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4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好！我们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洛杉矶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请讲。

黄女士：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告诉你谁有精神病，就是政府的公、检、法，司法欺诈、司法不公、欺压百姓才会逼百姓去上访，这是政府有病，不是百姓有病。我是美国公民，我现在不是告开发商，我现在告中国政府的公、检、法欺诈、司法欺诈，司法不公。现在告到他们的国务院，再告到他们的领事馆，我要告他们告到底，他们还是不解决，就告到美国领事馆去。

因为现在的中国司法太恶劣了，都是在欺压百姓，你看他们公、检、法那种欺诈的手段有多少？连粗话都可以骂出来。讲话都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根本都是一堆地痞流氓，可以这样说。我现在告他们司法欺诈，司法不公，司法欺压百姓，不只是为我，我要为百姓、为所有的人来告这个政府。

主持人：谢谢黄女士。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话题是“谁有精神病：政府还是访民？”那么这个话题是怎么引起的呢？是北大一个叫孙东东的教授，他把99％的老上访户称为“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结果此言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和抗议，连日来有很多访民都到北京大学门前去抗议，很多人也被政府抓去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发表您的意见。您怎么看中国的上访制度，您认为中国的访民应该怎么来维护他们权益？另外，您如何看待这一次访民们的反应？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中国大陆的免费号码是4007087995再拨8991160297。我们也欢迎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通过SKYPE和我们联系，SKYPE的地址是RDHD2008。

刚才洛杉矶的黄女士谈到了她做为一个美籍华人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她所体验的和中国的公、检、法打官司和打交道的经历。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孙东东这个人是北大教授，按说在中国也算是个精英阶层，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呢？

胡平：今天我从网上看到袁红冰先生说，他过去在北大法律系的时候，他和孙东东还算是同事，在89民运的时候，孙东东还非常积极投入去支持学生。那么孙东东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在六四之后，中共一边施以高压，一边施以物质利诱，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背弃了原来的立场，不但对当局种种错误的做法不加以批判，反而去迎合，甚至去充当帮凶。

那么孙东东说这样一句话，他这个话是发表在媒体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我们可以想像当这些官员们在一起讨论有关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持这个观点，他们在里面大概已经说惯了，只是不小心说到外头来了，其实有些话在外头是不能这么说的。这么多年来，官方对访民的态度是那么恶劣，那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需要替自己作一个辩护，所以这些专家就投其所好，就说，对，他们就是精神病，就该这么对待。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想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官学勾结”，一些人以学者专家的身份，不顾最起码的学术基本伦理，也违反最起码的人道、人性的原则，谈出来的实际上尽是迎合权势的一些主张。

因为现在中共当局一方面自己做了很多坏事，另外一方面，它们内心里现在还是不踏实，所以要去问问专家，而这些专家本来就是它们收买的，就投其所好说这些话，于是它们心里就踏实了，说你看，连专家都这么说了。当然它这是自欺欺人，你自己找自己人再替你自己作辩护。

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一种“官学勾结”，造成很大的危害。一方面正因为有专制的制度，有这么一些恶劣的官员，所以才会有一些学者去卖身投靠。另外，由于这些学者去卖身投靠，使那些官员的良心自责与不安变少了，变淡了。

你想想看，现在这些当官的人，说起来都是我们的同学，同一个餐室吃饭的，同一张书桌睡觉的，当初没有那么坏啊，怎么现在变得那么坏，很多伤天害理他居然做的出来，你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包括孙东东也是，89年的时候，你都那么的积极支持民运，可见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嘛。所以从孙东东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反思更大的问题，进一步的思考，去研究这么一、二十年来，整个世道人心的败坏，首先就是从这些人的败坏而带起来的。

主持人：这也是一会儿我要问您的问题，我记得您写过一本书叫《犬儒病》。我想问一下杨景端杨医师，像刚才胡平先生所说的，孙东东在六四的时候，他也支持过学生，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我想做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应该也知道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个人的品格和信誉对于他的学术，他的生涯以及对人的后世留名也都是很重要的。那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让外面很多人看来都觉得不可理喻的言论呢？

杨景端：我觉得刚才胡平先生分析的已经很透彻，现在这个所谓中国精英群体，他们已经不能够起到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的作用。对政府、对社会不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也不能做为一种自由精神的代表，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他们做的是相反的，就是成为权势的鼓吹者或者是帮凶。

其实你仔细看孙东东，他这不是第一次为政府讲话，而刚刚胡平先生说了，因为现在上访已经不只是为了解决访民的问题，而变成了访民表达自己，向社会呼吁的一个手段，因此他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东东出来发表这样的言论，那是因为当局有这样的需要。

那么您仔细再看一看他过去的言论，当三鹿事件出来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危害社会的事件，孙东东的言论是什么呢？“三鹿的事件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政府的处理非常得当”，这就反映了他不是第一次，他完全是跨越了自己的专业和领域，成为一个像过去文化大革命时的御用文人了，是为政府的各项政策来作辩护的人。

当然我也在想，孙东东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当然可以。在中国大陆，像北京大学法律系有一个贺卫方教授，他就选择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当然他得到的待遇就是被流放到石河子去，到新疆去教书。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对中国整个民众来说，对中国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我曾经谈过，在中国社会，人为了生存会患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下来，不得不认同这个迫害人的人，不得不认同权势，因为他只有跟权势勾结在一起，他自己才觉得最安全。

那么我觉得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对他这样一个级别的专家来讲，在今天的互联网社会，信息非常流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不具备得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一个选择。当然我希望孙东东教授能通过这次事件情有所反思，希望在这以后他能多为弱势群体，为老百姓说话，甚至为国家的未来多操一点心，而不是为当权者和权势者去辩护。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视频：【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谁有精神病: 政府还是访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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