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3日讯】 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专访
新闻局驻多伦多新闻组长郭冠英“高级的外省人”风波引起社会非议,台大名誉教授贺德芬受访指出,挑动族群间的仇恨,是很严重的事,后果是很难承担的。所有族群问题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人民必须与统治者对立,应该要有是非,应该要退回到永远监督执政者的立场,那么执政者就不敢胡作非为。
郭冠英口不择言 政媒更不该挑衅
问:谈谈郭冠英事件?
贺德芬:我很久以前在公共电视时就与郭冠英参加过座谈,这个人非常有才气,恃才傲物,嘴巴很刻薄,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说他不爱台湾,大概不至于。他最大的错误是太口不择言,他以为这是俏皮吗?但是,政客及媒体扩大挑衅,也同样很不应该。
挑动族群间的仇恨,是很严重的事。即使言论自由,伤害了别人,也会有法律的制裁,是要负责的。挑动族群间的仇恨,所造成的悲剧,却是非常集体性的谋杀行为,可能造成战争等种种大的伤害,那个后果是很难承担的。所以战后都要审战犯,尽管他是服从命令,执行职务。
德国宪法学界一位大师对宪法有很大贡献,及哲学界的海德格,战争时都以言论支持过纳粹,战后都受到极大的谴责。在学术界、舆论、道德上对他们的批判仍是很重的。战后,这两人最后接受战犯的审判,一样要负责,但那已经太晚了。
英美国家也曾讨论事前去规范会挑动族群集体对立的hate speech。但大家又害怕一做立法规范,又会被当权者滥用,对言论自由这样最基本的人权有所伤害,又回到了箝制的年代,因为所有对人权的侵害都是当权者,这中间就非常难拿捏,最后还是只能诉诸舆论与道德的制裁。这次郭冠英,受到了制裁,大家对他批判,甚至引发扩大对立事件,更应该感到愧疚,会受到惩戒的。
问:民调显示政府在处理这件事件上未获多数民众认同,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贺:不只这件事啦,这个政府好像对所有事情的处理都不是那么适时适宜。当一个人的民调往下掉时,大抵上要上升是要特别努力的,必须表现出气势来,但没有嘛!尤其大家原来期待这么高,从上任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看到那一件事情是特别能够振奋人心的。
我认为,政府也只能就其公务员的身份应遵守的规范这一块来处理,例如郭冠英现在如果不去报到、旷职,或者他是利用上班时间做这些事,这时政府就可以处置。公务以外个人的业余活动,还是应享有自由,由其自行负责。
解开族群的藩篱 心要有大是大非
问:现在是马英九当政,由于他是外省人,若处理得不明快,是否会引起其他族群更大疑虑?
贺:总是会的。我们社会现在并没有完全撤除“本省人”、“外省人”的藩篱,那是很敏感的区块,一经触动,神经就会发作。马英九上任时,我们都期待他能够化解族群的对立,然而他心中就是太多族群的压力了,就只能去讨好,根本不敢做。我认为要去解开族群间的藩篱,首先你心里就不要有族群,都是人民,除非法律保障的特别差异,要有大是大非,不必顾虑太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有成绩表现,大家感觉得到你是平等在对待,自然会信服。如果畏首畏尾,还是只考虑到选票,一样要酬庸某些人,不敢得罪某些人,表面上是要化解族群,却只是优柔寡断、纵容与偏袒。
问:谈谈你做为一个外省人,如何客观解析台湾的族群现象?
贺:我个人的生命故事有些特殊,一九九○年,两岸交流以后,才知道我最亲的父母竟是养父母,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湖南人,当时他们已经过世了,生父母留在大陆,一个是昆山,一个是成都人,而我是台湾人。
外省权贵子弟是外省人中的少数,我们家生活一直很辛苦,一个小公务员家庭,食指浩繁,我会是高级外省人吗?完全不是 ,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家庭也不在少数。我父母随国民党的军队一步一步来到台湾,听父母说,最后大撤退时,火车的车厢是军人坐的,小老百姓要跟着跑,只有绑在火车顶上,是这样才逃出来的。
在那个生命不值钱的年代,养父母却没有把我丢掉,因此我们感情的深厚,那种生命的相依,让我在知道身世后很后悔小时的任性,没有在我母亲在世时告诉她,无论如何她都是我最爱的人,不必瞒着我,也不必担心。
所以,这种血缘的关系,以及一辈子相依的关系,就像我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一样。即使我到上海去,中方不给我签证,家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们你是上海人”,我说“不是,我是台湾人”。后来我的生母嫌我不够热情,不太高兴,她写信给亲戚说“那个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
经过生命大动乱 每个人都很无辜
从这种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如果经过生命中这么大的动乱,每个人其实都很无辜,那个时代谁愿意去做个高级或低下的外省人?毫无自主的离乡背井,百般折磨才能生存下来。都不过是几个统治者的争权夺利, 让百姓受苦。
不仅流离颠沛的辛苦,留在大陆的更辛苦,我的生父是新民晚报的副总编,九十四岁,应该是现在存活最资深的记者,他不是共产党,所以永远做不了总编,而且在文革时被迫害得很惨。至于本来就在台湾的台湾人,经过日据时代、经过二二八,有着这么多苦难,大家都是一样,很卑微的。
因此,一方说“中国猪滚回去”,一方说“高级的外省人”,都很不应该,都没有站在人的立场,去体会人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过程,说我与大陆没关系,这不近人情,生父还活着,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不是台湾人,当我要依靠、做选择时,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地方。
人民追求反贪污 却被国民党搞垮
红衫军时,我坚持不要有颜色,蓝营的不要进来,要凸显人民的力量,当时是希望透过“反贪污”这个共同价值的追求,促进台湾政治环境的清明,后来却走样了,还是被国民党搞垮了,他们大量的进入,大量的占据舞台,变成他们自己的政治舞台,使得蓝绿更是对立再起,搞得这个运动到最后还是政党来收割,白糟蹋了人民的热情,也失去了一次由人民力量来制裁贪腐政府的机会,只是利用了人民。绿军本来还有些正义之声的,也不愿意出来了,所以很不幸。
须与统治者对立 应要监督执政者
问:你认不认为与其说是族群问题,不如说是统治的问题?
贺: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所有族群问题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都是统治者在那挑拨,有其利益考量,所以在下面的人这种情绪、血缘容易被挑动,统治者也知道这最容易。所以每个族群都是被挑动的,阿拉伯也好,犹太也好,哪一个不是上位者在那翻云覆雨的挑动呢?
既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大家就必须了解到,你必须是与统治者对立的,不要被统治者所利用,应该要有是非,应该要退回到永远监督执政者的立场,那么执政者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二二八是谁做的?执政者!只有执政者有此权力、资源、武器,军队在他手上,他能这样做。整件事情就是民主程度不够,统治者滥权,统治者未受监督,被统治者没有权力,被统治者也不知道应该与统治者站在对立面,说对立也许残忍,但政治就是这样,人民不监督,政府就腐化。
台湾的问题还是在必须慢慢深化民主,让老百姓真正懂得捍卫民主的价值,有些地方是会进步的,例如这次苗栗县立委补选,根本让人看不下去嘛!行贿的人下来了,你怎么又去叫他太太出来选?这和台东一样嘛!所以老百姓晓得要翻盘。台湾现在最迫切需要建议的就是这个。
国民党一党独大 人民会给他教训
问:过去八年朝小野大,监督力量足够,但现在是一党独大,制衡机制消失了,如何强化?
贺:现在更需要民间的力量,更需要知识份子站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苗栗的选举,因为人民会制裁你,也知道国民党不能再多席次了,我不需要再给你席次,因为你的表现并不好,你该通过的法案不通过,这让人民失望,所以这样下去,我认为国民党一定会受到教训。
苗栗的例子说明人民的力量,周六的大安区补选,我认为可以拼一拼,这是蓝营的铁票区,如果连这个地方都输了,国民党还不反省的话,那就敲醒警钟了。届时从投票率、得票数都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现在很紧张,但有用吗?大安区水准很高的,他们却还是老方法,没有新意出来,有没有在政策上做反省?还是老选战嘛,什么马以南出来、周美青出来站台,有用吗?反而是其一党独大太久,一般人都想挫挫他的锐气,当初是民进党做太烂了,大家才一古脑倒给国民党,但是现在国民党却做成这样,这次补选也是在考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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