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0日讯】古代中国有“穷京官”之说。所谓“穷”，只是相对于那些掌握实权、有鱼肉百姓之便利的地方官而言，相对一般人，只要是“官”，多数就不可能过穷日子。张鸣先生就京官如何过日子，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洪振快先生在其新著《亚财政》中有一章《穷京官的阔日子》。

洪先生在文中，根据当时的大名士、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的著作《越缦堂日记》，对其居京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年总收入为2061两银子，其他年份基本上在2000两左右，超过他官俸15倍还要多，参照粮价，大约相当于现在20多万元人民币。考虑到社会生活水准的大幅提高，一百年前相当于20万元的年收入，养一大家子绰绰有余。这李慈铭在日记里，一方面记载其交际、游冶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则大肆哭穷。

在李慈铭哭穷的文字之余，我发现一些有趣的内容，这位大名士多次挖苦他的同姓前辈，也可说是同朝为官的李用清。李慈铭是浙江绍兴人士，绍兴乃文风鼎盛、经济发达的地区。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有着山西人传统的勤俭风范。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里流露出对李用清的“地域歧视”。其言如此：

“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

这段文字，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出身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这李用清和李慈铭并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惹出他这样无情的讥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李用清太俭朴清廉了，他之俭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其在官场有个绰号“天下俭”，曾经在山西原籍起复赴京就职时，这位老兄徒步三千余里，没雇一辆车骑。这项记录不惟在官场中，连小老百姓也难以做到。

这李用清相比京官李慈铭，当了许多年地方官，而且都是肥缺。他历任广东惠州知府、广东布政使（即藩台，相当于现在分管财政的常务副省长）、贵州布政使并署理贵州巡抚（代理省长）、陕西布政使。在这样的职位上，不用太贪，只要按照官场陋规，拿他该拿的，就可富得流油，而李用清基本上是一介不取，而在为朝廷聚财方面，却做得有声有色。在掌管贵州全省财政时，一年内藩库库银从6万两增加为16万两。接手陕西藩司时，全省库银30万两，一年后翻倍。

这样一位克己奉公的官员，在官场不独李慈铭对其极尽讥讽之能事，其他级别差不多的官员，也不以为然，甚至交章弹劾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位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员，如此清廉俭朴，你让其他官员脸往哪儿搁呀？岂不是反衬其他官员包括大名士李慈铭的奢靡贪婪么？所以同僚们要想方设法抹黑他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他安上“假道学”、“邀名”之类的帽子。

李用清在署理贵州巡抚时，力主禁烟，带领幕友、兵士下乡铲除农田里的鸦片，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操之过急，激起民变。这下被抓住把柄了，李慈铭在日记里载道：“御史汪鉴列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这汪御史和李慈铭一样的调调，竟然说李用清清廉俭朴，无非是像马不吃肉只吃草那样，生性如此，并不是他多么高尚！“都下以为笑柄”，多半是北京各类闲官，取笑他是有权不为自己谋私，是超级傻帽。

不久以后，李用清被任命为陕西布政使，作为全省的二把手，他照样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禁止鸦片。这回，他得罪了一把手—–陕西巡抚，为什么呢？毛病还出在他太“抠门”，把藩库的门守得太紧。他能让陕西库银一年内翻倍，巡抚当然高兴。但这么多银子，他不让巡抚自由使用，巡抚当然就不高兴了。巡抚要拿银子进京孝敬西太后，打点各重要的京官，疏通关节，可李用清太不讲政治，竟然不配合。不得已，作为一把手的巡抚亲自参劾二把手，李用清不安于位，最后回老家当晋阳书院的山长十年，郁郁而终。

当过光绪师傅的大学士翁同龢很器重李用清，且不说翁本人是否迂腐，但为官清廉也是公认的，对这种少有的清廉下属，想必有“吾道不孤”的感觉。但翁同龢也保护不了李用清，李被免职回乡后，翁在日记里感叹“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二李”中另“一李”，乃号称“一国俭”的李嘉乐，同样下场不好。

不知道李用清晚年在书院讲学时，是否醒悟：在已是制度性腐败、结构性腐败的大清，贪腐已成为官场流行文化，他若不同流合污，就是官场公敌，必定会被无情淘汰。

──转自《南方都市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