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普雷斯科特的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经济成长是由资本、工作机会与效率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其中结合了体制与生产力的第三个因素最是难以评估，也是造成各国之间经济成长高低差异的源头。
在各个已开发先进国家之间，很容易可以比较出效率的高低，因为彼此经济生产的模式很类似。

只需要评估一下美国、日本以及法国三地汽车工业的生产力，就可以发现其间的差异真是很小，因为创新周期与复制模仿几乎是同步发生。

在这样一个同质性高的国家集团里，投资的资本额也相去不远。因此，只剩下工作机会一项造成差异，并且可以用来解释经济成长的实际差异。

普雷斯科特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重建时期，欧洲人与日本人都比美国人更加辛勤地工作，但是效率却较为低落；额外的工作有助于弥补经济成长以及效率之不足。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以及日本人的效率已经几乎和美国人不分轩轾，只有极细小的差别：法国的效率表现稍稍高于美国（+10%），而日本则略低于美国（-10%）。

但是这样细微的效率差异却不足以解释经济成长的差异。欧洲大陆的经济成长较诸美国缓慢，这是因为自一九八○年代以来，美国人和其他已开发国家劳工对于工作关系的位置刚好对调：在工作效率差不多的基准上，美国人工作得更辛勤，财富累积得也更多，而其他国家人民工作时数较少，相对也较为贫穷。

再来进一步说明普雷斯科特所谓的工作量：他所主张的模式只考虑到有征税记录的生产性工作。黑工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不计酬劳也不必付税的家庭劳务工作亦不列入考量。

在各个国家里，可征税的工作受到下列因素影响，休假日数、每周工时、法定最低可工作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以及失业率。因此可以比较这些同性质的数据资料。

以此一简单的工作量定义为根据，在美国工作100小时，相当于在德国工作75个小时，在法国工作68个小时，在意大利工作64个小时。

回顾一下，在1970年时，法国人以及德国人得工作105个小时，才等于美国人工作100小时。1970年时， 相对于美国人的生产力指数100，一个法国人的指数为74；也就是说当时法国人的工时较美国人长，工作效率却较低，相较于美国人的生产量指数100，一个法国人的生产量指数为77。

今日，一名法国人以68小时的工时却带有110的工作效率（相对于美国人的100），其收入指数为74，美国人仍为100。

统整下来，在美国平均每个人的生产量要比西欧人高上40％左右；在大西洋两岸各大企业之间，就相差不多的工作效率而言，这样的差异只能透过工作量来解释。

换言之，法国人和德国人永远追不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除非全面性地延长所有应就业人口的工时。
接下来，只需要了解为什么自一九八○年代以来，美国人“选择”了集体性增加工时，而同一时间里，欧洲人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是谁做出的选择，原因何在？

工作征税

在1980年时，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工作量差不多；工作所得征税（包括各种税金以及社会保险金）的程度在欧洲以及在美国相差不多。

如今不但美国人平均每个人的生产量高出欧洲人40％，以每人所赚得的100元里面，欧洲人平均有60元要被征收；而美国人则只需缴纳40元。

但这只是附带的边际税率，而不是平均税率，只适用于额外的工作量。因为一个美国人加班可以保留加班所得的60％，欧洲人却只能保留40％，普雷斯科特认为征税的压力足以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普遍宁可选择不工作。

造成此一集体选择，当然还有其他心理、社会以及法令秩序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对于休闲、严格之工作市场以及失业的喜好应该是结果，而不该被视为造成不工作的原因。

普雷斯科特的模式于是有了以下结果：在各式统计数据以及各个时期的比较基础上，模拟出征税对于工作的影响评估。

这些模拟产生了理论性的结果，让人可以应用对照于之后的实际状况。精确地说，征税确实操纵了选择或不选择工作的意愿；选择不工作的其他因素虽然也不能够等闲视之，但已无呈现出来的必要。

以法国为例，普雷斯科特的模式显示出，若对工作征税减少60％至40％，将会造成工时延长6.6％，并且提高每个人在工作生涯中19％的购买力。此一记录长时间的动态模式显示，工时延长有助于累积性的经济成长。

而透过减税同时增加工作机会所带动的额外经济成长，能够帮助消弭失业；因此，不是失业拖累了经济成长或是减少了工作量，恰恰相反，是经济成长迟缓与工作量缩减造成了失业增加。

这项理论尚未获得普遍性的认同。普雷斯科特相当激动，但是就和所有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是可被扭曲并引起反效果的。

无论如何，就一个以经验值为基础的模式而言，美国经验似乎可以印证普雷斯科特的理论；自一九八○年代以降，在美国，征税的压力已经降低，特别是对已婚夫妻的压力。

平均而言，每对夫妻可以保留80％的工作所得：这对于寻找第二份工作是一大利多。恰好在此一工作征税降低的同时，美国妇女投入职场的比率也在一九八○年代开始节节高升。

美国经济成长便在税率降低以及工时同步增加的双重刺激之下，加速攀升。普雷斯科特还表示，现代经济的一项大惊奇，在于见证工作是一项多么具备弹性的因素：所有领薪水的劳工会对所有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刺激做出反应，这恰好反映出在每一个国度里对于尚未加以利用之经济成长的种种保留态度。 @(待续)

摘编自 《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总体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