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岗区看守所】

———2008年7月12日———

管教喊我的时候，我正在被罚“蹲茅坑”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准挨上前后几釐米的墙壁，我已经蹲得眼冒金星，两条腿早已没有了知觉，我挣扎着站起来，但是试了几次也不成功，最后是“耗子”把我硬薅出来的。

我是什么性质的罪犯

我被罚是因为我要求政治犯的权利，这也不是出事的原因，原来的原因是我被打，我被打的原因是什么，连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自从成立了针对我的严管组，无论我什么样的行为都可能挨打。

我们蹲成一排，我左边的人嫌挤，我示意右边的人挪一下，就被马太平无端地毒打了一顿。他说我摊上他算好的，按他们的要求应该往我头上套塑胶袋。

人到了这一地步，精神处于了崩溃的状态。外面的消息一点我都不知道，怎么判断自己案子的发展。每天都有报纸送来，每个犯人的家属都交了书报费。报纸是给槽子的，大铺犯人都没有看的资格。

在马太平打我时，我在解释：“马哥，你先听我说，我不是捣蛋的人，这你也知道。我在这里绝对服从你的领导，但我是政治犯，受到联合国反酷刑条约的保护，权利中包括给我报纸看的。”

“什么！”马太平当时愣了一下，“你是政治犯？你他妈的当过官啊！”马太平一记闷拳把我搂倒，又跨步上前踹我的胸口：“我给你问管教，如果不是政治犯，你等着瞧！”他余怒未消地在屋里转磨磨，朝我大喊：“我绝对给你问，我就看着你的下场，你要是不被管教骂，我就不姓马了，你以后能离开这屋，我就管你叫爹。”

马太平按了通话器，一会滕管教慢悠悠地来了，对我说：“政治犯不关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没有政治犯的监室，你也没那个资格住啊。”马太平轻蔑地看着我，指着我流出血的鼻子说：“听没听见？住这里的都是刑事犯。”

“我知道了，我不是政治犯！”我诺诺地答。

马太平喋喋不休地跟每个管教说我要报纸看的事，他对我天方夜谭式的要求不可思议，滕管教已经把我这种想法消灭在萌芽中，那几张报纸都经过了他们的审查，留下没有“问题”的几个版面。

马太平指着我问：“你想在我这里实现你的民主吗？”我回答：“那是国家层面上的，与一个单位的事不一样。”

我的回答并没有消退怒火，他上来一个猛虎掏心拳，我的下巴好像打脱环了，说不出话来。管教在一旁看着，面带满意的神情：“以后还好不好好的了？”我点点头，心里在“嘭、嘭”地打鼓，马太平跟很多法轮功学员打过交道，那些人身体都留下他打的痕迹。

多亏刚才没说自己是良心犯，那还不把我打残了。犯人们都觉得有意思，在低着头偷偷看热闹，管教一出现在犯人的视线内，犯人们必须马上把头垂到水准，没有槽子的发话，谁都不能把头抬起来，犯人绝对不可以与管教对视，只有槽子才有资格看到管教的脸。

从此之后，饥肠辘辘的犯人再见到机会，都义愤填膺、奋勇当先地打我。

我被迫参与管教的造假

马太平聊号回来，一边把皮鞋换成布鞋，一边吩咐我们上来试写几个字。我草草地写了几个字，马太平比较了一下，只留下了我，指着“大裤衩”对我说：“跟着他出去，他说什么你写什么。”

“大裤衩”刚刚挨了揍，现在又显得积极主动。他非常善于阿谀奉承，他当兵时给某位军官当过文秘，这次就是靠着这一身诈骗的本事进来，他诈骗的是一个没穿警服的便衣，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大裤衩”这次又撞到枪口了，因为“小王八”要走了，他借着值夜班的机会偷着用笔留个电话，号里有一丁点的小事都会被告发，他被告发，挨了一顿毒打，号里不许有笔和纸，这要是搜出来就是件大事故。

拽出监门时我还蒙在鼓里，“大裤衩”在殷勤地同滕管教搭讪，蹲在地上的我才知道这次来是帮管教“编案子”，“大裤衩”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管教的烟，管教抽屉里都有家长们送来的烟，“大裤衩”指着我说：“他不会抽”

他在编内容，我在记录，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问答。“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答：我们几个在商场门口遇到了的，抢了我的钱包跑了；问：你看到了他们长什么样吗，答：我追了二十米远就停下来了，路灯太暗了，我什么也没看清。”……

我紧张得要命，手心里的笔上汗津津的，终于写完了，滕管教又说：“下去蹲着吧，还占着这地方啊。”我对“大裤衩”说：“咱们回去吧。”“着什么急！”他一转脸变得凶巴巴的，他看管教时永远是一副笑盈盈的面孔。

我为号子做了贡献，马太平对我好了点。我的心里很不安，整个民族的事情都是造假，整个生态环境被虚假玷污了，我们每天都浸在变态空洞的形式主义、虎头蛇尾的政策口号、低俗蛮横的虚假惯性中无法自拔，任何拒绝玷污的良知都会被整个社会拒绝，所有人必须维护一个原则，那就是真理的中心永远在权力者的手中，员警、律师、教师、医生等等令人羡慕的行业都在任意施展着共产党赋予的权力。

给我注射了一种不明药物

下午又在喊我的名字，说要是给我打针，我问身边的“变态”：“打的是什么针啊？”“不知道，让你打，你就打，多说话就挨揍。”

前道里出现了驻监医生王大夫，随后是一名全身白帽、白口罩、白大褂的女护士，马太平喝到：“‘颠覆’，过来！”我蹲到监栏前，试探着问：“打的是什么针啊？”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畏缩着不愿配合。“小少爷”走过来，“啪”地给我后脑一下子，他还只是个刚刚过了十八岁的孩子，因为可能是某位管教的亲戚，进来就受到特别的照顾，号里只有两个人可以穿鞋，一个是马太平，一个就是他。他是号里的二号人物，可以根据马太平的指令打人。

他拎起我的胳膊，用胶皮管系住手腕，护士在卡片上记录下我的名字和药瓶的编号，“小少爷”用力把着我的手，让手臂从监栏的一个很小的破洞伸出去，护士用仅仅露出的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看，一整管药水很快就推入我的静脉，我像一只医学实验用的白鼠任人摆布，我转头面向马太平，他正在用惊恐不安的眼神看着我。

随后的几天中，驻监医生每天都来询问身体有什么变化，极度的精神紧张调动了人的最大潜能，又过了几天我出现了虚脱，但我也没往不好的方向想。大铺犯人和槽子之间，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差别，槽子里基本上不缺药物，还有补充营养的维生素片。

“山驴B”憋了很多天，尿不出来，也拉不出来，肚子涨得像个皮球，他几次报告马太平病情，每次找来大夫给几粒果导片，药物都必须交给槽子存放，“山驴B”一直不见好，痛苦得让人揪心，终于壮着胆子问槽子，他吃的确实是果导片吗？这样一问出了大问题，“小少爷”说他血口喷人，几个人上来揍他，几乎打个半死，后来王大夫来了，问他敢不敢喝猛药，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大夫自己配制的泻药真的非常见效，只用了十几分钟，“山驴B”就拉出来了。

大铺犯人几乎得不到任何药品，我们不被允许搞个人卫生，每天24小时接受集训，在燥热窒息的囚室里机械地坐着，人的体温把空气烤得滚烫，偶尔从铺板缝里吹出来的风，夹杂着人体表的排泄物，又腥又臭。

我们铺的褥子都是许多年前的，没见过阳光，布满了皮屑和河浪，里面养着成建制的虱子。过了午夜时分，它们就出来与各种飞虫一起开始在我们身上聚餐。号里很多人都得了肠炎、痢疾和便秘，找大夫，回答只有：“这里不是医院，没有药。”大病治不了，小病不给治。

我可能感冒了，浑身一阵冷一阵热，我跟他们要了一瓶水，喝下去，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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