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7日讯】如果有言论自由—— 被杀者的言论自由，媒体的言论自由，人民议论的自由，中共能够对数百万生命任意地镇压、血腥地屠杀吗？

张鹤慈先生在《答胡平，生存先于发展》一文中说： “ 在49年以后，生存权被剥夺基本是政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在49年后，有几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被剥夺了生存权，当然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要负几乎全部的责任。中共的独裁统治，当然是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力。

但是，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力，并不一定同时剥夺了人的生存权。中共剥夺人的生存权的几个主要时期：镇压反革命，60年代的大跃进，和文革。而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最严厉的镇压，如反右，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剥夺人的生存权。”

这里的问题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有言论自由—— 被杀者的言论自由，媒体的言论自由，人民议论的自由，中共能够对数百万生命任意地镇压、血腥地屠杀吗？再说，“60年代的大跃进” 、“大规模的剥夺人的生存权”，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最严厉的镇压，如反右”。这也正如我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所示：“大跃进的发动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这一点，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没发现有什么人持异议的。

事物的发展是无始无终的，只有在特定的阶段内才是有始有终的，也才能解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生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精子、卵子、受精卵、胎儿，算不算生存？即便单以时间而论，在胎儿呱呱坠地的片刻，就同时存在生存权和发展权。在生存之前有其发展史，生存之中伴随着发展，如实行计划ZQ撸鋈肆鳎荒闼担馐侨∠Z?#28182;嫒ɑ故侨∠Z党U⒄谷ǎ渴率瞪希∠Z?#28182;妫布赐Ｖ蛊浞⒄梗呛隙坏氖虑椤Ｉ娴摹吧弊志褪欠⒄沟囊馑肌７⒄刮?时，生存也就戛然而止。红卫兵外长说挨过饿才知道人权，它不是良心发现，不是要控诉共产党饿死4600万人，而是居心叵测，玩弄概念，企图以中共的“生存权先于发展权”的命题，来充当践踏人的发展权的挡箭牌的。

这里面的两个概念，需要加以明确：一是，死因可以是饿死或其他，如镇反时的枪毙、文革时的斗死以及自杀等；死的数量可以是4000多万或4万不到，不能以数小而不足挂齿。二是“因导致果”，而不是“因”就是“果”，也不意味着“因”导致“果”是立竿见影的。挨饿可以致死，但不是一饿即死。所以才有，4600万人死了，红卫兵外长仍可存活而饶舌。

张鹤慈先生说“人权的次序：生存，发展。自由等权力属于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但这个次序也太刻板了。一个人遇到生命危险，如果被剥夺了喊“救命”的自由，就会增加死亡的几率。这时喊“救命”（言论自由）就成为第一位的了。如果说这是特殊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普通的情况。通信的自由也属于言论自由，这是生存权还是发展权？1954年的宪法明文法定，私人秘密通信的权利要受到保护。这样，第一，如果谁偷看别人的信，都算破坏人家的秘密通信的权利。那麽，第二，政府偷坼私人信件达到整人的目的。这算什么？第三，政府理直气壮地搜查私人信件呢？第四，政府强迫交出私人信件呢？第五，从信件中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加以惩治呢？第六，如不交出信件，则以包庇“坏人”论罪呢？第六，只要与“坏人”如胡风，有过书信来往，就算犯罪集团的分子呢？第七，在抄家中抄出信件、日记，以片言只语定罪，枪毙的也不少；这又算什么呢？第八，我们要论证的问题在这一层次。邮政局也变成绞肉机，可以扣押信件。举世闻名、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饿死人口100多万（占全区人口1/8强），扣押信件竟是具体造因之一。这就说明，通信自由与生存权的关系。

当时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写道：“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敬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引自《叶落萧萧将流滚滚》，页460）专员秘书余德鸿写道：“ 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如光山县白雀公社的小学教师李玉伦、信阳监县委的干部胡修玉等，都因此遭到了批判斗争，给予了组织处分或下放劳动。” （同前，页485）前河南日报记者站站长鲁嘉宾写道：“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外逃逃不掉，写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有的地方发现活人割食死人身上的肉，以及杀吃小孩等惨象。”（同前，页500）

朱健国在《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一文中写道：“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麽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麽‘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麽多人。”（//cjc.jc0553.com/dispbbs.asp?boardid=7&id=51669）

我所以不直截了当地来分说这层道理，而要做出如许引证，是想让人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有根有据地看看共产党在糟蹋人权方面，能走多远，能做多绝，到底有没有底线？再者，会不期然而然的，在论证言论自由与生存权的必然联系上，取得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我的意见，不是对张鹤慈先生的反驳，而是补充。他说的是二者的区别，我说的是二者的联系。事物或反映事物的概念间，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见异不见同或见同不见异，都是没有把问题说全。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共产党的历史作为，本质是什么呢？说来一言难尽，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反人权”。单就大跃进来说，它的发动、展开、后果，始终贯穿着一条“反人权”的红线。“红”在共产党的词汇里，本意即指“血腥”，所以它的反人权，既反生存权又反发展权，而且恶劣到史无前例，超出人们想象的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