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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精神科医师变成病人家属(3)

吴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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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1超音波初步检查

从不曾如此期待M回国。

两人在医学中心工作多年,各自有不少出国的机会,消受不起夫唱妇随或是妇唱夫随,得各走各的。

M通常只在抵达与离开前打电话报平安。来自维也纳机场登机前的电话里,我告诉他回国的第一个门诊得加一个号,L学长指示妈妈还要加做一些检查:“你可以用超音波先看看妈妈的肝脏和胆囊吧?”

这样的要求听在外人耳里肯定被讪笑是“病急乱投医”—— 我当然知道泌尿系统检查才是他的专长,好多年前他以超音波评估移植肾血管功能的硕士论文英文摘要,可是我一手改写的。

妈妈跟我一样,都怕给人添麻烦。尽管是自己的女婿,在前往医院途中,她也不忘问我:“M会不会太累?一下飞机就要看病太辛苦了。”

“不会,不会!”我差一点儿脱口而出:“代志(台语)大条了,还管那么多!”

带着妈妈提早到泌尿科候诊区等待时,瞥见她两鬓还有脖子上的青筋,“真是瘦了不少…”我心头一紧。

远远听到M的声音,想必遭到候诊病人趋前“包围”,有人要加号、有人找机会问问题,听起来还满有精神的。

妈妈一交给他,我立即小跑步离开,因为接受督导的住院医师已在精神科讨论室等候多时。

精神科一星期至少会收到二十张来自各科住院病人的会诊单,肿瘤病房可是我们的“大客户”。我快速检视过去一星期汇整的个案名单,除了肿瘤病房,内外妇儿各科都有癌症病人会诊,算算足足超过半数!

我竖起耳朵留神住院医师们的报告,一听到任何“状况外”、或不够(医学)专业的叙述,我便忍不住开炮:“谁宣布病人已经是癌症末期?…请告诉我,你的“癌末”怎么定义!”

不顾刚从精神专科疗养院被送来代训,满脑子还是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住院医师的嗫嚅,我继续追问:“你给的建议是病人需要安宁疗护?那么,请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包括哪些事情?”

肿瘤心理学滥觞于人道的临终照护,但近年来却大有癌症诊断一确立,就得评估有没有需要心理社会处遇(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的趋势。

但这些晚我十年入行,极可能是初次接触癌症病人的年轻精神科医师,却跟书上描述上个世纪五、六0年代的西方医师,甚至一般民众对癌症的态度差不多,直接将罹癌与死亡画等号!

平时,我会运用团体心理治疗技巧营造一个开放讨论的空间,与被督导的医师一起分享、讨论会诊时面临各种医学不确定情境与癌症的迷思,达成相互学习的教学目标。

遇上我心情大好时,甚至会掏出私房病人志书单相赠;然而,今天心事重重的我却化身为一只活脱脱的“电”鳗!

手机响了,是M来电。顾不得督导仍在进行,我接起电话:“(超音波)看到很多胆结石,胆囊壁很厚,应该是慢性发炎⋯⋯其他部位不确定,要等GI man 做了才准。”

精神紧绷了两天的我,稍稍松口气。但一个多月后,妈妈告诉我,就在这一天,M是第一个提醒她要当心恶性肿瘤的医师。

没有读过肿瘤心理学的医师,轻松优雅地做到治疗指引建议—— “一开始就不要避讳讨论罹癌的可能”。

浪人医师碎碎念

病人求助伊始,医师就不宜刻意回避癌症的议题,如此可减少一旦确诊癌症时对病人造成的心理冲击。 @(待续)

摘编自 《罹癌母亲给的七堂课:当精神科医师变成病人家属》 夏日出版社 提供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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