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6日讯】云南青年李荞明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妇孺皆知。他的出名和孙志刚一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只为了偷伐几棵树，孙志刚只为忘了随身携带暂住证。

这类悲剧，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或许就会无声无息被街市的繁华淹没。除了他们的父母在余生中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外，又会有谁会知道他们曾来到这个世上，短暂地旅行过，然后又悲惨地离去？李荞明的死，带来了一个民间词汇“躲猫猫”的流行，被公众广泛引用不断诠释，就如去年贵州少女李树芬的死，让“俯卧撑”流行一样。

我甚至在想，如果不是云南省晋宁警方在最初宣布李荞明因“躲猫猫”而死，过於戏剧化，其匪夷所思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而是宣布他死于“青壮年猝死综合症”之类的急病，然后弄出一张像模像样的医学鉴定表，——这样的事，在此之前也不是没人做过。那么还会这样引起公众关注么？公众对这样的解释已经见怪不怪了，不会像关注“躲猫猫”那样起劲。当地有关部门再拿出一点钱，给家属施加些压力，这事多半摆平了。据媒体报导，同样是这个看守所，两年前一位青年也在里面猝死。

由于舆论的持续关注，“躲猫猫”这出大戏情节起伏跌宕，而事先的剧本和排练过于草率和匆促，破绽百出，在各方压力之下—–包括高层领导的批示，当地有关部门终于宣布经过调查，结论是李荞明死于牢头狱霸的殴打。

公众之所以对“躲猫猫”之说有种本能的质疑，这种结论之所以被视为离奇到荒诞不经的程度，是因为人们对看守所这类公众视线之外的特殊场所，有一种几乎趋同的经验认识。我们读历史典籍，看古代小说，监狱之黑暗是种常态，《水浒传》里林冲到牢里，马上用银子打点差人，才免掉杀威棒；宋江入江州监狱后，在没有亮出黑道大佬身份之前，由于没有奉送银子给管事的戴宗，引起戴宗咆哮，扬言给他颜色看看，戴宗的跟随李逵早就做好了拳头伺候的准备。如果说《水浒传》只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小说，那么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就是实录了。

按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是大宋，也不是大清，各种关于尊重在押人员和犯人人权的法律和法规出台不少，再简单地古今类比，似乎不太合适。但这几年有关在押人员暴死在看守所的新闻不时爆出，“躲猫猫”事件发生后，网上有人详细地列举了新进看守所的人如何被同监者虐待的花样。这些“虐待游戏”都被大墙之外的人所知，难道我们的看守民警却不明白？而花纳税人钱购置的监控设备总是在关键时刻出故障或停开。这样的“巧合”，在我看来，也就比“躲猫猫”撞墙而死的概率稍微高一些而已。

狱霸打死李荞明的结论，是公众齐心合力，不断挤牙膏才挤出的结果。如果没人挤，或者挤压的力道太小，“躲猫猫”很有可能成为定论了。那么，李荞明被狱霸殴打致死是否就是真相呢？由于这种挤牙膏式的信息披露，参与调查的公权力部门信用已然大打折扣，人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牙膏没有被挤出来，怎敢断然相信呢？只是狱霸殴打致死，比“躲猫猫”更合乎情理而已，这样的结论并不能完全消除公众的疑窦。如果这就是真相，我反而更加沉重。一位是离婚后承受巨大生活压力的彝族汉子普华永，一位是马上就要结婚的青年李荞明，两位底层人在看守所里碰面的根本原因是：贫穷。这是一场穷人之间的相互伤害，监舍之外被法律赋予看管责任的警察，却没能制止这场悲剧。—–甚至，他们是这种悲剧的导演或编剧。(//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