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有如蜘蛛网一般掌控一切，证据俯拾皆是。这种掌控把中国禁锢在低生产力、低创新力的经济当中，经不起商业气候考验的小型企业比比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指数评比，1998年中国在116个国家中名列42名，到2005年已滑落到57名。不仅中国的绝对表现比不上巴西、印度等中等所得开发中国家，它恶化的速度也很快。

国企掌握2/3资产

大体而言，中国企业政治化的程度愈高，生产力和表现就愈差。国企掌握了中国2/3的工业资产，但是经历了20年的改革，却几乎没有进步。1/3的国企，员工被评估为结构性的怠惰。国企处于财务上的悬崖边缘，勉强有些盈余。根据一分有影响力的评估，只要利率往上略升，或是营业额往下略降，4到6成的国企恐怕就无力偿付积欠银行的巨额债务，造成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破产。它们过度多角化投资，却毫无焦点，花在研发的经费只占营业额的极小比例。平均而言，国企员工的生产力仅为美国劳工的4％。3/4国企雇用员工少于500人。国企可以说是企业界的灾区。

推动国企集团化和坚实化，意思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降低国家财力失血。问题是，即使经过组织和文化改革，国企的效率还比不上3、40年前的欧美企业。国企被看做是自足型的工业人民公社，提供了铁饭碗，从育婴、上学、宿舍、医疗到退休年金，等于是从摇篮到坟墓，统统包办。在中国许多地区，国企仍是唯一可靠的福利来源。过去7年来的裁员巨浪涉及一千六百多万名劳工下岗，在政治上没出现太大风波，是因为某些省市已经出现雏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即使它只涵盖约1/3的城市居民和3％的移工。许多没有社会保险制度的省市，则尽力维系国企的就业机会，避免爆发社会动乱；宁可拿国有银行融资补助国企，让它们雇用员工，提供家属福利，不要连雇主也铲除掉。

借钱给买方来创造营业额

中共还有一些别的手段。国家、省和县市政府都拥有国有股和法人股，每一家国企都有党委组织来确保它听命于党。尽管近来推动集团化，这套制度仍强力执行。极大多数国企虽已改组为控股公司，却仍保留党委组织。根据裴敏欣的研究，大约半数公司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是由同一个人担任；7成以上改造过的国企，党委成员已进入董事会。甚且，掌管196家最大国企的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和中央组织部联手，决定国企主管人事案；国企监事会不做这方面的决定。像是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Netcom、Mobile和Unicom的首席执行官（CEO）来个人事轮调大风吹，只因为中共关心这些公司彼此竞争太激烈，希望鼓励多合作的文化。

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史坦斐在《打造中国的改革》（Forging Reform in China）一书中，提供三大钢铁业国企集团决策政治化的个案研究。美国安隆公司（Enron）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报表上创造营业额而大赚钱；同样的，中国的国企以借钱给买方来创造营业额——其实是公司举债借钱来买营业额。马钢的股票在香港上市，但中共透过持股和党委组织仍然掌控它。马钢在香港挂牌后照样用老方法买营业额，期待母公司会借给它必要的资金，当然，它不会支付利息或分派红利给母公司。12个月后，控股公司倒了，必须靠银行贷款纾困。这个制度没有创造财富，而是破坏了财富。

仅受到国家间接控制的企业，生产力高出4至7成；对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而言，党的控制更小，生产力高出一倍以上。由于国企必须负担员工福利支出，统计数字必须略做调整。更关键的是，一旦企业（不论是公有、私有）达到合理规模，势必就会被拉进商业判断需受政治指导影响的圈子。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生产力较高，是因为它们小，可是规模小代表它们对整体经济创新的贡献度也小。

摘自《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远流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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