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把一个公司或一个组织比喻为生长的有机体，要有良好的根基，要有正确的信念，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导向，这个生命体才会强大和有活力。而中共靠马列邪教维系，靠暴力打倒“旧世界”，靠邪恶手段攫取政权，靠欺骗拉人入党，《九评》出世后，中国人要做中华子女，不做马列子孙的呼声振聋发聩，邪党的组织在解体，其靠倒行逆施妄图绑架全民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值此中共垂死挣扎的时刻，我们来看看历史的车轮是如何转动的：

一、近代史大清朝的土崩瓦解

从大清朝土崩瓦解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1840年之前的中古时代，大清帝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惯例并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没有国际外交，只有“剿夷与抚夷”，通商制度上西洋的商人只限于广州一口。英国曾经两次向中国的皇帝要求建立邦交，但中国只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中国闭关锁国，西方世界日益强盛，英国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从此，列强再不给中国平等待遇。

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时的中国，在内政上，道德已经衰微。虽然有一些士大夫坚守孔孟之道，但整个社会的腐败是不可逆转的。科举求官，衙门加多，官吏贪污，人民所受的压榨日益严重。权臣和珅“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乎无日无内乱。”（《中国近代史大纲》）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的确进行了大力的改革。有史学家说“若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但是史学家同时也分析了中国人的守旧性和旧文化的不可动摇性。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君主立宪到民主革命。但是一个旧的体制，怎么会容纳“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中国近代史大纲》）

孙中山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方案。他早年出国，最早接触外国的政治与科学的思想方法。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战、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刺激，此后弃医从政，组织兴中会，宣扬革命救国。“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朝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中国近代史大纲》）

迫于压力清政府预备君主立宪，同时大搞皇族内阁和镇压国会请愿。辛亥武昌起义后，立宪派也倾向革命。“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中国近代史大纲》）

貌似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了！清王朝是被列强打倒的，也是被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打倒的。正是一次次的战败使中国人转而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政治。面对一次次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国如何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重新振作起来，是当时每一个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和探索的。

早在清初，《四库全书》将“西方学术”编入另册—-“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觞。20世纪初，国粹派和国粹主义兴起，“保存国粹可以强国”，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大清国战败了，中国战败了。但那只是一时的。不应因此抛弃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直到今天，儒家文化依然为世人所珍惜，即使今人已不能理解和自律，但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对文化之根的追求是不灭的。相反，一味的西化，盲目的崇外，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27年五月，国学大师王国维毅然自沈颐和园昆明湖，他是为传统文化在抗争与“死谏”。

二、二十年前苏联的瓦解

1917年，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以暴力夺取了俄国政权，最终在日后成为苏联共产党。列宁逝世后，继任者斯大林为了巩固个人地位，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政治对手，以肃反的方式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展开了大清洗，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苏共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成功地把苏联改造成了一个重工业和军事上的强国，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并不高，缺乏民主，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干部群体，逐渐蜕变为一个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驰。

1953年斯大林去逝后，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年的政治斗争，最后赫鲁晓夫成为了最高领导人。此后，赫鲁晓夫结束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在去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过去的斯大林派人物被撤职，斯大林时期的严密的监视和控制被放松，部分反对派人物被平反，苏联对其卫星国的经济要求放宽。在文化上在这些国家出现了“解冻”，在波兰和匈牙利原斯大林派领导人被推翻。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获得政权，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并与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耗散了国力，加剧了苏联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被视为苏联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橱窗，但是由于入侵阿富汗，却变成了有史以来抵制国家最多的一次奥运会。

1985年，共产党改革派人物戈尔巴乔夫接掌政权。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启了改革的历程。改革, 要打破传统体制的重重阻力,
首先要扫除各种思想上的疑虑和障碍, 使人们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对社会科学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认为各类社会科学的教科书都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 因此必须重写。1987年初, 在另一次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承认, 在苏联历史的研究中确实存在许多“禁区”, 他提出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任务和空白点”。 大批政治案件陆续平反, 一系列文艺作品解禁, 填补“历史空白点”逐渐推开, “历史热”不断升温。这个时期出版了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回忆录、言论。过去的“禁区”被打破, 历史档案不断开放, 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撩开了面纱, 这不能不引起广泛的反响和对历史真相的关注。

从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过去旧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到政治体制改革，提倡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政治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如何改变苏共为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政党，成了摆在苏联共产党内每一个党员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1989年，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累的错误发生了总爆发，从1990年到1991 年中，一年半的时间里苏共党员人数减少了420万，即将近1/4退党。共产党及其政治目标在东欧国家日益不得人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法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

历史进程超出戈尔巴乔夫的想象，但是他自觉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事态发展，既没有运用军事力量，也没有支持一些挣扎中的政权。1989年6月访问西德时和科尔签署了联合声明：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本国的政治制度。这一决定使他因柏林墙倒塌而赢得了荣誉。

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立国家国协），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1991年“8.19 事件”后，作为苏联政权核心力量的苏共被迫停止活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苏联。经过一番准备，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决定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一起举行三个东斯拉夫国家领导人会晤，来商讨苏联的最终命运。

苏联在事实上走完了自己74年的生命里程，而策划这一重大事件的只是3个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决策时间仅仅用了不到两天。5个人7小时制定苏联解体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协议确定了合作的基本范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运输等问题。此时，全国仍在睡梦中，苏联的末日已经来临。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停止存在而灭亡。

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看出，共产党因其反人性、反宇宙、反自然而为祸人间，最终难逃解体的命运，被历史所抛弃，被人民所唾弃。苏联两年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这一切只为了维护党的独裁统治。共产主义的历史苦果，人们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人们对理性与和平的向往看清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恐怖，东欧的人民为解体共产邪魔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如棋世事局初残，
共济和衷却大难。
豹死犹留皮一袭，
最佳秋色在长安。

共产国际邪恶的联盟彻底解体，只剩下中国。

三、中共邪灵的解体

中共继承了马列的邪皮，大搞专制、镇压等恐怖统治，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次政治运动，“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九评》）。通过深思细阅《九评》，我们能得出中共邪灵解体的必然性：

1. 中共建政后，与所有的开国之君大赦天下不同，而是大兴杀戮。土地改革消灭地主，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取缔会道门、三教齐灭，自此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伦理体系确立了中共的一党天下。之后收拾知识分子，划成五十五万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中的大饥荒饿死四千万老百姓。又从文艺界下手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700多万人死于非命。

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苏联大清洗说过：“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决定，只要它选择了社会主义，或被社会主义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所有的国家都不曾例外。

当世界上的人们都在反省共产主义的时候，中共还有什么理由能立足？

2. 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而中共战天斗地，从来也没有祭拜过黄帝，它不是中华民族的薪火传承者，而是窃国夺权、危害众生的邪灵。今天的中国传统道德丧失殆尽，自然环境被强力破坏，贪污腐败无可救药，黑社会、吸毒、卖淫充斥中国大地，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这一切都是不信神佛、战天斗地的中共及其邪恶统治带来的恶果。

神会把万民大业交给一个这样的邪灵吗？《尚书》中记载了很多有道伐无道的言行，当暴君自绝于天，民众也会诅咒他，上天听到民众的呼声，就会抛弃他、降下灾祸，上帝只会将天命给有德行的人。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

中共不能治理好天下了，它已经成为人民利益的最大榨取者，只会歇斯底里的迫害人民。

3. 中共的起家是非法的。“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禅让；一种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部落或国家的相互取代。天理不允许一个国家的臣子（官员或老百姓）以非禅让的方式改朝换代（《由朝代更迭看天象变化的特征》）。中共政权的取得本身也是非法的，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不抗日，反而搞破坏、闹独立，当局称为“赤匪”。中共做为中华民国统治下的一个非法政党，所干的就是谋反夺权的构当。它既不是民选，也不是君权神授，一个乱世窃权的国贼，其命肯定长不了。

4．天灾警世。在中国大陆，近年的天灾特别频繁、异常、暴烈。“萨斯”（SARS）、禽流感、H1N1瘟疫的流行；四川省汶川发生7.8级大地震；普遍干旱，气候异常，黄河断流，冰雪灾害等等。由于中共无神论的毒害，越来越多的国人不愿意接受”天灾谴告说”，反而崇尚“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破坏生态，所以只能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们对天灾的认识走入了歧途。

传统儒家讲究“天人合一”，“道行天下”、“天人相通”的理念，要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认为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谴告，若对天之谴告不思反省，异象和天灾就会来临，以警示世人。倘若还不能改过，真正的灾害就会来到。《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中共从未在天谴面前反省过，从来都是把天灾扩大为人祸，每次都是叫喧与天斗与地斗甚至与疾病斗。狂妄之极只能是祸国殃民。

5.中国人真的觉醒了。华夏儿女是有信神的底线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换句话说，中华儿女是有深厚根基的，文化内涵骨子里都是，血液里都有。虽然中共倒转乾坤血雨腥风，但是只有一息尚存，良知尚在，中国人就不会做马列子孙。6400万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而且这些人一旦明白了，就现也不会助桀为虐，他们就会起正面作用，就是有未来的生命了。同时，普世的价值观得到认可，人权与法制的观念将给中共以实质的打击。

四、谁是先进的中国人？

中共自称“先进”，当然把共产邪灵引进中华的中国人也被称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看他们完全是异类，否则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怎么会接受无神论、暴力和阶级斗争？怎么会打破和谐的天地人关系和宗法伦理，搞什么痞子革命，穷人翻身？

20世纪交的中国，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有识有士，他们有思想、有骨气。比如《新政真诠》的作者何启和胡礼垣，提出“内修政治，君民相维”，提出国家公平的原则，论证了“行选举”、“设议院”的合理性，提出“重商”、“爱民”，提出言论自由等。其关于“民智”与“民权”的论述尤为精彩—-“民之所知谓之智，民行其智谓之权。”反对者说“民智未开”，中国的民智早在尧舜三代时期即已开之，因为“未有民则无智，既有民则有智，国未立则智不显，国既立则智必彰。”中国在尧舜三代时期既已立国，那时民智也就已经开启。“中国民智之开，其先于泰西各国者盖数千年”。所以说民智的问题不是开不开的问题，而是用不用的问题。

比如梁启超，早期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后来亲到欧洲考察，既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技发达、政治有序，具有法治传统，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又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危机，看到“科学万能”走到了极端，将社会“物质”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欧美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西方社会文化发生了动摇，迫切地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救助。梁启超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尊重儒家哲学。并在学术思想序中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较为精密。”反对“青年脑筋中，充满了一种反常的思想。如所谓‘专打孔家店’、‘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等”（《儒家哲学》）认为“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参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因此，须有些大黄芒硝一类瞑眩之药泻他一泻。”“但要知道，药就是药，不能拿来当饭吃。”“中国诺大国家，有几千年历史……我们这个社会，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空气之中。”中国人是受过文化洗礼的。

再比如辜鸿铭，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文化。20世纪初，当中国知识分子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时间内轰动了整个欧洲。创造性的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人的精神》等。世界大战中对文明的思考，“真正的中国人是无价的文明财富”，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中国文明的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

或许，在那个邪灵出世的大变革期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他们真正中国人的思想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才是先进的中国人。

五、振兴中华，回归神传

“振兴中华”最早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也是先进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中共窃国六十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富强，没有人权，没有希望！只有早日解体中共邪灵，才能救中国。

近百年的历史，波澜壮阔。其间中国人经历了战争、欺骗和凌辱。痛定思痛，无论是开明的接受西方的民主还是潜心的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创造性的发展改变。中国人都必须敬天知命，敬畏神佛，回归天人合一的境界。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