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7日讯】 控江中学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这些意见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问题。

5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他们的诗《是时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传颂开来：“青年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只火炬，烧毁人间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烂，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什么有无数墙壁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什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内就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被斗错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后一点:肃反斗错的人，为例：西语系顾文选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搞肃反运动，他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他说：1949年他15岁，他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入了团。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连续斗他几天，他仍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欧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关了四个月。他认为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说，监狱内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事实，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他在大鸣大放中申诉了肃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鬼话，结果，回答他的是，又划为右派，又一次打入监狱，屡经曲折，于文革中被枪毙。12在这一点上与笔者的经历有一部分类似。笔者在前面已点到在肃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说，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很阴险。”所以，我在劳改中要从垂死中挣扎过来，就是为了能到后来给控诉中共的罪恶多留下一个活口。这就成了我后半生的人生意义。我和别人所经历的事实表明，共产党为了证明他错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来捍卫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说:“不服教师挨死打”。当我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后，有一次领导跟我谈思想问题，说“别的右派得到改正后，都表示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为党工作几年。没有人像你一样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像是党欠你几百大钱！”我说：“邓小平，胡耀邦都说过，‘要讲两句话。’‘我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这只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话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

“你这个人，右派本性未变。”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文彻赫恩的划右派及其整个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论点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后裔，上中学时就跟随共产党闹学潮。他是这样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觉得国民党腐败，人民起来反对它。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最为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想我为共产党坐过牢，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有功之臣，共产党一定不会亏待我的。”“我有几次去台湾的机会都自动放弃了，坚决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后来他又参加解放军，卖命为共产党打天下。）谁知，这竟成了我终身遗憾的大错。”13文彻赫恩的遭遇是这样的:

首先，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无中生有地栽赃个小集团“105乐团”。

“某天中午吃饭时，广播开始，首先播放东方红歌曲，然后，广播人___我班同学曹宇文说:‘请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饭厅，听完广播再走。’接下来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级）文彻赫恩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伙在学校散布反动言论，煽风点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最后一句话:‘文彻赫恩是皇帝子孙，快快坦白！’……每个人都盯着我看。”14

“软硬兼施，逼、供、信、诱供，什么手法都用尽了”。斗他“小集团”，他始终没有承认，但后来划他右派时仍算一条；斗他的“反动言论”，后来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论:

第一个问题:攻击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问题。我的原话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趁机侵入东北，拉东北的机器、物质和粮食。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来有九个高炉，被苏联拉走七个。苏联红军不但抢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强奸中国妇女。当时东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头，白天不能出门，怕碰上红军，甚至有的苏联红军女兵还强奸中国男子。”我承认讲过，但不是造谣诬蔑，是事实，不信可以问问东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团一次为我们作报告时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地点在北京朝阳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的，说:“领导叫我们一面倒，倒向苏联，那为什么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拉我们工厂的机器和物质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苏联红军干的，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兵干的。机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机器有毛病坏了，是苏联老大哥拉回去帮我们修理的。”而事实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这样回答，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我对苏联有看法，从历史上看，在沙皇时代，俄国人对东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不走。虽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至于苏联专家援华，我也有想法:“苏联专家在我院教学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没有去世的学生，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里涅夫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可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老师几十倍！我认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们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关于污蔑党团员和丑化党团干部问题……15

（被打成胡风分子或集团的人，很多给斗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文彻赫恩是单身一人，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于1957年春，总算平反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肃反中被诬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过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难于躲过十五。）

其次，共产党整风，号召对党提意见，“后来竟规定每人必须写20张大字报。我心里琢磨着:共产党觉悟了，改过了，讲民主自由了。他们过去一贯强奸民意，一言堂，独断独行，剥夺了群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个人权利。这回来争取群众意见，看来态度倒是虚心诚恳。许多同学都叫我提意见:‘你受过那麽多委屈，也该出出气了。提！有毛主席撑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见早就提过了，而且都写在检查里了，我没有新的意见。’其实我刚被斗完没多久，才平稳下来，哪还敢再提意见？还是少说话为妙。随便他们怎么动员，我就是一言不发。大字报的纸都摆在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写！

“不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学大楼排练厅开反右动员大会，由党委书记苏坤作反右报告。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鸣放时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的人。我心里想，当时你们去征求意见时，称赞这些人是好同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怎么今天一翻脸就什么都不认账了？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给这些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说他们有意向党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没想到最后还是把我点出来了:‘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在肃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揪出来了，……这种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分子！”16

最后，他劳改了，详情请看《苦难的历程》。这里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劳改期满后，结婚过日子，劳改队的管教员强奸了他妻子，“反而被他们诬陷说是夫妻俩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为逼他承认，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劳动量，晚上还要开会斗争他，作“喷气式”，打得遍体鳞伤，打掉牙齿，打昏过去，“一共斗了我八个月，240天，一天没拉。他们像饿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脸打得变形，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17

在北大学生的鸣放中，物理系的谭天荣是被毛泽东称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贴出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的统治下面已经面临毁灭，一些着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这篇署名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人民日报6月28日；7月4日又载：）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据费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上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人民日报7月4日）

王书瑶写的《从史达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抨击“党天下”，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达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对这个问题，年轻的王书瑶比年迈的邓小平看得更正确更彻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产党不反右，你邓小平就可以避免两次被打倒，也不会饿死4000多万中国人，也不用经历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一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当年你口出烂言:“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你胜利了吗？毛胜利了吗？党胜利了吗？如今你又说“必要的”，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20年！真是俗话不俗:“虎走千里总吃肉，狗走千里总吃屎。”）

杨路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他在那时就讲出“普适价值”的意思）

正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定稿中，把民主规定为手段的。虽然他原来是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云覆雨，乃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

王存心说: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略谈“五．一九”》）

王国乡的一份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把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说得简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后邓小平才也这样说，可当年他却是把如下言论都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言论的:“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

学生鸣放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辩论会上发表了演说（连在本校，共发表了五次）。她说，原本对斯大林看法是通过看电影、书报，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简直是毛骨竦然，怎么肃反能对自己的战友滥杀500多人呢？怎么社会主义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主义制度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错误大部分受封建主义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又说“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说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沬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她认为，只凭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说胡风是反革命证据苍白无力。她的演讲，不时为师生的阵阵掌声所打断。

6月30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中说：“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当时我在中学教书，一位比我梢大点的王姓青年教师，告诉我人民大学斗林希翎的会场情况:“林希翎提出要跟他们辩论，他们哪里是她的对手？不光是知识、才华、口才不是对手，她指出的违法乱纪、‘三害’事件都是经过调查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下面一再往上递条子:‘林希翎:支持你！’他们辩论无词，场面尴尬，光凭嗓门高，乱起哄:‘打倒林希翎！’”王老师眉飞色舞，我认为他有正义感，不料，到反右时他上前就揭发我说过:“刘书记是菜包。”我校刘书记的确是个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当时却说得更凶:“什么菜包？是熊包！”他说给我的所谓“右派言论”多了。当他一直揭发我。气得我不行时，我冷静地想:“你要亏心你亏心，我不来这一套。共产党要的正是知识份子都来这一套，他好渔翁得利。”所以我对他是来而不往，让他倒是侥幸跺过了这一劫。

还来说林希翎的演讲，她说“基本一致”，“从胡风处抄来的”也好，说“证据苍白无力”也好，说明文艺界，甚至各界知识份子都当真把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作美好的远景。毛泽东看准了这点，就把双百方针当作给知识份子的诱饵抛了出来，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他住班房是因为他搞秘密团体。”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团体。”虽然心存怕钓鱼的顾虑，但经不起毛的“猴不上竿直敲锣”，终于连饵带钩一并吞进鱼腹。之后，你再“腹诽”，说“毛泽东你不仁！”也只是徒唤奈何了。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当时大学之间的串联很叫校长感到头痛，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林希翎反驳说：我校学生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根据笔者的记忆，当时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大意是这样说的：共产党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学生要闹事，就要让他闹够，问题暴露了，领导的问题由领导负责解决，暂时没条件解决的，要解释清楚，学生的问题，要说服教育。对闹事的头头，不要开除。。。。。。我当时直觉到，毛主席的胸怀、气量，多么仁慈、广阔！谁知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单用指出处理湖北汉阳县一中学生因为毕业后大部分不能升学，发生了800多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例，足可说明。8月5日新华社报导：湖北省汉阳县最近在蔡甸镇举行了群众大会，揭发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学校师生）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的暴乱事件。9月6日在蔡甸镇举行了有一万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杨松涛等四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１３，文艺界追求人性复归，把矛头指向《讲话》

毛泽东用阴谋和公安手段，背信弃义，滥杀无辜。我说的“无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认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们为此事作出决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谢党的平反之恩于地下了。从教育思想讲，这是推行他“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阶级斗争工具的奴化主义教育思想。他要消灭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权的和尊重主体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样的思想来对待文学艺术。这在反胡风及其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得到了恶性地展开。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很强烈的主体精神。毛泽东说他有“可杀之罪”，只是认为“杀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当斩？“胡风分子”诗人绿原在《胡风与我》一文中这样概述他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互别苗头：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新文学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鸣大放中对文艺方面所发表的意见，是和胡风一脉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把矛头对准《讲话》，认为它是扼杀文艺生机的利刃。例如，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见。什么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方向（用瞒与骗唆使工农兵去卖命），服从一定时期所规定的任务的文艺工作一元论定位（即作“齿轮和缧丝钉”），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批评（甚至疯狂到，有时是“政治标准唯一”。），杜绝“人性论”（否认人类统一的人性，只承认“阶级性”），对共产党只能歌颂光明（对资产阶级才能刻划黑暗。不歌颂共产党的功德，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蟗虫），要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什么教条主义？就是把《讲话》拜作图腾。所谓右派文艺观点，基本上是反<讲话>的观点。这表现在文艺思想理论，创作实践和组织工作三方面。

让我们从电影的锣鼓敲起。中国的大鸣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钟惦?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却是在1956年12月15日发表于《文汇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所以，也可以说它是鸣放的开台锣鼓。锣鼓是这样敲起的：《文汇报》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就着电影没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连广告费都收不回）的问题展开讨论，记者姚芳藻采访了钟惦?。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电影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化，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在展开讨论中，《文汇报》发表了近50篇文章。导演陈鲤庭提出：“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实际上，导演也只是按着<讲话>照本宣科的演员，真正的导演是党委书记（毛是总导演是用不着说的）。导演孙瑜要求尊重观众，尊重导演，尊重艺术。他说：“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导演吴永刚在文章中指出：“政论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的观众接受呢？”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钟惦?，作为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被《文汇报》约请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这便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电影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着名电影艺术家的汇集之处。经过七年的岁月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群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24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为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甯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

这番锣鼓声聒噪火了毛泽东，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批判：“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湖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欣赏这篇文章。”

“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一个铁定的公式，谁也不能违反。56年钟惦?违反这一点，受到毛的批判:57年谁违反这一点谁当右派。从毛泽东，刘少奇直到乡村基层干部，从上到下，众口一词：“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时常扳着手指说教，成绩与缺点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即便饿死几千万人，成绩仍然是基本的。彭黄张周们违反这一点，他们就株连了300多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农民用干部开会作报告的腔调，耍贫嘴道：“成绩是基本上的！蛋（但）有缺点，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当时面对的是包括他们亲人在内的饿殍遍野，村里饿死的人都没有人去埋了，面对如此悲惨世界竟还能发出这种黑色幽默！难道这就是阿Q们发泄愤恨的方式？

在全国正式反右派几个月之前，钟惦?已被钦定为右派了。《文汇报》8月4日发表了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的文章《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论点》：

“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总之，钟惦?之故意把工农兵方向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串在一起，决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缺点，而正是为了把工农兵方向连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艺理论方面最为有系统，有份量的，要数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的思维方法是上前就与《讲话》唱对台戏的。因为它是从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所规定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点出发的。可是，在《讲话》中毛是这样说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而我则认为，别的什么事如果可以“不是从定义出发”的话，那麽，“我们讨论问题”则是绝对地应当从定义出发的，这是一条逻辑规则。即以毛上述的话为例，是他先从“实际”，“定义”，“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之后，才说出“不是从定义出发”的。否则，说者和听者就都将陷于五里雾中——“应当从x出发，不是从y出发”，如果你不首先对X、Y加以定义的话（当然，“心照”就甭“宣”了），那麽，你所云者何？一句话说绝，理论思维必须从定义出发。但，如果定义是错误的，则应首先把错误纠正过来，这还是从定义出发。因为正确的定义就内涵着“合乎实际”这一规定。不紧扣从正确定义出发的讨论，必将引起混乱；双方对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义的讨论，一定会是“裤裆里放屁——到两叉里”，鸡同鸭讲，无共同语言；违背正确定义的讨论，一定是胡说八道。民谚说得好：“先明后不争”。这一句话可理解为，先明确定义，在讨论问题时就不会引起无谓的歧义的纷争了。像毛这样的违反逻辑常识的错误，不但没人敢指出，而且还必须当作图腾来崇拜；这使我想起，邓小平为吴晗碑亭书写的“吴晗亭”中的“晗”字，多写了一点，把口上的“今”字写成了“令”字。我在报上看到时，脱口而出:“怎么旁边的人就不随时指出这个笔误？”“谁敢？”没有人敢，于是这个错字，便像征着邓小平的威风而百世流芳了。有兴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风”依旧？

秦文说：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麽，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像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像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像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像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麽，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探索，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着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

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和艺术标准必须统一。（我认为，只有在政治理论与政治行为中，才是“政治标准第一”，如果你要求刘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有艺术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坚持必须“艺术标准第一”，那麽，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比如齐白石画虾，不是“艺术标准第一”而是“政治标准第一”。而且对违反者严惩不怠，我说，这就远甚于混蛋了！）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份子呀，不应该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去的题材”不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

姚文元为批秦兆阳，云里雾里写了三万多字，不见真货色，唯有帽与棍。什么“修正主义思潮”，什么“不要马克思列甯主义”，什么“没有政治立场的‘写真实’的虚幻性”等等帽子。同样，他对江苏省一些青年作者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想组织一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所草拟的“章程”和“启事”，也是批之为“反动”，“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说：“《探求者》们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无保留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在理论上是秦兆阳的弟子，他们手里挥舞的也不过是从秦兆阳的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破刀烂枪而已。然而当这种种修正主义思想被他们剪贴起来凑成一套主张时，就成为非常完整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71）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和章程中说：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猊。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麽，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旧时代遣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教条主义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猊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72）

有一些作家点明叫响地要“修正”和“发展”毛《讲话》的精神，少的如刘绍棠，认为其中“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老的如姚雪垠，认为《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长江文艺》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这样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份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份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认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

黄药眠在政治上被批为“章罗联盟的参谋长”，但他毕竟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在《文艺报》1957年第6，9号上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讲了自己的意见。一篇是《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处理问题时，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同均化，而无视文学的特性。还有人处理问题硬要来一个标准化，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相反。这样就抹杀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文学固然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但不应忘记，文学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了解得过于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着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和人之间的交错着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文学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有些人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所以就要求文学要按着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简单的的说教。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里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务就是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义。但我们应认识到，人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在实践中，人们认识了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有时还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有些人忘记了这些，认为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生活里有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的，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资料的搜集和堆积，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记载，同样，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当前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近年来，存在着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就是这样。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为什么呢？因为《文艺报》说好。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谐调。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和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讨论”为由拒绝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让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为什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间接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硬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尝就少呢？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

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情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至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人民日报》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黄药眠的卖药葫芦》，其中说：这里所谓“以前”者，解放前之谓也。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年头，对他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不要说“百般顾虑”，那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自由得很。他所谓的“影响了创作的发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领导思想”。

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上的《黄药眠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全文2万多字，详述了他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思想改造，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等方面“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对。

戏剧家吴祖光可以说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说：

文艺界的“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40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撒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们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说过文艺工作又对肃反提了意见：“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离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吴祖光还发表文章<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他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具体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利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也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需要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好好地抓住机会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下廖廖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衰的？

他划为右派分子是无可挪移的，对他的这些无可反驳的金玉良言进行批判，自然尽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说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凤霞不为“领导”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把爱情坚持下来，被传为一段佳话。这是他、她，儿辈和家庭的骄傲，这是右派分子、知识份子的骄傲，这是美好人性的仅存硕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刘副部长逼她离婚，她坚持不离，一心要等吴祖光回来。

“你能等多久？”

“王宝川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吴祖光“改正”后，仍是在公开场合仗义执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吴祖光以《要信任知识份子》为题作了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50年代，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份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可不是空洞的词句啊！对于所有右派，都是血泪深仇），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年后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份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于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份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二世而亡。汉高祖也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论语》。到了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分都是知识份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甯，哪一个不是知识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份子的结论。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文学家审慎的坚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也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中国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个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征实情事实，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余毒”，那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转引自《阳谋》页173）

不管话说得直接了当还是委婉曲折，你仔细看吧，笔锋都是指向党天下，指向毛泽东思想，指向<讲话>。在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一批离经叛道的“写真实”，“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反对“三害”的右派作品。着名的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栋。。。。。。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作者带着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说：“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反右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黄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能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不过，这篇特写的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动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大肆吹捧以后，刘宾雁才敢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里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国青年报》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击北京某中共区委机关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相信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李文见《文汇报》，2，9，毛谈话于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调门高，纯属正常现象。

青年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散文诗<草木篇>，遭受到围剿。批判者对诗中写了“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是骂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污蔑”。（原诗是: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在树稍，丁香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说诗中的梅花把自己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批为“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原诗: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有的文章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灭亡，充满了没?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本省文联一位领导说：“我一看见<草木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文汇报》5月16日）根据我的记忆，好像传达的毛讲话是说，作者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一有机会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它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湾一湾！

《仙人掌》: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毒菌》:在阳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对《草木篇》也有另一种评价。6月4日，在四川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张默生教授提出“诗无达诂”。何剑董教授说道：“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份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份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但这些人们，也大都划了右派。

开封师院（即解放前的和现在的河南大学）的“苏联文学”教授李白凤，在《人民文学》（7月号）上发表“写给诗人们的公开信”中说：“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限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你们，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诗人里选定不那麽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有时甚至很少考虑到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风格的多样化，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反对压抑写作的创造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谁能说这样的见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却因此划了极右派。我和他在一个农场劳动教养，受尽迫害折磨、劳困饥饿。一次，我们去贴标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大跃进万岁！”……他端着半碗糨糊跟在后面，当要用糨糊粘的时候，发现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们急中生智，又给碗里续了些水，把标语“胡弄”在墙上。随后被风刮掉，虽然心里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见，即便是像他这样的大诗人，文人学士，在久饿之下，肚里也就没有诗意，甚至连人格尊严的资料也没有了。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归家，要说无业也有业，死前的职业是拉板车。可他在农场时，有时还要向我们数说他当年的“威风”:“柳亚子、臧克家拍着我的肩膀，‘白凤、白凤’的；无话不谈。”

杂文以其锋利深刻，最适宜于反映事物的时代变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广受欢迎的杂文，而且有的设了专栏，如《中国青年报》的“辣椒”，《河南日报》的“蒺藜草”等。在鸣放中的杂文，论质论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马列水平，我们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都学习他的文章《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应用》。在他的杂文中，被用得得心应手，文笔流畅，意蕴深长，以马列之矛，攻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会弊端，读后令人惊，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内即写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两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进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猖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74）

徐仲年在鸣放中发表了杂文《乌“昼”啼》。反响很大，不光文笔好，切反映了知识份子当时所焦心的一种真实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观赏。

乌“昼”啼

乌凤和鸣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风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１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２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鳞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毛毛雨下个不停和风细雨……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在原则上，这是对的。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灵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尤其不希望对自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小论带坑臭有那麽一种说法：旧知识份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话是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麽，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往旧知识份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份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8日，略有删节）

由于此文遭受到张春桥泼妇骂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轰动，以至毛泽东也曾给予“垂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集页446）。张春桥写道：“乌鸦”徐仲年，曾对“乌鸦”做过一番高深的考证。考证的结果，认为“可以肯定”：“乌鸦”是“益鸟”，而且能“报喜”。。。。。。。为了“学习怎样研究分析”，我倒要给徐仲年的考证，试作一点粗浅不堪的注释。注日：“乌鸦”徐仲年，系政治动物，在台湾“四大家族”的屋檐下，华尔街老板们的园里。。。。。。均有“益鸟”之誉，“乌‘昼‘啼”者，向主子们“报喜”也。。。。。。。“乌鸦”又是“食腐肉”为生的动物。根据我们的常识，哪里发生战争或饥荒，哪里就有“乌鸦”盛集，斜飞怪叫，以抢食死尸的腐肉为乐。因此，在“乌鸦”身上，“臭气”冲天，令人掩鼻。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乌鸦”便成为“不吉利”的“害鸟”。（徐仲年身为“乌鸦”，居然说“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足见“乌鸦”还是一种善于撒谎的动物。）证之徐仲年，他把共产党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阎王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齿之声，发自内心。而徐仲年毕竟是个“知识份子”，不像葛佩琦“少将”那样的“武艺高强”，动辄喊“杀共产党人”。但是，这又恰好显出了“乌鸦”的本性，他既要不劳而“食”，只好和葛佩琦“少将”来一个分工：你去杀人，我来啃死尸。论杀人，葛佩琦当然不如蒋介石。那麽，什么是“乌鸦”的“发展”“观点”？也就“昭然若揭”的了。“乌鸦”就是这样无耻，这样狠毒的动物。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的天下，决不许“乌鸦”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远做“乌鸦”，那末，“乌鸦”的命运就是这样：自取灭亡！

人民日报，9月4日载，《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蜂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我这里单单是介绍报“揭露”的，艾青是“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他向吴祖光表示: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还说:“入党有啥好处，入了党还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人民日报，，9月24日载，徐迟的文章<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诗作<黄鸟>等:

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

《黄鸟》一诗是作于1953年，发表于去年8月26日《北京日报》，内容是:喜鹊怒了，向黄鸟挑战似的冲去……黄鸟飞走了……喜鹊占领了树枝……小麻雀跳到他身边，流露谄媚的神气。喜鹊对小麻鹊说，“她长得怪模怪样，歌声里有妖气，我们虽然吱吱喳喳，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小麻雀说:“对，对，对”……很久很久没有声音……微风……黄鸟又在歌唱了。

这是首讽刺寓言诗。无论如何是在讽刺什么人的。艾青显然自比为黄鸟，那麽喜鹊和小麻雀呢？倒要问问他指的是谁？

《养花人的梦》讲一个人只养月季花，养了几百种。夜里他梦见牡丹、睡莲、牵牛、石榴、白兰等花来诉苦，石榴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最后所有的花都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说，其实她们也很寂寞。

养花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感慨起来，不满于自己的偏爱，说“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恶毒不亚于刘沙河的。

《蝉的歌》写一只八哥，听蝉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还“知了知了”唱热的赞美诗；傍晚唱夕阳，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说:“我一听你的歌，就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这篇寓言里，艾青对我们的诗歌的估价，和右派分子李白凤的“狭隘的领域”等说法岂不一样？而“明天要搬家”则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爱上了寓言这形式。这和冯雪峰的寓言，和臭名远扬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内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诗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写起寓言了。寓言这种文艺形式，在过去反动统治的时代里，作家受着压迫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接表现个人的思想，往往取这种借物寓意，指桑骂槐的表现形式，去讽刺打击反动的坏东西，但艾青的讽刺对像却是正面的新事物。”这是臧克家着文《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对艾青的大批判。《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出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于是，在艾青的笔下，出现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轻蔑’的石榴，‘能体会性格美’的白兰，‘带来了信念’的迎春，说着‘只爱温顺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绪，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力量的不满，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抵触。他觉得月季花虽然‘专宠’，但‘实在寂寞’。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它‘太单调了’，‘太窄狭了’。对于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他赞美她们的‘轻蔑’，‘性格的美’，‘倔强的灵魂’。。。。。。而为她们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的东西去进行斗争，说服，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艾青近两年来，由于政治热情的衰退，由于远远的脱离群众，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浓重，他对于新社会的事物，不但不感兴趣，有时发生抵触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党言行，就是他写这类反社会主义作品的根源。”（《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这个诗人藏克家，在大鸣大放时期，在人民日报（5月3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六亲不认》。望题而知其要写“新社会”的人情炎凉。他在后来写的反悔之作《从交心谈起》中说：“这篇文章写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间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后证明，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着问题。我当时只感觉到它的阶级观点不大对头，决没想到，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它被利用为射击的子弹，起了严重的破败作用，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志之间的情感交流，过去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提出来商讨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错误，是在把‘友谊’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说成‘多半是由于气候的关系’，把知识份子的不敢‘热情率真’的倾心，说成是由于几年来的‘一些运动’的关系。这显然是歪曲了，诬蔑了政治运动的重大意义和它的成果。”我读了那篇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到：许多朋友之间的促膝谈心，都进入了档案，成为肃反的材料。这在当时，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今思及，仍会出一身冷汗。这是中共，国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大多数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则认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应该的，正常的，正确的，因为，“不讲统一意志只谈个人心情舒畅，不讲批判清扫，只讲什么话都讲，这样讲友情，是纯粹个人主义的，不但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讲话，在这情况下交谈出来的话是会不利于社会主义集体的。”根据藏克家这种认识，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与他交谈中，如果被他发现你的话是“落后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或邓小平的“四项坚持”衡量之后，会不会打小报告，装入你的档案，在运动中整你或让公安局抓你的“现行”？说实在话，与现在相比，那时候这个情况可是严重地存在的，甚至这个问题存在于夫妻之间。所以他写的《六亲不认》反映了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良心，而《从交心谈起》却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谈。何谓“统一意志”？领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着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后，毛的罪恶已经非常昭彰，大白于天下时还要兴风作浪掀起一阵阵拥毛热？拥毛个什么劲儿？是拥他镇压了几百万“反革命”，“右派”，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迫害绝大多数“老干部——走资派”？还是他祸国殃民把中华民族推入濒临崩溃的边缘？藏克家掀拥毛热是不遣余力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不能指望他对艾青态度公平了，连良心都昧了还讲什么“公平”？如果谁不知道“洗脑”或“思想改造”是什么玩艺儿，臧克家这个模特儿告诉你：就是泯灭良心，泯灭得越多改造得越好，丧尽天良就改造彻底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丧尽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临死还有三分没有改造好”的说法。

多数只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还是有良心的，只是昧着而已。这里，为中国民主运动提出一个重大的“启昧”课题。民运的一个迷思是认为只要把毛，共令人发指的罪恶让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让国人皆知，然后由旷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揭竿而起，风起云涌，一杆到底，大功告成。事实并没有这么罗漫蒂克，相反，已具备上述要素的留学生却仍粉饰罪恶，歌功颂德，甚至有民运人士回国助其建造防火墙，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探其因果，实乃昧良心所致。相对而言，宗教虽也受中共打压，但仍能屡压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在搞灵魂工程。我说的“启昧”就是促其良心发现，也是灵魂工程。这一点，是民运要在自己原有轨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轮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经验之处。反右派运动，唯“心”而论，便是一次昧良心运动，所以在运动中能称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对被划为毒草的从维熙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艺》上着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75）可见，连老舍也必须作昧心之谈。

北京日报记者、从维熙的夫人张沪，16岁参加革命，因提意见:“五一劳动节搞大规模庆祝，实属劳民伤财”，和在办公室写陶行知式打油诗:“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成为夫妻右派，受到严酷惩处。（详见《走向混沌》）

被批判的名篇还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张贤亮的《大风歌》；被姚文元批为“明显地看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具体作品”宗璞的《红豆》，李国之的《改选》等；徐迟的相声《开会迷》；公刘，邵燕祥的诗；丁聪，廖冰兄，李滨声，沉同衡，王复羊等的漫画……

在鸣放中还出现了巨量的漫画，讽刺小品，诗歌（还包括古雅的填词，下里巴人的打油诗，快板），见报的有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自称是小说，反映的问题是北京新修的马路质量太坏，到处翻浆。文章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这篇“小说”的开头，他填了一首《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薛。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沏。人间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艺界，声望显赫的右派要数丁玲和冯雪峰。很多回忆反右的文章，都把这归结为是由于周扬与他们的宗派斗争，并且揭示出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说明这是确凿可信的。但是，许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许多着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每隔两三天便有轰动效应。当时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气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分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后来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那麽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标”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名单”抓右派！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江青时，果然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件事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艺报》第二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七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十五年前发表出来的o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再批判”之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帽子。（郭罗基《动向》2003年11月号）

上面就是我说的“其二”，下面我再来把“其一”说一下:

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一言而尽。周扬作为丁玲的顶头上司对她进行宗派斗争，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把她和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

复杂起来，又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他把冯雪峰也拉进“丁陈反党集团”来，把时间追述到30年代。详情可参看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的回忆录《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炎黄春秋>1993年3月号）和《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黎辛的回忆录《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从他们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是多么残酷无情！是多么丧良昧心！是多么漆黑一团！什么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琏是怎么说的？——“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他就不可能处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扬具体主持处理“丁陈”案件是如此；毛泽东总体主持处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刚到延安的丁玲夸成一朵花的是毛泽东，有诗《临江仙》为证: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今日又把丁玲亲手打成右派的，还是这个毛泽东:“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广大人民的教员。”

要说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后，她还声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对毛的献媚，而且自作多情地庆幸毛没对她落井下石，其实毛对她是“推井下石”。不过，《三八节有感。>倒可以说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后闪现。

同样，冯雪峰也是周扬搞宗派主义的受害者，不过，变受害者为“害人者”，这种颠倒是非乃是共产党内政治运作的常规。共产党总是把事情搞得与事实适得其反；请看，宗派主义受害者冯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检讨:“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宗派主义的成见。1933年底我离开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词，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9月4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第25次会议上的检讨）他这个老布尔甚维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诬蔑自己，而让周恩来、张闻天等当时作此决策的领导人出面作证，自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却舍此途而取给自己身上泼污水的“下策”，足见他已看穿了党和领导人，以及党的任何“组织原则”，而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说假话，而是整个颠倒了“是”和“非”。这样做只是为了苟且偷生。如果谁责备他这样做法“可羞耻”，还不如说，一个参加过共产党打肿脸充胖子的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知识份子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至于“两个口号”之争，一方是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另一方是周扬、夏衍等提出的“国防文学”，这已广为人知，无需我再来赘述。

正如所有“运动”，都是一场竞赛。共产党的所有运动，上前就是比赛“谁在昧良心上表现得更无耻”？四大不要脸之首的郭沫若在会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到鲁迅身上去了。”（人民日报，9月28日）鲁迅之妻（准确说是妾）猛地站起，对冯雪峰怒气冲冲地说:“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第78页）。对这样一个当年深受鲁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学家，她竟能泼妇骂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秽语大张挞伐，实在是令人无法设想！无奈，她这是一贯的，她曾前此也利欲熏心地对遭受文字狱大祸的胡风，也是昧于事实，落井下石:“鲁迅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限，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文艺报》1956年2月号）如果她作为爱徒和爱妾，真的就是鲁迅的传人，也就是说，鲁迅跟她是一路货，那麽，我们对人们广为存在的下述疑问:“先生若在世，当在反右运动中作何表现？”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对丁玲的批判中，玛拉沁夫在出卖灵魂方面，决不在许广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对丁玲的栽赃陷害中之一，是说她曾提倡过“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实并非如此，她是这样对青年作家说的:“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前后两种说法，意思迥然相反。玛拉沁夫是清楚明白这一点的，但他却要以她的学生的身份，来作“公鸡能下蛋”的“亲眼见”的见证人。他在《文艺报》第22期发表文章《清除灵魂里的垃圾》，卖师求荣道:“据说，前年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还掺杂着旁的一些情绪。（我也是老师出身，要是碰上你这号恶意地从鸡蛋里挑骨头的学生，老师还怎样开口？还怎样打发日子？___紫丹）……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请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30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话’了。”从这里可以体察到极权社会的师生关系是多么令人毛骨竦然！同时也透露出，许广平也没放过在丁玲身上争取立功的大好机会。人呀人！“坏”的甜头，勾引人在“施坏”中互相厮杀、你死我活。这对男女，一个在施坏中爬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另一个更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都当上了。经我加上这一结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灵魂里的垃圾》

但是，你坏他坏，千坏万坏，任谁也比不过总坏根毛泽东更坏。他以一贯的泼皮无赖、蛮横恶霸、铁石心肠、穷凶极恶的刀笔，宣判了冯雪峰的死刑。冯雪峰任《文艺报》主编时，据说“压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权威作家”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借题发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信，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34）袁水拍闻风而动，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据《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说，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去的；以下毛批冯的话，也是引自本书，页363:）

冯雪峰挨了批评，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作的一些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了。例如，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原信中引来的。毛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毛的原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冯即据以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甯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里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经杀人毛王这样不讲情理地一“批”，冯在政治上还有活路吗？毛真是个狠心贼，铁石心肠。说起“铁石心肠”，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铁石心肠得一点也不近人情。当毛岸英在朝鲜被美机炸死的时候，他对儿媳封锁消息二年半。这期间，儿媳逢上周末或节假日，往往要到他这里来。他和她幽默风趣地谈着“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开玩笑、斗乐子，好像岸英还活在人间。为父的一丝也流露不出爱子已死的气息，为妻的一毫也觉察不出丈夫已命归黄泉，两人谈笑风生，搂抱抚摸，其乐也融融。尤有甚者，他们的作派曾为江青撞见，后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骂出最难听的话，并采取防范措施，通过侍卫长，吊销了儿媳的中南海特别出入证，使公爹与儿媳的过从，中断一时。像毛泽东这种人，对自己的妻儿都能这样禽兽般地无耻，铁石般地冷酷，那就别怪他对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那般绝情了；更别提对一般老战友、老干部了；当然冯雪峰这样的“革命”知识份子就更不在话下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杀之罪”。只是“杀了不利”才让他们作为贱民，得以苟延残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饥馁、劳累、折磨而死。当然，如“杀了有利”，则格杀勿论。

以上所引右派言论，只是挂一漏万，但就此已经可以看出：共产党统治大陆今年整整６０年，把问题从广度上说得如此面面俱到，概括一切；从深度上说得如此深刻，如此透辟；从高度上说得如此超前，如此尖端；从精度上说得如此专业，如此科学；从风格上表现得如此严谨而又理直气壮；实实在在是除右派而外，再无出乎其右者。经过历史检验，再回头来看，所有左派批判当年右派鸣放、桀犬吠尧的假大空文章，可以统统用“普通劳动妇女”的话来定论：“都是放屁”！难道能有人找出一篇不是放屁的吗？右派言论是大陆60年来最来之不易的一笔带血的精神遗产，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将与日俱增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