敌无声无息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他接着说：“不嗜杀者王。”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孟子进见梁襄王，出来后，对人说：“（梁襄王）远远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见了我后）突然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天下安定在于统一。’‘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对他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
胡耀邦先生的这些话，体现出仁政的思想。在历史上，“能一之”的往往不是孟子所希望的“不嗜杀人者”。但是，作为统治者，应该做到不嗜杀。遗憾的是，今天的各路学者，还在为历史上众多的嗜杀者张目。
父亲说：“耀邦同志对人宽容，待人宽厚，不记仇，不整人，讨厌打击报复；他认为故意整人和打击报复也是‘嗜杀’的一种表现。”
7. 惦念
自1978年的会见之后，胡耀邦先生公务繁忙，父亲也忙于写作，两人没有再见过面。父亲常给胡耀邦先生写信，出版的新书也一定要寄去一本。
1980年2月，胡耀邦发表了《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父亲很赞同这个讲话。由于先得到讲话的内容，还向很多人转达过。还有一个插曲，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气氛的宽松和胡耀邦先生的宽厚。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在提出批评之余称当时的青年剧作家沙叶新先生为”当代的曹禺、田汉和莎士比亚”。而沙叶新针对批评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标题是《扯淡》。父亲知道了，也没有太多的看法，只是说：“这么说话啊……对领导，对长者，应该尊敬一些。”
又一次，不知是胡耀邦托人带话，还是别人的转述，胡耀邦说自己“每天处于激动状态”。这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提到应该“每天处于激动状态”。
还有人告诉父亲，胡耀邦先生工作劳累，全靠一支又一支烟顶着。当然，是否这样还有待核对。当父亲听说胡耀邦先生在腰上挂着一个计步器，把走路作为锻练时，也买了一个计步器。那时我年轻，还觉得中年人的举动有些奇怪。
8. 分歧
父亲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对领导，对朋友也不会什么都同意。以后，父亲对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疑问。回想起来，其中有对的，也有错的。
父亲不反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明白当时的个体户现象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不过父亲认为，应该协调好各方面的事情。为了节省不多的钱，造成文艺、科研的滑坡是不值得的。父亲特别认为，不应该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金钱为导向。
父亲反对在改革中抓典型的做法，认为这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作风。父亲多次说过，搞西服村、电视村不是实事求是。
那时，有一个“修瑞娟现象”。 有报导说修瑞娟女士在科研中受到压制，以后修瑞娟得到了领导的支持。父亲听到过正反两种说法，他没有就这件事情明确表态。他认为，认为学术和科研上的事情最好不要由媒体和官方干预，尤其是不要先入为主，不顾事实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
在反对婚姻“第三者插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博士抛弃护士妻子”的案例。父亲了解一些内情，他说，不要过于依赖舆论和法律处理第三者问题。他还说，即使要管，也要根据事实，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先入为主，是他常说的话。
父亲认为，即使是正确的措施，也要注意细节问题。应该看到两步到三步，起码要预见到一个政策马上会引起的问题。对改革中的问题，父亲认为，是“行政能力不够”。他解释说，周总理办事的时候，一定要预先考虑应对接着要发生的事情。
父亲最有远见的观点，莫过于反对当时的工资改革方案。他反对在各行各业引入行政级别，指出建立官本位制度是很危险的。以后，他多次讽刺“处级和尚，科级尼姑”的怪象。
父亲还反对过提拔领导干部子女的做法。为了让本文不被删除，这里从略。
父亲对胡耀邦先生周围的一些人有所微词。
作为泛泛而谈，父亲说过，应该研究王安石变法。他说，急于求成就容易急躁，急躁就会任用小人，下面就会作假。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情，只是觉得能力不够。令人欣慰的是，易中天先生为此写过文章。
父亲也有一些保守的地方。比如对文艺自由的理解不够，对有些新事物不够理解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的有些文章在表达上用词陈旧，不容易为人所理解。
父亲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就是看问题不简单地以革命与反革命，革新与保守以及新与旧为依据，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较早地认识到革命与反革命，革新与保守以及新与旧都是中性的事物。以后，我把他的一些看法展开，经常得到好评。而就是论事的习惯，让我能够不去跟风，又有很多可以写的题目。
9. 做官问题
1984年，父亲听说上面要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父亲认为，作家应该专心写作。以前，他也说过文人做官大多效果不好。他还认为，由于个性所致，自己尤其不适合做官。于是，他给胡耀邦先生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只做专业作家的想法。
因为是听说，也有一些根据，加上父亲不想做官，所以核实似乎就不重要了。家人一直中性地看待这件事情，不认为里面有什么超脱或者不识抬举的问题。
近来，一位作家说，有一个姓刘的作家那时哭着喊着要当部长。因此，我们需要把事情说明白一些。研究父亲生平和创作的学者郑恩波先生写过《终生不入仕途的刘绍棠》，可以作为参考。
至于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父亲的这种举动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以后，父亲听说有人在胡耀邦先生那里说过什么话。我感到，他们之间有了一些隔阂。
10. 1989年，永别与怀念
1989年4月15日，电视上突然出现了胡耀邦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先是震惊，然后就陷入哀痛之中。
我和妻子前去胡耀邦先生家中吊唁，见到了胡德平先生。在吊唁簿上，我替父亲签上了名字。我写下了这样的话：“人民之友 自由民主之友 胡耀邦先生千古”。
胡耀邦先生逝世以后，父亲就在病中动手写回忆，记录下难忘的友谊。
11. 遗憾
后面还要说，父亲与胡耀邦先生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不愿意给友谊加入功利性的内容。因此，他与胡耀邦先生也小心地保持着距离。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父亲在坚持基本准则的前提下，还应该想到对友谊的更高要求：帮助友人成就他的事业。领导人也是孤独的，甚至可以说更加孤独。因此，领导人也需要与友人的交流。至于没有个人目的的朋友，就更需要了。
我这样说，不是认为父亲应该扮演帝师的角色。父亲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且从来都把胡耀邦先生当作导师。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从戴高乐到密特朗的各位总统都与文学家是朋友，不时与他们交谈。这种不涉及个人功利，甚至不影响政策取向的领导人与各阶层的交流，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机制。
如果父亲能够与胡耀邦先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我相信他会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负责任的忠告。父亲不适合做官，但他在有个性、有创建之外，还有稳健和务实的一面。我更加相信，如果能够见到胡耀邦先生，会使父亲能够增加革新的一面。
12. 君子之交
在这里，我无意神话胡耀邦先生。我深信，指出一些不足，符合胡耀邦先生的意愿。同时，我也无意美化我的父亲。历史就是历史，父亲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在这中间，当然包括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父亲与胡耀邦先生友谊是真诚的，非功利的。
胡耀邦先生看重父亲，主要是因为爱惜人才。作为领导者，他在支持和保护人才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甚至不是为了在工作上取得成就。以发现和保护人才为荣，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优秀传统。父亲被划为右派是冤枉的，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父亲和其他一些文人的举动也给胡耀邦先生增加了压力。胡耀邦先生在文革遭到批斗，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对此，他从来没有埋怨过，另外，几乎没有听到过胡耀邦先生谈到过自己的遭遇。
在反右运动中，胡耀邦先生无法扭转局面，甚至很难说他完全不同意反右。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曾经看重的下属和朋友，尽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可以说，他是一个无私的人。
在父亲这一方面，他把胡耀邦先生视为导师和朋友。父亲珍视这种友谊，不愿意给友谊加入功利性的内容，不愿意把友谊当做谋取利益的工具，更不愿意给社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父亲是一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他已经给胡耀邦先生添过不少麻烦，在诸如平反的问题上也求过他。不仅如此，父亲与胡耀邦先生的关系在事实上也给他带来了便利的条件。父亲有着高尚一些的情怀，而说得直白一些，也有诸如本分、知足和面子的因素。我认为，本分、知足和面子是很多美德的基础，是不可以轻视的。父亲有着农民的倔强，有着旧时代士大夫的清高，这些都是当今知识份子所缺乏的。
自1958年以后，父亲与胡耀邦先生见面不多。无独有偶，父亲和另一位良师益友孙犁先生也只见过两次面。有这样一种友谊，两人不常会面，却经常想到和提到对方，并且在对方的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样的友谊，就是君子之交。我想这样说，父亲与胡耀邦先生的关系，是那种在春秋时代才能够见到的友谊。
13. 结论：父亲的话
最后，引用父亲的话作为结论。
关于与胡耀邦先生的友谊，父亲说：
满腔热情地爱护青年，保护虽有严重缺点但仍有可取之处的年轻人；耀邦同志一生如此，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不认为耀邦同志多么喜欢我，他一直说我最大的毛病是骄傲。
我想，在他眼里，我的可取之处可能一个是创作上努力进取，一个是从没有向他开口谋取私利。
关于胡耀邦先生，父亲说：
全党全国有多少人从耀邦同志身上得到温暖和动力，人人都知道他热心肠儿，好心眼儿。人民感谢他，亲近他，人民也觉得命运亏待了他。因而，人民在他逝世后，以最深情的方式给他以殊荣。
2009.4.24.(//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