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古老的疾病不仅仅只有麻风，另一种名叫炭疽热（anthrax）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得相当久远。炭疽热也称炭疽，英文名称源于古希腊文”anthrakos”，经由拉丁文”anthrax”（痈、疔）转至中古英语”antrax”（恶性疖子）演化而来。1863年，卡西米尔•戴维恩（Casimir Davaine）首次将该词正式冠之。其中文之意取自煤炭，因感染发病后皮肤呈现典型特征黑痂而得名。

根据19世纪学者的推测，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发生对牲畜影响很大的第五次瘟疫和史称”疖子（boils）瘟疫”的第六次人畜共患的瘟疫，可能是有史以来炭疽流行留下的最早记录，因为当时的发病症状同后来的炭疽症状非常相似。证据集中体现在被安置在尼罗河上的犹太人身上。他们躲过了瘟疫，而那些没有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则遭受了洪水泛滥之苦，洪水为杆菌（bacillus）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绝好条件。

古巴比伦历史中留有炭疽为患的印迹，当然，有些记载今天分析起来很有可能属于梅毒的表征，但至少反映出当时就有炭疽感染或传播的现象存在。古罗马诗人维尔吉（公元前70～前19年）在公元前25年，也描述了一种与炭疽有很多相同之处的动物瘟疫，并警告说它有可能通过与被污染的兽皮接触传染给人。而作为古老的疾病，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中对炭疽也有相关记载。

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史书每每以寥寥数笔带过的那些次数繁多、导致牲畜大批死亡的疫病中，也不乏炭疽流行的可能性。因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许多关于动物瘟疫的记录，几乎肯定是炭疽但又常常与其他疾病混淆在一起。例如17世纪欧洲发生的”黑祸”（Black Bane），就明显带有炭疽的典型病症。而此次被称为”黑祸”的动物瘟疫大流行，直接造成了6万头牛的死亡。

动物中炭疽病的发生，无疑对该传染病转而攻击人类准备了一定条件。炭疽成批杀死人类的主要食用物种–蓄养的牛群或羊群时，必然给人们带来难以避免的饥荒；同时，高蛋白食物的陡然短缺所造成的饥饿，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人们自身抵御传染病的能力。这样一来，接触病畜以及被其污染了的物品，或甚至饥不择食地食用病死牲畜肉，必然令感染炭疽者大有人在。1607年中欧就有6万人因患炭疽丧生。1870年至1880年的10年间，俄国因牲畜患炭疽损失 9000万金卢布，仅1875年就有近10万人死于炭疽。只是因为炭疽杆菌对人的大规模传染只能通过”动物（或物品、环境）→人”这样的传播模式才能实现，而几乎不存在”人→人”的传播模式，所以才没有像其他疫病那样醒目地被历代典籍记录者付诸更多的笔墨而将大量悲惨的记录留给后人。

20世纪的炭疽病

进入20世纪，自然传播的炭疽流行依然是人类的主要威胁之一。从1900年到1978年，美国发现的18个炭疽患者大多从事羊毛或羊皮处理工作，这也是炭疽在美国曾长期被叫做”剪羊毛工人病”的原因。1945年，伊朗发生炭疽大流行，杀死100万只羊。1978～1980年，津巴布韦发生人类炭疽大流行，6000多人染病，多达100人死亡。21世纪初期，大约82个国家发现过动物炭疽，人类炭疽病例则在中东、非洲和独联体国家也时有发生。

炭疽所具有的畜人之间而非人人之间的传染方式，和炭疽杆菌芽孢存活时间长的特性被世人认知后，炭疽流行方式在20世纪里突破自然传播界限，更多地受人为的主动传播行为所支配，即世界上不少强权国家竭力用其研发生物武器，概因炭疽菌易于培植、生命力顽强、收集容易，使其制成生物武器的方法简单且成本低廉，同时其杀伤力非常惊人，仅需一亿分之一克便可将一个人致于死地，经由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率则高达九成，故而被视为最理想的生物武器。根据美国国会技术办公室199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用炭疽菌进行攻击，可能会造成比核弹还要大的灾难。

历史上首次使用炭疽作为生物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药业巨头、罗斯福总统的生物战顾问乔治•W.默克（George W. Merck）撰写的绝密报告透露，早在1915年德国间谍便在纽约港口”给马和牛接种可致病的细菌”。研究生物恐怖主义的专家、美国国防部顾问W.塞斯• 卡勒斯博士（Dr. W. Seth Carus）于2000年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说，1915年时，德国特工携带装满液化炭疽（liquefied anthrax）的瓶子渗透到曼哈顿范科特兰园林（Van Courtland Park）的马圈里，用粗糙的针头给这些动物注射。美国军事情报局的解密文件也透露，1916年，身处秘密地点的普鲁士医务官安东•迪尔格（Dr. Anton Dilger）在美国马里兰州切维猎场（Chevy Chase）的一个秘密实验室里制作了炭疽孢子，准备用其感染巴尔的摩港的牲畜。同年在阿根廷，德国间谍仔细检查了几个港口，用装有炭疽的注射器给准备运往欧洲的马注射。

1916～1918年英国情报局文件和截获的电报显示，德国间谍在美索布达米亚给近5000头正在使用的骡子和马匹注射了炭疽，随后1916年 8月又携带炭疽前往罗马尼亚，给即将运往俄国的羊注射。这些文件还显示，德国间谍巴伦•奥托•卡尔•冯•罗森（Baron Otto Karl Von Rosen）准备在挪威用装满炭疽的小瓶子给许多驯鹿注射。此外，德国间谍还分别于1916年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1917年在法国，给牛和马注射炭疽，造成大量牲畜死亡，严重干扰了协约国军队的后勤供应。

美军前微生物学家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博士在他1949年出版的《和平或瘟疫》一书中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些德国间谍，在企图对德国”周边国家人口”传播炭疽和霍乱方面 “可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除了罗斯伯里上述粗略而无法核实的记叙外，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哪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认真考虑过针对人类目标使用炭疽。大概最重要的原因是，战时双方都广泛发展的毒气已经具有了极强的毁灭性，而全世界都认为对人类使用细菌战简直不可想像。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却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日军731细菌部队

1932年，日本青年军官、细菌学博士石井四郎受命日本军部，在中国东北背荫河地区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掩护建立731细菌部队基地从事秘密生物武器的研究。1935年，该基地迁往哈尔滨南郊20公里的平房地区。1937年起，日本在中国东北进一步实施细菌战计划，其中便包括在民间传播炭疽的试验。731细菌部队在平房占用了150多座房屋，由近3500名研究人员和雇员组成。石井手下的细菌试验人员普遍灭绝人性地拿人体进行试验，集中研究如何强化炭疽、伤寒、鼠疫、霍乱、肉毒中毒、天花、野兔病和脑炎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性能。1938年，石井自己设计了一种陶瓷炭疽炸弹样品，此炸弹爆炸后可以将数百万致命的炭疽孢子洒向空中。在日本军方谎称”俄国特工用炭疽和霍乱进攻驻华日军，杀死近6000名士兵和2000匹战马”后，石井的细菌部队规模和人员都增加了一倍，并进一步试制不同类型的钢壳炭疽炸弹。1940年，731细菌部队已能每月生产炭疽杆菌500～600千克。据有关资料显示，此时731部队制造并存储了超过5吨的炭疽炸弹。为了使日本特工能够在近战和秘密接触中有效地攻击个人目标，石井手下还研发了炭疽污染过的巧克力和口香糖，以及装有炭疽菌的自来水笔、伞等。此外，731部队还用携有致命炭疽的热气球进行了大量漂浮投放试验。

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军事基地的解密文件描绘了原本有可能延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的可怕情节。从1944年末开始，便有报告说美国西部几个州上空约 150英尺高度有大气球飞过人口居住区，对此迪特里克营地（Camp Detrick）的生物学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到1945年3月，美国西部9个州（包括夏威夷）和加拿大西部共发现了250多个气球。陆军新解密的关于气球的文件显示，每个气球都装有一个燃烧装置。1947年由雷克斯蒙德•C.科克伦（Rexmond C. Cochrane）撰写的一份有关化学部队的绝密报告称，1945年5月，佐治亚州的5名妇女和儿童被一个落地的气球杀死；而落在蒙大拿州的一个气球杀死了一个妇女，落在俄勒冈州的另一个气球则”杀死了正在参加打猎聚会的6个男人”。

731部队的众多研究计划用人来作活体实验尤为令人惊骇。根据战后解密的美国陆军文件，许多裸露着腿和屁股的人，成为几码远爆炸的炭疽炸弹的试验品，被用于测试他们在经历炭疽炸弹爆炸后死得会有多快。文件显示，无人能使自己感染炭疽后的存活时间超过一周。试验人体还被秘密地食用涂有炭疽或其他细菌的食物，更有一些人被强迫喝下含有炭疽或伤寒病菌的液体。据不完全统计，731部队的人体试验直接造成1000人死亡。日本人在中国的11座城市里使用炭疽和其他细菌污染供水和食物，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细菌战实验。

1986年9月在美国举行的国会听证会证词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战俘也曾被用做731部队的试验品。日本对此长期不予承认，美国政府则也隐瞒不说。这些美国战俘在战争结束返乡时被告知，”要对其经历过的试验守口如瓶”。听证会后，美国陆军一名发言人称，美国没有”文件证据能确凿证明”上述有关美军战俘的说法，因为所有关于731部队的记录都在20世纪50年代末交还给了日本政府，美国没有保留副本。

据美国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美籍华人作家尹集钧于2001年11月27日向国际媒体宣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大量培养炭疽病菌，并用活人进行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试验后，很快便将其中的炭疽武器投入战争。1942年，731部队第三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 1644部队一起，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菌等病毒运至浙赣沿线等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在逃跑时，还将炭疽菌散播在华中一带。在当年日军从飞机上撒下大量炭疽、鼠疫等细菌的金华市郊一个有四五百人的村庄，死于细菌战的就有两三百人。最多的一户人家死了13人。据悉，二战期间，金华市有6000人左右死于日军细菌战，其中近1/3死于炭疽。尹集钧宣称，横行美国的恐怖炭疽，与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一脉相承。

二战期间的生物战计划

二战期间，为应对纳粹德国科学家在相关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形势，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苏联也都秘密启动了生物战计划。

英国和加拿大研究人员在研制炭疽武器方面特别积极。英国在英格兰波顿草原（Porton Down）的细菌战中心进行炭疽试验。解密的波顿草原文件透露，英国早在1941年就开始了一项炭疽细胞试验。到1942年初。英国还在波顿草原进行了一系列在空中向地面上的羊群和牛群撒炭疽的试验。这些试验导致生产出了英国研究人员所称之”牛饼”（cattle cakes）的炭疽附着物。1942年，英国还在苏格兰海岸附近的格林亚德岛（Gruinard）进行炭疽试验。英国的炭疽研究得到最高层的鼓励。 1944年初，与丘吉尔关系密切的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对丘吉尔说，由于炭疽”惊人的潜能”，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发展炭疽炸弹。丘吉尔立即做出回应，命令军队领导人向美国要50万枚炭疽炸弹。

加拿大人的炭疽试验稍稍落后于英国。他们在卡尔加里和梅迪辛哈特（Medicine Hat.）附近的一个名叫萨菲尔德（Suffield）的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进行了自己的试验。有关这些试验的细节迄今为止公开的很少。

从1942年开始，美国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炭疽试验，而炭疽武器的正式研究始于1943年初，由维斯康辛大学的艾拉•鲍德温（Ira Baldwin）博士主持，并在马里兰州的细菌武器研究中心迪特里克基地封闭设施里培养了大量的炭疽孢。起初，美国的生物战专家与加拿大军方进行合作。加拿大人则在一个隐蔽的地方–魁北克附近圣劳伦斯海路上的格罗泽岛（Grosse Isle），以每月约150磅的速度生产炭疽。由于格罗泽岛上的炭疽生产比较慢且其他问题很多，美国官方遂决定自己生产炭疽孢，他们在印第安纳州的维戈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设施中生产炭疽。该设施原为常规军火厂，为生产炭疽特地更新了设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可以生产50万个炭疽弹所需的炭疽。1944年初，美国在迪特里克实施了一项成熟的炭疽武器计划。同年6月，在英国要求提供50万枚炭疽弹后，美国决定生产100万枚炭疽弹，其中一半美国准备储存起来以备使用。此外，该计划还生产了数百枚原型炭疽集束弹（prototype anthrax cluster bombs）。在维戈设厂生产炭疽之前，美国在迪特里克共生产了5000枚装有炭疽孢的炸弹，同时还生产了大量的炭疽孢–有人说超过两吨。当时维戈扩大生产的计划被视为保证军队战时目标需要的基本步骤。迪特里克基地的官员一直说维戈的工厂”从未用于生产致病产品”，而且该厂在战争结束时就已被放弃，租给一家私人制药公司。官方的记述中从未有过数百万炭疽孢和数百枚炭疽弹的描述。自1943年至1946年间，美国细菌武器研究中心狄特里克营地便先后发生 25名实验室人员感染炭疽病的案例。

冷战期间的生物武器计划

冷战期间，一些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依然没有放弃炭疽试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设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基地继续从事生物战研究计划。1969年，尼克松总统结束了美国的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但防御性生物武器得以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布列日涅夫签署了一项禁止进行生物武器研究的条约。尽管有此协议，苏联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依然实施了一项极为秘密的”生物制剂”计划，在全国至少新建了47座生物战研究室。苏联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继续进行实验并发展可用于生物武器技术的各种疾病（disease agents）。而炭疽这种由传染性细菌（infectious bacterium）引起、能被用来不知不觉地危及广大人口的疾病，则被作为秘密研制的重点。

1979年，前苏联斯维尔洛夫斯克市（Sverdlovsk，现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暴发炭疽热感染。这年4月初，病人们开始突然出现在斯维尔洛夫斯克的医院里，说是出现了槽样（flulike）的症状。患者开始死亡时，医生们没有往炭疽那儿去想，只是感到困惑。苏联当局的官方报告很快称，受害者肯定是食用了受到污染的肉而感染上了炭疽，尽管初步尸检表明病因是空气传播的病源所致。然而，在发生第一例患者死亡后，数支特别紧急分队被调来射杀无人认养的狗，用氯清洗医院和房屋，铺建道路。

从1979年4月4日至5月18日，斯维尔洛夫斯克有传闻说96人患病、66人死于炭疽热。由于官方严格控制有关此次炭疽暴发的消息，死亡的确切数字不详，有人说可能死了数百人。尸体解剖记录掌握在克格勃手上，除了几张手写的便条和隐藏的尸体标本外，死尸都被用石灰掩埋在了一起，由政府出钱派人看守。

鉴于冷战正酣，高度机密的生物实验室还不被美国所知，苏联当局宣称此次炭疽热流行实际上是按正常形式发生的，是因食用受到感染的肉引起的。那时，苏联媒体从不对任何形式的疾病流行予以客观报道，故有关这次事故的细节只是通过苏联医生私下里来获得。两位参加过尸体解剖的医生说，死者的肺组织被炭疽细菌污染，这表明炭疽是从空气中吸入–而不是源于食物，因为这将对肠胃系统造成更明显的伤害。这些医生秘密地保存了标本、死者的照片及验尸报告的副本，没有把他们交给克格勃。

事故发生后不久，西方便出现了有关苏联暴发炭疽热的传闻。此后许多年里，西方的研究人员一直怀疑炭疽热的起因，甚至于1988年4月一队苏联医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作的陈述也未能消除怀疑。苏联人依然坚持多年来官方的说法，即该疾病是因食用了受到感染的肉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