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克说，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证实二者之间的关联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罗德里克和艾斯莫格鲁一样都是土耳其人，只不过一个是亚美尼亚裔，另外一个是犹太裔。

后者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而前者任教于哈佛大学的甘迺迪政治学院。二位都是当前经济科学领域里持续上升的明星。

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有任何必然关联吗？ 在皮诺切（Pinochet）独裁统治之下的智利，发展得远比其四周采取民主制度的邻国快得许多。

专制中国的成长脚步目前也超前自由的印度。就算是在过去，二者之间的关联也没有比较明显：日本在专制体制下快速成长，韩国亦然。

十九世纪末采取帝制的德意志和采取共和体制的法国以及采取议政体制的英国一样进步迅速。
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并不十分确定，罗德里克同样也驳斥专制为经济起飞不可或缺因素的说法。

该说法主要是因为苏联时代、一九六○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以及当代中国，都因为借助于威权专制政体而建立起经济实力。一个强势的政府在集中投资与支配薪资方面难道不是必要的吗？这并不能够解释二者的关联性。

若干民主国家，例如印度、巴西、南非以及模里西斯，也都开始发展。而许多专制国家却让人民陷于悲惨状态，例如北韩与刚果。

专制体制对于经济发展良好与否的争论只是意识形态上的选项，而且已经被历史所淘汰。

在一项和瓦克奇亚格（Romain Wacziarg）共同进行的研究当中，罗德里克向大家展现，在过去二十年以来，在东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等地的民主化过程完全没有损害经济成长；一切的发展仿佛经济成长率和民主进程是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托盘上各自演变。

难道应该就此下定论，认为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毫无瓜葛？罗德里克倒是观察到了三个不太常见的民主影响。

最为大家所认识的是财富重新分配：从南韩到南非，民主体制以比非民主体制更为平等的方式，重新分配了经济成长之后的成果。

相反地，专制的中国尽管在持续成长发展，却是没有进行重新分配财富的最佳例子。

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面，政府往往无法强制推行种种更有益的改革方案。

罗德里克则以自己对于非洲国家所做的观察来作说明，这些非洲国家在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期间尝试着要实行一项更有效率的政策，一般称此一政策为“华盛顿共识”；这一个系列的自由措施本意是要邀集各国开放自由贸易，以便降低产品售价并且促使本地各企业投入生产竞争。

这些措施原本可以让大部分的参与者受惠。但其中谁受惠最多呢？很难说，因为没有人能够事先得知谁才是成长中经济的赢家。

罗德里克表示，政客无法和明日的赢家握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赢家。但是输家则是大家都已经认识了：就是官僚、垄断利益者以及各个既得利益者。

在这场不平等的游戏里，现状将会获得胜利，因为各个输家皆已确定，而且也都各自心里有数，但是赢家的身份仍迟迟无法确认，彼此之间也无法组织起来。

这一个现身于非洲，傅利曼口中所谓披着民主体制的“现状之残酷”，同时也将显现出西欧种种改革的困难；仅仅只是证明这些改革是被接受的并不够，因为他们的效果是不对等的。

在这个民主理论里，罗德里克下了个重要的结论：民主令所有的危机都可以被克服。

在1998年金融风暴袭击亚洲时，民主政府，包括南韩以及台湾，很快地带领国家从泥淖里脱身，而专制体制政府如印尼却在被推翻之前让全国的恐慌更为加剧。

实际上，民主有助于让相关各方（企业主、工会、公务员）进行协商，以商讨出新的财政分配方案，帮助国家走出危机；在民主制度之外，绝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协商。

广义说来，在一场正在侵袭经济正快速成长的中国之金融危机的场景中，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政府将如何能够分散损失；至今，共产党所散布的都只是利多：这是每个人都该思考的课题。

无人能够远离金融危机侵袭的可能；然而，民主政体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存活，专制体制却很少能够全身而退。

如此一来，显然民主对于经济是较为有利的体制。民主也许无助于经济成长，却能够帮助克服重重障碍；就像是种种不确定性之减压阀一般运作着。

无形的资本

在考量关于作为各国财富之关键的体制时，世界银行试着要量化体制的经济价值：这就是无形的资本。

而从中得到的结果是法理政府持有一国57％的资本，而教育则占有36％的资本。对于法理政府的评估是根植于对各个组织的评断，就像各个银行评估投资者所冒的风险那样。

瑞士政府在满分100分当中取得99.5分拔得头筹，美国政府获得91.8分，奈及利亚则获得5.8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会员国平均得分为90分，而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各国的平均得分为28分。

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决定一国强弱的自然资源，事实上只占有国家资本的1～3个百分点。

如果将无形资本、体制、教育以及自然资本加总，便可以计算出每个居民的实际资本，这就是各国经济成长所赖以为根基的共同资产：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会员国内平均每个居民的资本为44万美元，其中1万美元属于自然资产，7万美元属于物质资产（企业、基础建设、动产），而有35万4千美元属于无形资产。

依照该评估标准，瑞士再次独占鳌头，平均每位居民拥有64万美元的潜在资产；奈及利亚则平均每人只有2,748美元的资产，尽管该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若干国家甚至拥有负资产，例如刚果：因为这些国家的体制机关毁坏了国内的自然资源，从而使得国内居民愈见贫穷。

各国资产的差距也凸显出了收入多寡的差异：平均一位美国劳工可以利用到41万8千美元的资本，远高于一名墨西哥劳工的6万2千美元（其中包括来自于石油的6千美元）。

即便这些不同国家的劳工在他们各自国内所付出的劳力差不多，他们所获得的效益却是大不相同。

此一各个国家之间的潜在资本差异正足以说明一名移居到美国的墨西哥籍劳工，如何能够以和在墨西哥时相同的工作量，生产出7倍的产量，而收入也成正比提升；各国的财富主要存在于各国之无形资产。

此一观念解开了经济科学上若干存在已久的谜题，例如长期以来令人困惑的阿根廷之衰败现象，便一直没有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解释：阿根廷人不都是充满活力、教育程度高、勇于向世界开放，同时拥有可观资源以生产能源及农产品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们从二十世纪初世界第五大经济强权，人民平均年收入1万6千美元的令人称羡地位，一下子沦落到近二十五年来经济停滞的窘境？

唯一的原因在于阿根廷的非物质资本不断受到侵蚀：政治与金融机构的持续衰败，以及阿根廷政府的奇怪而不可预测之特性，在逐步让非物质资本减少的同时，也掏空了国家的生产力，并且降低了投资以及投资的回收。

难道应当对此一假设做出结论，认为政府无论如何都是最大赢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多少会根据状况而有些许差别，就像大部分的经济学议题一样。

的确，市场若少了个纠察人员来维持交易的诚信度，就无法顺利运作。当经济规模仍小，而且交易仅限于邻居之间，因为买卖双方彼此熟识，在此状况下这个纠察人员就不是必要的。

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级时，例如格雷夫所研究过的马格里布人，社群便足以保障买卖交易之顺畅。然而，一但想要追寻更高层次贸易协商，例如热那亚人，就有必要创造一个立场超然的政府，以确保和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安全。

当经济规模越大，就越需要一个独立而强势的公权力；但是这个公权力的背后却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维持政府运作的成本是固定的，要由征税来维持；这对于较小型企业的负担远远大于大型企业，因为会抵消掉小型企业的利润成长。相反地，在没有政府的地方，小型企业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低廉许多。

在若干状况下，企业主可以选择以较高的成本寻求政府帮助，或者是略过政府。西西里长久以来便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商贩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选择透过黑道来确保其交易顺畅，或是选择由政府来保护；企业主选择付出较高的成本以获得公权力的保护，或是以付出较具弹性的费用成本来获取私人保护。

这种多重选择的状况常见于许多地下经济盛行的国家里，以巴西为例：地下企业的业主不向政府缴税，但也无法获得政府的保护。

此一不寻求政府提供保护的方法也许在短期内对企业是有利可图的，却不利于企业成长，也不利于企业与远方陌生的贸易对象进行交易。

总而言之，在这两种极端的选择之间（昂贵的政府公权力，以及论件计酬的黑道保护势力），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是完全隶属于某一阵营的。

因此，黑道并未从任何一个已开发先进国家销声匿迹。以日本为例，黑道在处理若干契约方面，远不如政府昂贵，却更加有效率。

在政府成本昂贵的已开发先进世界里，在个体之间以及各个企业的内部，仍然有许多台面下的交易，这些交易不受政府公权力的保护，但是建立在交易双方的互信基础上。

互信是无形资本里最根本的一环，非常难以测量，包括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内的若干经济学家解释了由存在于社会里面之互信程度所引起的一切进步发展。

互信是否就像福山所声称的那样，只能从文化中发展出来？可以预见的是互信会如同大家预期默默地更具影响力，而政府最终仅能在契约出现纠纷时提供保护。

此一对于作为进步发展之保证的体制的省思将会引导出经济科学的一种新共识或是一个新说法：没有保障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而最好的保证就是政府。

但是这个保障越便宜越好：该怎样根据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来调整其成本？成本越低，则经济体质就会越健全。

此一成本不可能永远不变动。通常会产生权力与利益相冲突的结果：现代经济政策在于尽可能找出最合理的成本。 @(本文结束)

摘编自 《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总体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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