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8日讯】在上篇评论中，我谈到了过去三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以及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特殊作用。在这三个因素中，有的因素 虽然并无多少负面的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或者已经失去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有的因素则在其正面功能逐渐减弱的同时，逐渐发酵其负面的功能，日益 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阻力。

市场化的改革无疑是一项具有正面意义的举措。微观层面的改革、尤其是所有制的变革，提高了投资者、经理人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这是 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宏观层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家资源的配置效益，使得既定数量的资源能够推动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毋容置疑，中国的改革在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改革者的政治胆识。但是说到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种补偿性的增长。它是一种对过去极端的荒谬的经济制度安排的反弹。一旦经济转型接近完成，由此产生的增长动力也就枯竭了。

中国是幸运的。正当中国经济转型产生的动力接近枯竭的时候，迎来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四年）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之八十年代中期）不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逐渐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置。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资本和外汇的缺乏是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没有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纵使发展中国家有再多的便宜劳动力，甚至有非常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他们也无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力便无法得到利用，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其经济价值。

以发达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尤其是准许资本向外流动为特征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好相衔接。大量的外国投资，不仅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也给中国带去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就这样参与了国际分工，在国际经济中充分了实现了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只要对比一下中国国民深产总值的增长和中国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我们不难看到，自上个世界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后者常常是以两倍甚至三倍于前者的速度增长。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作为一个具有众多的剩余廉价劳 动力的大国，借助全球化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非一个错误战略。问题是，这种依赖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同时也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副作用。一是如此“容易”得到的增长，很容易使得政府和民众从快速的增长中得到近期的利益，从而疏于解决、甚至掩盖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二是任何国际经济的波动将迅速对国 际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远见的政府在依靠国际分工争取国民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从战略入手，不断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解决制度性矛盾，防范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遗憾地是，由于种种政治因素，中国政府没有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甚至利用非民主的国家体制，引领着中国经济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这一点，我将在下篇评论中进一步分析。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