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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的精神性与形式美学

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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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9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林梅英台湾台北报导)两天议程的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28日上午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会议厅,在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后揭开序幕。此次国际学术盛会是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台湾大学与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台湾文化基金会以及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

首场主题为“中国现代诗的精神性与形式美学”,围绕着“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精神”这项主题,由中国大陆诗人孟浪主持,中国流亡诗人贝岭、杨炼,以及旅法中国诗人徐虹、台湾诗人管管及学者江文瑜,共同参与座谈与对话。

目前旅居英国伦敦的新诗诗人杨炼,以中国最早具名的古典诗人──战国时代的屈原为源头,认为屈原是最早的流亡诗人,并点出他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诗歌内涵与诗歌形式。他说:“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成为了当代、现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屈原长诗〈天问〉,向苍天问了将近两百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种提问的方式极其重要。他说:“以独立的思考,个人提问的精神作为精神动力,已持续建立文学创作的丰富性,而不流于简单的政治宣传,这是当代、现代中国诗歌的一种根本的要点。”


诗人杨炼(摄影:李大卫/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

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延续下来,贯穿二千来的流亡精神,是一种以个体的独立思考,以及不断提问的精神,建构出了文学的丰富性。而中国地下文学从七十年代至今,源源不绝,都需要不断反思,才能重建中国自由文化精神。诗人贝岭则认为:“中国有一个古老诗歌的悠久传统,胡适以后曾被人为的割裂过。然而,现代诗的传统无疑是古典诗歌之后新的变化,是一种新的关系,而非断裂。”
  
获得本届《中国自由文化奖》诗奖的郭路生,系大陆文革时期诗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地下诗人。他曾于一九六八年写下〈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作品曾在中国的1970-1980年代成长的青年人中地下流传并传颂一时。遗憾的是,郭路生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精神失常,迄今已在精神病院度过了逾二十年的生涯。

从七十年代至今,现代中国大陆的地下文学,因不见容于当权者,遭遇到不同的困境。他们不堪承受警察的不断骚扰、调查、监控,只能想尽办法流亡海外,成为流亡诗人。八九年后的残酷现实,是艰难的地下文学历史中的分水岭,贝岭说:“部分作家和诗人,特别是地下和前地下诗人的流亡,不管是出于对暴政再次降林的恐惧,还是对于个人自由及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强烈渴望,无疑,它使地下文学一下子分成了两个互相呼应,却又处境截然不同的部分。”


诗人贝岭(摄影:李大卫/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

中共八九镇压学运之后,更加惧怕人民自由意志的萌芽,控制言论自由的手段更为隐避。贝岭主编的地下小说《异乡人》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随后贝岭流亡并旅居巴黎。谈到中国大陆现代地下文学,贝岭说:“严格的说,现代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地下诗歌,因为网络的兴起,文学网刊的出现,让地下已经不地下了。纸本的流传都不如网络的流传。”

自五四运动开始,白话文在过去的九十年,与五千年漫长的文学文字系统,发生了中断。因此,延续其中的精神必须得到重建。从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至今,经历了三十多年,演变成现代中国大陆网路式的地下文学,都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运动,不断反思的成果。贝岭指出诗歌具有警示与见证的作用,他说:“诗,不仅仅是‘复杂经验的聚合’,它还是一种警示,是我们所处时代的见证。”◇(//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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