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中剑：义利取舍主宰国家盛衰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3日讯】现代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来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学说，那就是：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依照这一理论，国际上的外交活动都是围绕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经济利益为主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可计量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不可计量的利益。该理论有一句名言，叫做“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此言被近现代研究外交理论和参与外交实践的人奉为圭臬。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外交实践只能是利益外交。当然现在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务实外交”，所务之“实”无非就是实利了。
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利益外交是利益政治的必然产物，而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理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马基雅维利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君主论》是在邪恶的感召下写出来的，而现代人则把他尊为现代政治学之父。
在伦理学中，与利益相对立的是道义。中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既是一种政治学，更是一种伦理学。提倡“内圣外王”的儒学是一种基于伦理学的政治学说，始于正心、修身，继之以齐家、治国，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而道义始终是贯穿于这一切的主线，既是推动这一切的原动力，也是实现这一切的终极目标。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政治必然是一种伦理政治。自汉代而至民国的这两千年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光无远弗届，对本次人类文明的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可谓独一无二。其间中国的伦理政治的作用，同样功不可没。若没有大唐王朝的无私和大度，至少日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这段辛酸屈辱的历史就全盘否定传统的伦理政治，况且这六十年痛苦的经历完全是由丝毫不讲伦理的邪党政治所造成的。
在中国的正统文化中，政治完全基于伦理，没有伦理就根本谈不上政治，这种政治学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大相径庭。中国的正统文化始终是重义轻利的，关于义利的取舍，儒家的亚圣孟子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段话不仅以前中国的读书人每个人都背得滚瓜乱熟，而且大家都推崇备至，其影响力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外交官们所深信不疑的“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这一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观点。而在过去那个年代，只有读书人才有机会成为管理国家的官吏。
对任何一个生命而言，没有比生存更大的利益了，也没有比死亡更大的祸患了。可是孟子却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的观点如果用于国际政治，必然推导出以下结论：“如使国之所欲莫甚于利，则凡可以得利者何不用也？使国之所恶莫甚于害者，则凡可以辟害者何不为也？由是则利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害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利者，所恶有甚于害者。”
很显然，这种儒家理论的精髓和所有的极权国家一致宣扬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学术超女”之流所根本不会提起的。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兴起和利益政治的出现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从此欧洲再无宁日。尤其是尸山血海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与赤裸裸地追求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利益政治的信徒如何以大英帝国的辉煌为利益外交辩护，他们都无法否认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同样是利益政治所制造的“辉煌”的一部分。对个人来说，人生就如一场马拉松。对国家来说，历史同样是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到某位选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两百米内遥遥领先就断言马拉松就应该那样跑，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智障。如果政治家们继续迷信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继续热衷于利益政治而非以道义政治取而代之，我怀疑本次人类文明能否再继续存在一个世纪。
利益政治所追求的是利益，那么道义政治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道义了。可能有人会说了，政治是再现实不过的东西，追求道义有什么价值呢？在我看来，道义就是价值本身，追求道义的过程就是提升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个人为什么要追求道义？因为要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国家为什么要追求道义？因为要实现国家的自我价值，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外王”。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看他取得什么”。存中剑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应该看它向世界贡献了什么，而不应该看它从世界取得了什么。”贡献了什么就是道义；取得了什么就是利益。马基雅维利和存中剑对政治的理解之分歧在于前者看重一个国家取得了什么，而后者看重一个国家贡献了什么。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城市商业文化兴起的时代，因此他看待政治的视角免不了带有地中海商人唯利是图的成分。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就是商人政治，这种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商人是锱铢必较的，因此商业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锱铢必较。商业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商业政治也就是一种契约政治。社会契约论登上历史舞台岂是偶然？西方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契约关系。公民与政府之间是契约关系，公司与银行之间是契约关系，老板和职员之间是契约关系，艺人与经纪人之间是契约关系，甚至丈夫与妻子之间也是契约关系。
契约必须遵守，在西方社会，这不仅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的基本伦理。西方的这种契约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神和人之间的契约。然而与近现代利益换利益的交易契约不同，人类最古老的契约，也就是和神之间的立约是以价值换利益。不信大家就翻开《圣经》去看，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内容，无非就是让希伯来民族保持人的价值，提升人的价值。保持人的价值标准，人类便可免于败坏，免于被淘汰；提升到天使的价值标准，将来便可去天国。
是神慈悲于人，告诉人如何保持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价值，人又有什么好处可以给神呢？所以说道义本身就是价值。保持自己的价值，就能蒙受神的赐福；提高自己的价值，就能得到更大的恩赐，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样。
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只有看到个人舍生取义的，从没看到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因为行义而灭亡的。相反，因为贪图利益而舍弃道义，自取灭亡的国家和民族却从古到今比比皆是。如果将国家比作一颗树，那么利益就是它的枝叶，价值才是它的根本。贞观名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正如树木需要深深扎根于土壤，国家的价值同样必须深深扎根于道义的土壤才能长治久安，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上下五千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冬天来临之前，城市里的园林工人往往会修剪掉行道树的一些枝叶，目的是为确保树木能够安稳过冬。一旦春天降临，新的枝叶自然会生长出来。治国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危机的严冬降临，最重要的不是保护国家的枝叶——利益，而是保护国家的根基——价值，以色列的复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六四大屠杀和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充分暴露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性。然而在利益政治的误导下，不少国家在这二十年间不惜损害国家的价值与中共邪党做交易，美其名曰“双赢”，这无异于自伐根基以嫁接枝叶。根基若残缺了，大风一来树就被连根拔起，枝叶再多又有何用？道义不是用来拉选票的口号，更不是用来交换利益的筹码，它是国家的根基——价值所赖以存在的土壤。
和欧洲那些热衷于利益外交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这两百多年来，美国是推动民主和人权最积极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强劲，崛起最迅猛的国家。可以说这两个世纪的历史就是美国梦成就的历史，也是上帝保佑美国的历史。然而在与中共邪党“双赢”了二十年之后，美国梦破灭了。短短二十年“与狼共舞”的结果就是过去两百余年积累的霸业雨打风吹去，叹息之余不能不让人深感神言可畏。
耶稣告诫人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利益的背后是宽门；道义的背后是窄门。美国的历史和现在见证着义利的取舍主宰国家的盛衰。这一论断不仅仅来自人类以往历史的经验，也来自于对宇宙自然法则的信仰和对神佛的信仰。虽然现代政治学难以理解，实证科学也无法证实，然而正如现代政治学和实证科学无法证实天道和神佛的存在一样，只能反过来证明科学本身并不代表真理。只要天道和神佛是存在的，那么义利的取舍就必然主宰国家的盛衰。
我并不反对谋求国家利益，相反我赞成积极谋求国家利益。利益之于国家，正如衣食之于个人。人要生存就不能没有衣食，国家要存在也不能没有利益。可是这并不代表人活着就是为了衣食，也不代表国家存在就是为了利益。道义是第一位的，利益是第二位的。道义是目地，利益是手段，是为道义服务的。
人生是一个过程，丰衣足食只是为实现人生的意义而提供的物质条件，并不代表人生的意义本身，更不代表个人的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家也是一个过程，利益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意义而提供的条件，并不代表国家存在的意义，更不代表国家存在的价值。惟有道义，才是一切个人与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个人和国家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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