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更了解接下来所要谈的降低工作所得征税的逻辑，就一定要提到由所谓供应理论引起的小风波。
在十九世纪初，有一位法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观察到刺激经济成长的动力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赛伊写道：“产品会创造市场销路。”

这个由供应所造成之经济成长的定义是很容易了解的，几乎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如果不是有厂商向您推销行动电话，您绝不会想要买一支这样的电话，因为若不是有这样的电话问世，您就无从得知自己会有此一需求。

此一供应至上的观念受到了凯因斯的质疑，他就是将1930年的经济危机归咎于需求不足所致。根据凯因斯的想法，应当要刺激消费才能够脱离危机的泥淖。

此一建议仅能够吸引提高购买力以提升经济成长，但不幸的是，每次只要采用这个建议，均以失败告终，特别是1973年在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当供应不足时，提高的购买力最后总是造成价格上涨。

根据普雷斯科特所主张的供应逻辑，只有工作量以及供应量的增加，才能够提高产量；如此而得到的新的经济成长，让政府得以用较低的税率征税，但税收却增加了。

这也成就了政府和劳工的双赢局面。这个假设受到了美国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大力推广，他当时因为所提出的拉弗曲线而声名大噪。

此一拉弗曲线假设当税率超过50％的时候，则政府税收就会下降，因为经济成长将会趋缓；反之，若是税率下降，因为刺激了经济成长，则税收也随之增加。

这个被普雷斯科特认为是“在算式方面简略，但是推论正确”的拉弗曲线，于雷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位期间，在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该曲线，使得美国经常减税，同一时期美国也确实出现了强劲的经济成长。二者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其个中争议恐怕永远也无法获得定论。

当时的情况是，全球各地纷纷跟随这一波尽可能减税的步伐；甚至于欧洲各国也采纳了拉弗的意见。这是因为拉弗曲线是正确的吗？普雷斯科特自忖着。

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各国政府因为已经置身于一个税收处于竞争状态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中，他们已别无选择：过高的征税将导致企业主们纷纷逃避到税制相对更具吸引力的国度。

大家之所以会相信普雷斯科特和拉弗，是认为在减税的正面刺激下，减税而不影响国家财政是可期待且可行的。不过，在欧洲用工作所得税收来挹注社会保险（即美国所谓Social Security的退休金制度）的状况下，仅仅只有降低原本的高税率并不足以减轻对工作所得的征税。

若想要更具成效，则降低税率之余，势必也要对于社会保险以及退休金制度的挹注模式有完整的因应配套：对于所选择资金之必要分配的转换。

很自然地，若个人愿意自行负担较大的风险，则税率的降幅就可以越大。但是该如何定义出最佳模式，以保障个人免于重大危机，同时又不致对社会救助以及公共财政造成危害？

此一最佳模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以美国为例，普雷斯科特表示随着每年大约4％的投资获利率，得要持续投资自己薪水的8.7％，才可望在63岁退休时持续领取和最后一份薪水等量的退休金。这种民营的退休金财务规划有助于将所得税率由40％降低至27％。

这种民营规划的退休金对于劳工而言相对便宜（只需收入的8.7％，而非以往的13％），却能够享有相同的利益，因为减少的税刺激了工作量的增加，也促使了经济成长加速。

远比其各项数学模式更加务实的普雷斯科特建议所有的劳工在民营以及公营的退休金制度之间做出选择。他那几乎获得所有经济学家认同的充满动力的经济成长模式，在任何状况下，让各国政府在寻求充分就业以及经济成长方面，都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逃避现实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透过喊话以及短期干预等迂回手段，却无法获得具体而可供检视的结果。普雷斯科特最后表示，经济所遵循的是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决定权。

但还有比逃避现实糟糕的：不合时宜的公权力干预，透过错估贸易自然周期，可能加剧经济萧条的现象。

各国政府如何造成经济萧条

普雷斯科特的科学威信是建立在一个数学模式之上，而该模式能够十分明确地预见并分析经济萧条。
和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仅仅描述状况的模式大不相同的是，普雷斯科特的模式充满动力，融入了所记录的时段，并且预测出各个经济因素的状态。

普雷斯科特可以说是众多在一九八○年代造成经济科学革命的推手之一，其中也包括卢卡斯，他们彻底颠覆了经济政策。

在此之前，各个模式的作者们以及让这些模式实际运作的政治人物们均认为，各个企业主以及消费者会根据政府所释放出来的讯息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

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动力的模式里，这些经济因素明白种种指标只不过是指标，而不是实际的变化：透过预测各个政府所等待的人为影响，这些指标往往令各种政策破功。

这是非常基本的：从普雷斯科特的动力模式里，得到一个结论，即“振兴经济”、“减缓过热现象”等词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都只不过是政治或新闻用语罢了。实际上，能够引导经济的只有实际而长久的优惠，任何关于“振兴”或是“过热”的言论都无法产生任何影响。

普雷斯科特表示，这样并不会造成政府的消失，或是引起政府的惰性：若是少了优良的政府，市场经济便无法运作。但是根据动力模式，政府的角色在于维持长期的经济成长趋势，而非时时干预。

此一持续的经济成长趋势首先取决于体制的稳定度及其品质，诸如：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货币之可预测而非通膨性的管理、可信赖而不昂贵的司法正义、自由交易、为了便于产业更新而针对破产所制定的法令、让市场运作顺畅而不造成障碍的财税与社会法规，这就是有助于经济成长趋势的良好体制。

普雷斯科特又补充表示，这些才是政府应该要全心投入关注处理的事务。

当经济成长趋势出现迟缓的时候该怎么办？普雷斯科特表示，什么都不做反而显得比较适当；科技之创新进步会创造出新的周期，加速经济以较新的产品或是较低的价格淘汰掉旧技术与旧产品。

在各个先进国家里，科技周期大约为每42个月更新一次，而最近的趋势在于延长科技周期。这些周期会从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始向外蔓延，因为新技术的传递在今日几乎已经达到零时差的地步。

不可避免地，这类由新技术所造成的技术断层会引起受到损害之人的反弹，在民主社会里，这些利益受损的人将会对各个政府形成政治压力。

但是这些政府因为对于科技周期之运行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倾向于不过度干预；或者只是适度干预以便在为这些因为新技术而失业的劳工重新安排时能够更加顺利。

但实际状况往往不是这样顺利：对于二十世纪几次重大经济衰退的分析显示，政府的干预最后如何将一个原本的自然周期转变成重大危机，并且让经济成长趋势持续停摆。

且和普雷斯科特一起来观察经济史上所观测到的几个重大危机：一九三○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同一时期发生在法国的经济危机以及日本近十年来的经济萧条。

在美国的例子当中，普雷斯科特强调该为此一经济危机之严重程度与持续长度负责的是罗斯福（Franklin Roosvelt）所谓的新政（New Deal）。

在1932年时，此一新政透过禁止竞争与禁止降低价格的策略，迅速驰援陷入困境的产业；不具生产力的企业受到公家部门的援助，反而阻碍了更新型态产业取代这些企业的脚步。

到了1936年之后，正当罗斯福的第二任任期，工资和征税都上涨，更进一步阻碍了投资与科技创新的脚步。

此一实际上由罗斯福的前辈胡佛（Herbert Hoover）所提出的冻结方案，不仅阻碍了自由贸易，也将美国经济引导向一种着重于分散贫穷而非创造财富的软性社会主义。

此一新政在同一时间，让罗斯福大受拥戴（直到今日仍是如此），尽管他可以说是一手葬送了美国经济，甚至到了人人都必须重新投入工作的地步。

这样算是代替普雷斯科特宣告的修正主义吗？这一个对于新政所做出的现代评估，早已不会再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质疑；新的科学共识认为罗斯福的政策应当为一九三○年代经济危机的持续状态负责。

对于法国在同一时期的状况，经济学家也都同意：布龙（Léon Blum）政府的确因为透过减少工时，同时提高工资，因而延长了经济危机。

这一个错误的策略是由主张自由经济的路艾菲（Jacques Rueff）在当时所犯下的。但是，就和罗斯福的新政一样，可以说布龙的诸多决策都遵从了在当时就短期而言合乎情理的政治与社会需求，却完全枉顾经济情势。

为了美国人或法国人的幸福，究竟是要让市场自行运作并尽速远离危机，还是要向社会政策求援却同时延长危机呢？

这个问题永远适合每一个面临任何一个周期的政府思考。但是现今可能的矛盾之处在于，明知种种预防危机的政策可能使危机更加严重，却仍不得不推动此一政策。 @(待续)

摘编自 《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总体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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