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学校教育，有些是沿袭宋代的，有些是另行创设的，分别略述如下：

国子学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始立“国子学”，国子生博果密（人名）等请讲解经传，教以修、齐、治、平之道；其下分设“小学”、“律”、“书”、“算”诸科，由国子学官主持其事，加意点勘。学生中勤学的升“上舍”，怠惰的降“下舍”。

当时迁都燕京，更立“国学”于城东，令“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助教”专守一斋。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为《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

“博士”和“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则伴读，依次传习，讲说也是如此。次日抽签，教学生复说。又置“蒙古国子学”教授蒙古文，“回回国子学”教授回回文，依汉人入学的制度，每日肄习。

到了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授纳集贤学士赵孟頫等的建议，建立“国子生贡试积分法”，其规定有如下三种：

上两斋──左为“时习”，右为“日新”，讲说《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并课习明义等程文。

中两斋──左为“据德”，右为“志道”，讲说学、庸、论、孟四书，并课肄诗律。

下两斋──左为“游艺”，右为“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的，都在其中学习。

上述六斋，各以学业的浅深，分为三等。每斋生员的人数不等。每季考试所习经书课业，如不违背规矩的，则以次递升。

◎私试规矩：

斋分三等，汉人以考列第一等的为“上斋”；蒙古人和色目人则以考列第二等的为“上斋”，因其智识水准不如汉人，故从宽办理，且以显示优待本族。既升“上斋”，过了二年，才能参加“私试”，词理俱优的给一分，词平理优的给半分。岁修积至八分的为高等，以四十名为足额。蒙古人、色目人各十人，汉人则二十人。

◎黜罚科条：

应“私试”积分，生员中如有不专心课业和违背规矩的，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应补高等生员，有违背规矩的，初犯罚“殿试”一年，再犯除名。应在学生员，岁终历实坐斋（实际上课日数）不满半年的除名。除月假以外，其余告假，并不准计算。应在学生员，除蒙古人、色目人别议外，汉人生员如三年不能通一经和不肯勤学的，则勒令出学。

所积分数，高等生员最初以“国子监学”、“正录”诸职相处，此后则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故“国学”的出路，仍以科举为归宿。

地方之学

至于郡国乡党之学，在太宗初年设置，并建立“孔、颜、孟三氏学”，后又置“蒙古字学”。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学校的数目，计增加到二万一千三百余所之多。州县学校也都有田产，赡养学者。复置诸路阴阳学，设“教授”训诲，有精通艺术的，即升用“司天台”。

医学方面，世祖时，设置诸路提举负责教导，故所出的名医也很多。

书院

元代的“书院”比宋代更盛，书院“山长”，也成为定员。《元史˙选举志》记载：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或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

元代著名的“书院”，不下百数。《续通考》载：

“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集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此为元朝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由此可知元虽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而教育权柄仍操在汉族儒者手中，所以宋儒讲学的风气，虽改朝换代仍持续不衰哪！

综观以上所述，元代的教育，沿袭宋代遗制，除有“国子学”和“府、县学”之外，又有“书院”普遍的设立，所以一般淡于名利、志在讲求修身治人的学者，多乐趣于“书院”，这实在是当时学校和“书院”的一大区别。

故当时定令，各地方虽有学校，而士大夫仍可于学校之外，增设“书院”，不以并行为病。这种讲学自由的精神，正为今日学者所渴望之事，我国古代已有前规，凡属今人所欲为者，古人已早能见及并已实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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