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5日讯】(美国之音记者:张楠北京报导)在中国,农民工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些游走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不仅求职难,而且生存条件也日趋艰难。
*北京皮村:中国农民工生存缩影*
在北京市东五环附近, 有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在全村6000人口当中,外地打工者占到5000,随便走进一个院落就可以看到租屋住的农民工。记者首先碰见的是胡天泉和他的妻子。
他们夫妇俩原来在杭州一家印染厂打工,最近来到北京,靠花10几万元买下的一辆卡车拉货挣钱。但是金融危机使他们生意萧条。
胡妻说:“今年不是金融危机呀?一个劲地没生意。我们去年才买的(车),一个劲老是赔钱嘛,不行!”
胡天泉说:“现在金融危机嘛,没有货,也急人!现在几天,有的时候十来天,拉不了一车货。车在马路旁等着嘛。”
胡天泉说,一辆车全年的维修、保养、保险费用加起来就得好几万元:“真不行了,给车卖掉,打工嘛,还上厂里上班挣个死工资。”
像胡天泉这样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在皮村村口,一排货车和起重机停放在那里,等待雇主找上门。来自河南南阳的陈伍夫妇跟记者聊了起来。
记者:你买这车要多少钱呀?
5、60万。
记者:现在活好挣吗?
不好挣。
记者:能把投资赚回来吗?
不能,不能。现在金融危机了,活不好干。像今年过完年节,连自己吃就不够,就花自己的本钱。
说着,陈先生递上自己的名片,希望记者能在百忙之中帮他揽活。他说,实在找不到活就只好赔钱卖车,然后进厂打工或者回家呆着。
不过,对许多农民工来说,退路已经没了,因为农村老家并没有地可种。胡天泉说,村里已经有10年不发新地了:“现在30年不动地呀,有的娶了媳妇、(生了)小孩,都没地嘛。像我们那儿,家(里)几个人都没地。就是靠出外打工嘛。在家里种的地都不够吃的,地都没有嘛。”
来自河南的孔女士也是因为家里地太少而不得不出来打工的。她说:“在外边跟家里比,收入肯定多少高一点。在家,一年就那么几亩田,你能挣多少钱?能收入多少呀?我们家6口人也就3、4亩田吧。”
*经济放缓农民工辛苦度日*
但是,在外打工也不容易。孔女士原来在工地上给民工做饭,现在碰上金融危机,活难找,一直赋闲在家。她丈夫是木工,按说也算手艺人,不过一天也就挣几十块钱,还要抚养孩子,生活过得紧巴巴的。特别是大儿子在郑州上大学需要钱。
她说:“今年就该毕业了,他的理想还想再继续上,想考研究生。自己吃点苦、受点累,也得供他呀,从亲戚朋友借,也得让他上。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不行。像我们没文化,到外边已经被淘汰了。”
孩子这个话题勾起了孔女士对留在家乡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思念,两行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孩子团聚,更不清楚未来能在哪里安顿下来。她给记者看了一幅打工者子弟画的画儿,那上面画的是五颜六色的高楼大厦。
她说:“你看这后边写的,‘我们希望在外打工的人都能在北京有户口,住上高楼,过个安宁的生活。’你想这是打工的人可以有这种?这是小孩子一种思想感受。但是我希望有这种愿望。这种愿望是永远达不到的。”
阳光志愿者组织从2004年起实施打工子弟学校执教项目。这个组织的主席张洁说,对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张洁说:“你说他是北京的,因为他们很多孩子出生就是在北京。但如果是北京城里人看这些孩子,就不认为他是北京人,觉得他还是农村来的,但是他们如果真正是回到他们老家之后,可能跟老家里的人又觉得有点隔阂。他们觉得我毕竟在北京也生活过那么多年呐。”
农民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他们往往享受不到改革成果,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人认为,应该让农民工享有城镇户口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在最近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上,青海省政协委员马虎成建议取消二元户籍管理。
他对记者说:“这种管理不利于城乡之间的共同的交融和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农村的,特别是新一代的农民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在户口以及农民工的平等待遇和城市的融入感、接纳感这个方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变更。”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