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关注生命，同情弱小，呼吁人性，讴歌和谐社会

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权力再分配，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使许许多多的无辜生灵遭受涂炭。大地在燃烧，万物均在劫火中历经磨难，原有的社会失去平衡，旧的传统（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传统）被打破了，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均要以最大的沉受量去适应新的社会和新秩序。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塑造的数十个人物形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复杂，其实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分成两种类型：

一类是心怀叵测的“革命者”，他们靠投机取巧轻意地就获得了权力和利益。他们用手中的权利践踏生命、践踏人性、以势压人、欺强凌弱……这一类人，以靠心狠手毒当上乡长的李青山；革命胜利后就急于另娶新欢、横刀夺爱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解放军团长陈家根；心术不正，口蜜腹剑、见风转舵的秘书曹发德；以及被阶级斗争观念燃烧而迷失了人性的市保卫部部长的韦贵喜……为典型代表。这些新贵从表面看他们的官职都不高，但是他们是党的基层干部，他们最容易接触群众、是共产党人数最多、能量也最大的“地方官”。他们欺上瞒下、鱼肉百姓，为了自已的利益，无视党性，政策、法规……对他们的身边的同志和上级，也会下毒手！

在《远山苍茫》这部长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灭绝人性的描写：边远山区一个上任不到三天的乡长，根本没有一纸公文，便对跪在他脚下接受斗争的地主和兵匪，轻意地发出了处决的命令……

在《孤儿与革命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身为市公安局长的韦贵喜，阶级意识浓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阶级意识十分浓烈的部长，抱养的女儿恰巧是他最仇视的恶霸地主的女儿；而他的亲儿子却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中苦难地挣扎着！但是，当他知道他抱养的女儿怀孕后，得知对方的家庭是“恶霸地主”后，浓烈的阶级仇便使他唆使造反派头目，对自己的失落多年的亲生儿子方宇动用了私刑，并使他丧失了生殖能力……做了使自己断子绝孙的憾事！

在《孤儿与革命家》中，作者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鄢正甫的秘书曹发德，叙写了曹发德一朝权力到手，便设计非法拘禁自己的老上级鄢正甫，并欲残害这位老实而令人尊敬的老上级、老首长……

“三部系列长篇小说”除了对这些视生命如草芥，灭绝人性的无情揭露以外，还运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一群讴歌和谐社会，为生存而抗争、呼唤人性、化敌为友、消除仇恨的人物形象。

这一类人物以共产党人省政治部部长鄢正甫、起义将领张云轩、虔诚的基督徒唐维绮、命运坎坷的忠直汉子杨永春、被命运捉弄、从一个苦难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地主婆戴敏、被命运残酷捉弄的水族女人方美英、偷吃禁果的苗家姑娘阿彩、不远万里从英国来的传教士亨利……就是这么一大群拥有正义感、关爱生命，热爱生命、待人为善的人群，才使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变为呼唤人性，张扬权利、呼唤法制的作品，成为一部讴歌和谐与进步的长篇巨著！

在《远山苍茫》中，作家不惜浓墨重彩描绘英国传教士亨利。他本是石油大亨的儿子，由于不满列强对中国的欺压与剥夺，愤然抛弃自己的石油王国，毅然来到贵州边远山区进行传教，宣扬上帝的仁爱精神，与山里人结成生死与共的情谊。

有许多评论家说：“亨利使人震撼”。这种震撼不是因为他的决定，而是他在贵州边远山区的所作所为，他不图任何回报；他为迷信的山区带来科学；为拯救生命而疾呼；为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用自已的行为而赢得山民的尊敬……在边远的贵州山区双溪坪，建立美好与和谐。他的无私奉献，不仅感动双溪坪的人，受到双溪坪人民的尊敬爱戴，而且，也使受命到双溪坪来驱逐他的省委重权人物——鄢正甫也深受感动。在《远山苍茫》中，有这么一段画龙点睛的描写：

在漆黑的夜色中鄢正甫独坐在波乜河边沉思默想——“啥叫忠诚？啥叫牺牲？啥叫无私？啥叫奉献？……其实人们要看的只是行动，是表里如一”。

必需指出的是，鄢正甫的反思，是因为我们在农村使用“清匪反霸”、“合作化运动”等不当政策而引发的，通过对比，鄢正甫终于“大彻大悟”了。小说通过鄢正甫的大彻大悟深化主题：强权出不了真理，暴力终究是行不通的，只有人性的复归，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层的人以礼相待，和平共处。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终极目的。

二、 “人治”社会是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最大阻碍

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运用对比的手法，先抑后扬，揭露“人治”社会的诸多危害及造成的损失，也描写了许多由“人治”社会造成的形形色色的许多暴力及违法行为。但是，作家不是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冤冤相报”的方式去解决，而是以“人性”、“人道”的方法去解读。作家在其作品中高歌正义，通过正义的力量使暴力者省悟，通过正义的呼声深刻的教训使暴力者忏悔、自新……这些采用引导，认清是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淡化矛盾、以创造和谐环境、和谐社会的方法，正是张宗铭比一般作家的高明之处。例如在《远山苍茫》中的土匪头刘礼靖，在传教士亨利和双溪坪山人的影响下，终于弃恶从善；刚参加土改工作的学生杜进、彭正阳，因为蔑视生命和权利而滥杀无辜，本应以命抵命，但是，亨利认为他们的犯罪是因阶级仇恨而生成的，是因错误的引导造成的，他为他们真诚的祷告和祈求、以及混血姑娘灵姑和蛊女阿欢在仁爱感召下的救助，终使双溪坪的山民和受害的家属原谅了他们，将“神判”时投下的死签换成了“赔签”……这样的淡化矛盾的方式，这样的在边远的山区拥有的古老的民主与法制，就连共产党人鄢正甫也由衷地钦佩。

在《孤儿与革命家》一书中，阶级斗争意识十分强烈的韦喜贵，作家让他知道被他残害的“阶级敌人”正是他失落多年的亲生儿子以后，他后悔莫及、无地自容、终于大彻大悟！最后，他主动请求原谅，甚至去营救被造反革派非法拘禁和迫害的原省委领导人鄢正甫。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韦喜贵的行为，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赎罪，而应该将这看成是法制观念在这一类人身上的萌芽。

在社会生活中，人民大众特别是生活在层低的人民大众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张宗铭的小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他们，描写他们深受“人治”迫害的种种悲惨的命运，反映他们比任何阶层的群体都更期望受到法制的保护。这一条主线，也始终贯穿在“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之中。

张宗铭无愧是中国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明亮的新星，他的可贵之处是凭自己的良知去写作，这种创作的方法很可能遭来一些非议（当然是指文革以前，但以后也会有一些思想僵化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曾经读过一些红极一时的文学作品，也被强迫去电影院（注：在电影院打考勤）去看一些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红极一时的作品和电影的内容渐渐的淡化了，甚至有的连书名或片名也记不起来，留下的仅仅是失去自由选择读书和看戏的痛苦回忆了。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则不同，它不虚美、不隐恶，它是作家良知的表露，它是生活中真、善、美的自然写照，它是生活中假、丑、恶的真实录影，它像一面镜子，形象地逼真地再现那一段历史的黑白。它不像我提到的那些红极一时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味、发臭，成为了一堆堆的文化垃圾。

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像一瓶醇酒，时间越长，味道越甘美。我相信这瓶甘美的醇酒，不仅是中国人喜欢品尝的，也是属于国际友人喜欢品尝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像张宗铭这样有良知的作家，需要更多的像醇酒一样甘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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