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4日讯】中国传统哲学在老庄经典的浸润下，发展出了一套“为而不争”、“节而有度”的礼仪文化。这套礼仪文化，不管是好还是坏，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之，它已经影响了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人的交往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模式。

著名作家叶广芩2001年到陕西宁强县的青木川，寻访一个已故去多年的土匪头子。镇上安排让她参观这个土匪集资兴办的学校。面对几十年前校园柱子上“夏庇群英”、“培育英才”等苍劲有力的字，她问，这是出自何人手笔？这时，一个青布蓝衫、背驼耳聋的老汉从围观的孩子中间走出来，拱手施礼道：在下不才。一问，这个老汉叫徐种德，民国年间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就读，因感念土匪为他出资上学，毕业后曾任这个土匪的“少校参谋主任”，“文革”时因此备受摧残。叶问他，为什么回来？他答道，知恩图报。

这使我想起《道德经》中“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的嘉言来。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一样，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不管多强的风都吹不走他们的光芒。

相声大师侯宝林“文革”时被红卫兵揪上台，压倒在地，有人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侯听后连忙站起来，作了一揖，以相声特有的腔调回答道：“反动则是，权威不敢”。这就是无数像侯宝林一样习染了传统士风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甚至在人格受辱时仍然不忘“谦让处后，不敢为先”的古老训诫。

这就是中国人的绅士风度。这种绅士风度和西方的讲究外在得体、张弛有度、尊重妇女的规范一样，已不仅是传统中国人出门行事、进退揖让的外在信条，而是已内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提升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效手段。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由上海往北京省亲。受邀在北大作讲演，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碰见了胡适。此前鲁迅曾狺狺地攻击过胡适，为这位“五．四”以来的同事战友深陷国民党的权力圈套而扼腕，并屡有嘲讽挖苦之辞。人们想看这两位文化大师在这样的尴尬会面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没想到事情竟出人意料地平静。胡适笑问：“兄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笑答：“不久又将卷土重去也！”说话间，恩怨灰飞烟灭。

这就是传统士人对待“攻击”的办法。他们认为彼此攻悍是出于公仇，而不是私怨。见解上的相互敌对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相互尊重。鲁迅去世后，他生前的论敌苏雪林趁死人不能还口，大肆攻击鲁迅，称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则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批评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这是传统中国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的写照。这种人格理想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也不是做学问、评职称的材料，而是能实实在在地指导“做人”，教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吃饭睡觉、与人闲谈都须臾不可离开，甚至在生命悬于一线之时，人们也不应轻言放弃。即使是死，也应当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结缨而死”——把帽徽领章戴好庄严死去。

1926年4月24日，《京报》总编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26日4时30分，邵被押赴北京天桥东刑场。行刑者用马枪朝脑后射击，子弹从右眼穿出。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这个报业巨擘临刑前，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死时年仅40岁。

这是我所听到的中国士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的最后绝响。

2007年8月17日草就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