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宇宙中一切邪恶和不好的东西其实最终都来源于“我”与“私”，而“我”与“私”在人世间膨胀到极点的代表正是共产党——尽管共产党一向标榜自己“大公无私”，但那不过是它惯用的伪善画皮而已。
世上的人无疑都有执著“我”与“私”的一面，但与众不同的是，共产党不仅执著“我”与“私”，而且将对“我”与“私”的执著膨胀到了最大的极限。由此铸成了它特有的本性：唯我独尊，以私为本，以我划线，否定一切，狂妄自大，无法无天，逆天行道，为所欲为，诸善不做，诸恶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但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而且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正因为如此，共产党非但既恶又邪，而且邪恶至极，堪称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集中代表。而在共产党阵营中，中共又是特别邪恶的一个。
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
中国人形容一个人坏到极点时常称之为“ 十恶俱全”、“十恶不赦” ，而中共就是“ 十恶俱全”、“十恶不赦” 最名副其实的典型。
以下仅是作者依个人所见归纳出的中共的十大邪恶。
一、暴虐成性，杀人如麻
共产党人唯我独尊，崇尚斗争，漠视生命，以征服他人为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把暴力作为实现其目地的主要手段。早在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就公开宣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可见，共产党对暴力的崇拜与生俱来，而且毫不掩饰。
中共更是暴虐成性，历来主张“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毛泽东的名言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暴力的极至是杀人。像所有共产党一样,中共不仅暴虐成性，而且杀人如麻，是人类历史上典型的嗜血一族。在中共的笔下，国民党和所谓的“反动派”一向被描绘成凶残的“杀人狂”，其实中共杀起人来远比国民党要厉害得多，它才是真正的“杀人狂”！
依靠暴力杀人，推翻原有的统治者,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当年，中共广东“农运大王”彭湃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杀人，进行大规模群体灭绝的政权。中共更是这样一个残暴血腥的典型。“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据专家估算，从1949年至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国人在6千万至8千万人左右，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超过了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是希特勒纳粹所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的13倍。
1951年，刚上台不久的中共就挥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谓“镇压反革命分子”(史称“镇反”)运动。毛泽东明确指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使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甚至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的“镇反”运动同时并举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运动”。 “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说你“有罪”，你没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几亩，钱多一点，生活比别人过得好一些……都是“罪”。一旦上了斗争台，口号一喊，反正不让你讲话，没有你分辩的余地，说你啥就是啥。当时，杀人大权掌握在区委书记手中，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要讲任何理由，不要经过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如果碰到嗜杀的区委书记，朱笔不留情，兴之所致，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勾画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到1952年底，全国共消灭“反革命分子”达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公布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其野蛮和疯狂可以说到了极至。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调查数据，文革期间全国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如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在1968年初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文革结束后,中共搞起了“改革开放”，善良的中国民众以为中共再不也会象以前那样泛杀无辜了。谁知1989年的“六四”血案中，中共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使用国际上禁用的开花弹射杀爱国学生和市民,并用坦克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压成了肉酱,创下了掌权以来公开杀人的新纪录.
十年之后，江泽民又一次大开杀戒,把屠刀挥向了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仅到2002年年底，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不但杀敌人和民众心狠手辣，虐待和屠杀自己人来中共也毫不手软。早在上世纪初,中共就在它统治下的“苏区”狂杀所谓的AB团，最后杀得自己的队伍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
夏曦是留苏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对1930年代苏联的“肃反”有亲身体验，相当倾慕斯大林掌控的克格勃。1931年4月，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派他去领导“湘鄂西边区”。这位“钦差大臣”到达苏区之后，立即效仿苏联建立“政治保卫局”，并亲自主持工作，特别强调党内斗争和审查干部。为了确立党的控制，大规模杀戮潜在的反对派，许多干部都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处死。夏曦后来到了洪湖，与地方党领袖发生争执，他立即组织“肃反委员会”，审查全体党员，大抓“反革命分子”。贺龙后来回忆说，夏曦杀了几个月，一共杀死一万多人，洪湖的县、区干部，差不多都杀光了；红军也被杀掉一万左右，杀了几十个红军连长。这位表面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下手之狠毒，绝不留情。他看着柳直荀被拖到斗争台上乱棍暴打得喊救命，这时，只要他站出来说一句话，柳便可得救。但他却闭着嘴一言不发，眼睁睁地地看着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被活活打死。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对自己人的这种暴虐和屠杀始终持续不断。
文革中原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的残死就是这种屠杀的典型。在刘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他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亲耳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当时,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因为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看管人员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结果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他洗澡，也不准他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死后两天,刘的尸体按烈性传染病被处理火化，死亡卡片上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试想，对自己的领导人都如此残忍，中共杀人如麻到了何等地步！
中共不仅在本国杀人，而且输出革命，扶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杀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共全力扶植起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竟在夺取政权后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就是为了继续遮掩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此外，世界上大多数最残暴的共产党割据武装和政权，也无一不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中共不但暴虐成性，杀人如麻，而且施暴和杀人的手段极其残忍。法轮功修炼者的遭遇就是最近的一个典型。
为了迫使修炼者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不惜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对他们进行折磨，而且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试图让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乳房、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
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它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有人不解，中共为何如此酷爱暴力、杀人如麻？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除了以此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和缓解其内心的恐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为了通过杀人来制造恐怖，让人民不敢反抗，在颤栗中对自己俯首称臣。
今天，恐怖主义已成为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全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都在反对恐怖主义，中共也乘机扯起了反恐大旗，妄想以此招摇撞骗。其实，当今最大的恐怖主义并非拉登之流，而恰恰是以中共为主体的各国共产党政权，因为与其它恐怖主义势力相比，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
综上所述，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堪称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暴力杀人史。尽管在不同时期，中共杀人的多少不同，杀人的力度有所变化，但它的杀人本性从未改变过，也决不会改变。如果说中共的政权过去是靠暴力杀人来夺取和巩固的，那么今天的中共为了维系这个日薄西山的政权仍在一如既往的杀人，只不过杀人的手段要比以前变得狡猾和隐蔽罢了。不仅如此,而且可以断定，为了维护一己的私利中共明天仍然会继续杀人。只要这个邪恶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头上每天都会悬着一把屠刀,大家随时都可能成为中共的刀下鬼。
二、谎言欺世，愚弄百姓
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撒谎成性到了极至,谎言多得俯拾即是。中共的历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谎言史。
比如,中共恬不知耻的撒谎说抗日战争是在自己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许多中国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那么,抗日战争究竟是在谁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到底谁才是这场战争的“中流砥柱”？众多历史学家通过例举大量事实和数据证明，国民党抗战的历史是血写的事实，而中共抗战则是“墨写的谎言”。抗日战争是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才是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从事实上看，国民党14年抗战，陆军牺牲了321 万，空军牺牲了4321人，海军牺牲了全部。甚至更在抗战的头4 个月里，黄浦军校2 万5 千名年青军官，战死疆场的就有1 万多。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
所谓“天安门自焚”更是中共编造的一个惊天谎言！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 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 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类似的谎言可以说是举不胜举。难怪大陆民众讥讽说，“共产党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中共不仅撒谎成性,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精致的“谎言保障机制”。正因为有了它，中共才敢于不断的造谣，并得以成功的保证他们的谎言不被人轻易的识破。多年来直到今天,中共的谎言之所以一再成功的蒙骗了那么多人，而且把他们蒙骗得那么深那么久，关键就在于此。 黑箱式的造假系统是这套机制中首当其冲的部分。
谎言最怕爆光，古今中外的谎言制造者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无一不竭尽全力对造假过程进行封锁和保密，中共更是精于此道。在他们的操控下，所有的谎言造假过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幕。而且，造假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均受到中共的严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学、前途，全部被胁持，配合中共是所有人唯一的出路。
“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是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作为当今世界的谎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说谎艺术之大成，而且不断的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甚至还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辈的发明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历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共的说谎艺术已经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不是一般同类能够企及的。借助于它，中共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明显增强。
严密的信息封锁构成了“谎言保障机制”不可缺少的另一个部分。一方面，中共不遗余力地封锁所有非官方的信息渠道，特别是来自国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道，对一切敢于传播被官方禁止的信息的人和所谓有关的“大案要案”，均予以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它们还竭尽全力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不给被打击的人任何辩解的机会，从而不让民众了解到任何非官方的信息。
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谎言保障机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中共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长年累月和竭尽全力的通过各种形式，对大陆人民进行疯狂的“洗脑”，试图让国人全盘接受他们荒谬不堪的“党文化”，将一切与此有别的思想统统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从而成为他们的精神奴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洗脑”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谓“党的教育”，久而久之，人们满脑子装的也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锢，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上述“谎言保障机制”的四个部分，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赖和支撑，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统使人无法了解谎言编造的内幕，从而为谎言筑起了第一道防护墙；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又巧妙的增添了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而严密的信息封锁则成功的把人们隔离在了事实真象之外；最后，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进而让人丧失了对谎言进行质疑和辨别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认识到，暴力和谎言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缺一不可。暴力要靠谎言为其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谎言则须依赖暴力维持生命。
但至今仍有人以为，说谎只是中共个别掌权者的所为，不是党的责任；还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党已经承认了过去的造假事实，改正了错误，不会重犯了。这些出于善意的看法，源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足够的了解。其实，说谎是中共与生俱来改变不了的本性，不管谁掌权，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说谎；而且一旦搞起政治运动，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纵观人类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势力，要想有所作为，必得取得民众的支持。区别只在于，善者以仁爱行于世间，顺天理而行，因而自然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不但根本不需要谎言的包装，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对谎言就是排斥的。恶者正恰好相反，他们从来都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恶暴”，逆天理而行。尽管恶势力的目标与民众的利益始终背道而弛，但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却又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与支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只有说谎——用谎言构筑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恶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用谎言构筑的“美好未来”诱惑民众，同时尽力把他们要打倒的对手加以丑化，无论是法西斯政权还是中共都是这样的典型。
按照中共的“党逻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谎不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光荣无比；只要党的利益需要，什么谎都能说。中共从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谎言不断，根源就在于此。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说谎了，那它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只要它还是共产党，就必定要造假说谎，特别是在重大的善恶、是非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在《红朝谎言录》一书的序言中，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中共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三、 强取豪夺，鱼肉人民
共产党一向极端自私，贪婪成性。中共落地之后的八十多年中，采取各种手段，强取豪夺，将中国各个阶层人民的私有财产和他们创造的财富剥夺一干二净。
早期，除了苏联提供的有限的活动经费，中共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都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就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访问延安时，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不到200万，每年税赋有限，你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深知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原来，从1927年窜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军粮军饷。这是最重要、最快捷、最现实的经济来源。所谓“土豪”，就是被共产党逼得组织武装保卫本乡本土的大地主。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土豪”通通杀掉，夺取其财富充作军粮军饷。“赤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击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
三年内战，中共用武力打败了国民党，没收了所谓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并在“解放区”进行“土改”，剥夺地主阶级和富农的私有土地和财产。
1949年中共建制后，迅速将在“解放区”进行的“土改”推向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剥夺了整个地主阶级和富农的全部私有土地和财产。
紧接着之后不久，中共又发起了所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一步剥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私有财产。相差没多时，中共又发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刚刚从地主富农那里夺来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至此，昔日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私有财产全部落入了中共手中，成了这个特权集团的私有财产。
中共不仅用暴力强夺走了各个阶层人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巧立名目，榨取和搜刮广大人民创造的财富和血汗。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文革之后，为了消除日趋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不得不将从人民那里强夺来的私有财产部分归还给他们，把被消灭的私有制重新又请了回来，并大举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势下，中共一以贯之的专制独裁和对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使得它不可避免的迅速走向日益严重的腐败。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民财富是被整个共产党特权集团所独占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共的各级官员，则纷纷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这些财富竞相转化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江泽民更是以腐败治国，把各级中共官员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掠夺国家资源的利益集团。
据中共官方媒体自己报道， 2002年大陆公款出国考察花费了2000亿元人民币；公车支出3000亿；公款吃喝2000亿。其中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2002年2000亿，与长期以来全国上下都呼吁遏制公款吃喝的情形相比，这一数字不减反增。
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两千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百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除，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老百姓形象的说，“中共处级以上的干部站一排，全部杀掉可能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共似乎也在大张旗鼓的反腐败，但那充其量只不过是它惯于表演的“政治秀”罢了。可以断言，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国的腐败就一天不会根除——因为导致这种腐败的根源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中共本身；腐败的也绝不止是共产党的部分官员，而是整个中共。
四、 专制独裁，践踏人权
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的先天基因，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但出于狡诈的本性，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之前，往往将自己装扮成民主自由的拥护者，以取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也不例外。
国民党当政时期，中共一向以“民主斗士”自居，打着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骗取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与支持，用武力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改朝换代之际，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天真的以为，他们多年来苦苦期盼的民主自由，这下终于要在共产党的国家里美梦成真了。
谁料中共刚一登台，就把它昔日信誓旦旦许诺给民众的民主抛到了九霄云外，露出了专制独裁者的真实嘴脸。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刚刚被推翻，随后而来的却是一个远比前者还要专制独裁得多的政权。
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中共建制之初，面对一些民主人士的批评，毛泽东曾用他特有的流氓腔调直言不讳的坦承：“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毛泽东还不无得意的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需要强调的是，建制后，中共不仅全面垄断了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而且对社会的控制可以说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因此中共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独裁政权，而且其专制独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其它的专制独裁政权，完全称得上是空前绝后。
历史上无论哪个独裁政权，都不曾消灭过私有制，也都不曾消灭过城市和乡村中的自治组织，都不曾垄断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但中共却做到了这一切。在它的统治下，不仅私有财产全部化为乌有，以往城市和乡村中的一切自治组织也都被彻底消灭，中共由此垄断和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一切资源，将自己的统治深入扩展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无处不在，无事不管，人民因此丧失了一切独立的依靠，只能听凭中共的摆布。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
这种专制独裁和严密控制的必然结果，注定了只能是人权与自由的横遭践踏。且不说“改革开放”前毛当政的那个暗无天日的极左时代，即便是 “改革开放” 以来所谓“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这种状况也毫无改变，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在一些方面反而还恶化了。
现行宪法号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们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但事实上，这些洋洋洒洒的所谓人权与自由统统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今天的大陆人民，仍然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黑暗国度里。
在美国，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不喜欢小布什，你可以不投票给他，即使他仍然当选了，最多也只能连任两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你最多只需要忍受他8年。但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喜欢胡锦涛，就算你是一个公民，你也不能投票将他选掉，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选出来的，他的任期也可以无限的延长下去，也许你已经死了，他还在掌权。
在美国，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举着总统的漫画像在白宫的门口游行示威，你也可以在网路上自由自在的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你还可以成立政党和社团以及表达自己观点的刊物和报纸等等。而在中国，虽然你被称为公民，你却没有机会公开表达你对共产党和胡锦涛的反对，除了在饭桌上传一些胡锦涛和江泽民的黄色笑话之外，但是这种表达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在天安门广场举起反对胡锦涛的一个标语，在几秒中之内就会有几十个便衣冲过来把你扑到在地，然后把你带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警车里去，有可能从此以后，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你这个中国公民正巧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工作，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参加三个代表的学习，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在这些学习中，言不由衷的表达你对共产党的效忠，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拙劣的表演，但是这种表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就在今年的10月20日，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布了2005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九，在亚洲地区仅仅比朝鲜和缅甸的状况好一点，朝鲜排名倒数第一，可能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觉得没有朝鲜的排名好，所以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国安部门在控制媒体上要向北韩学习。
这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新闻记者在中国的处境非常困难，媒体根本无法自由运作，新闻记者只是传达政府宣传的工具，私人媒体和言论的两大自由根本不存在。在中国只要是想说点真话的作家、学者、记者、律师，一律都会受到官方的打压和迫害。
以敢于批评大陆现实著称的中国作家余杰曾这样介绍他的一次遭遇：“我曾经被安全警察连夜通宵的审查，家里的电话也被切断，连续几天没有声音。今年6月初我到南方旅游，当我到上海的时候，我要见面的每一个朋友都受到秘密警察的恐吓。我本来要见上海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者，他答应组织几个学生开一个小的纯学术的讨论会。他请我到他家里作客并住在他家，我们前一天刚刚讨论好，第二天我到上海的时候，他告诉我情况有了变化，一大早他还没有起床，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他调到上海大学以后从来没有想到的这样的待遇），这两位官员说上海市安全局已经知道他会跟我见面并且给我安排活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上海大学的党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就是让党委书记和校长到他家里来，令他住到上海大学的宾馆里去。我到上海的当天，他住在这个宾馆里不让出来。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女学生见面，她是我的一位很热心的读者，我们之间通过几次信，见面后我请她带我去复旦大学附近的几个学术书店，找一些参考书。她给我买了很多书，然后她帮我把这些书带回我在复旦旁边的小宾馆，当我们刚进入房间十几分钟，突然一大群警察就破门而入，把我叫到外边去，把这个女孩控制在里面，然后就开始盘问。在这些警察的思想里，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肯定是在干坏事情，他们好不容易抓到这样一个契机，可以把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从道德上完全摧毁，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他们很失望。”
由自己一个人的遭遇谈及更多敢于讲真话人的共同遭遇，余杰先生接着气愤的说，“从1999年至今又一场几千人的大屠杀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发生了，那就是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这场迫害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了6年，并且在今天没有丝毫的停止和减缓的迹象。” “我本人是一名基督徒，在信仰的层面上可以说跟法轮功朋友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但是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同胞的悲惨命运时时刻刻在拷问着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良知。在我看来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以及对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的迫害还有对广大上访群体的迫害……，这些广泛而深刻地发生着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完全可以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相提并论，完全可以和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克索沃地区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它也完全可以和不久前发生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这就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据了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泱泱大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它比起上海滩杜月笙这样的流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这也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无比真实的生活”。
今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仍然保持着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记录，只不过这些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被所谓“经济腾飞”的泡沫深深的掩盖起来罢了。可以肯定，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它们对人民的独裁和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也必定将丧失得更多。
五、全民洗脑，精神控制
惟我独尊蛮横霸道的中共，容不得任何异己思想的存在，在它眼里，任何异己思想都是对自身统治的威胁。为了推行愚民统治，让老百姓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它不仅要剥夺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不仅要全盘控制人民的言行，还要全盘控制人民的精神。
“党文化”和暴力是中共对人民实施精神控制的两大武器。
精神控制的目地是要将中共眼中的一切异己思想从人民的头脑中彻底清除出去，使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唯中共之命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为此，中共一方面不遗余力的对民众进行信息封锁和垄断，禁止他们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历史真象；另一方面，从幼儿园起就长年累月的给民众灌输自己的“党文化”，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谎言和谬论，以至于从小到大，中国人满耳朵灌的都是“党的声音”。
更为卑鄙和可怕的是，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洗脑完全是凭借着暴力来强制进行的。你顺从它，你就能平安无事，加官晋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贿赂，“党妈妈”也可以眼开眼闭，因为你“政治正确”了。反之，如果你胆敢抵制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你的麻烦就大了，轻则整得你死去活来，重则让你家破人亡、死于非命。在中共的这种淫威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有顺从，甘当愚民。
不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中共对全民的洗脑和精神控制是按部就班稳步进行的，一旦搞起政治运动，这种洗脑和精神控制就会围绕着运动的内容和目标，迅速转变成铺天盖地的暴风骤雨。可以说，中共建制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次全民洗脑的狂潮，都是一次对精神控制的空前强化。
由江择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是中共进行全民洗脑和精神控制的一个突出典型。
这场镇压和迫害的目地，就是要彻底扼杀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信仰，将江氏集团自己的反法轮功的思想无条件的强加给全中国人民。在这场充满恐怖的镇压和迫害中，不仅法轮功学员，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人们只允许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盘接受它们的思想。
为了达到它们的目地，江氏集团想尽一切方法对大陆民众进行严密的信息封锁，大搞“一言堂” 的诬陷宣传，彻底剥夺和践踏了人民的知情权，7年来，民众在官方媒体上所接触到的有关法轮功的一切，无一不是江氏集团所捏造的各种谎言，没一句是真话。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无赖，都没有江××的谎言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它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地来迎合人的想法，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就说人家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就说人家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就说人家沦为反华势力的工具。你不是觉得气功太玄乎不相信吗？就说炼功走火入魔。你不是希望社会稳定吗？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就说你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它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
在推出谎言的同时，江氏集团还利用其操纵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现代科技，尽一切可能极力封锁、堵截法轮功真象的传播。一方面，它们在镇压之初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让人们无法直接了解法轮功。另一方面，它们还封锁了所有报道法轮功真象的海外网站，特别是海外的法轮功网站，雇佣大量网络警察对网络进行监控，并对敢于传播法轮功真象的修炼者进行无情的迫害。人们会因为给亲朋好友发一封涉及法轮功真象的电子邮件被投入监狱（如加拿大居民张丽的丈夫何立志），因为向人们发一个印有真善忍字样的贺年卡被毒打致死（如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杰），因为通过电视插播向人们传递法轮功真象被酷刑折磨致死（如刘成军）。正是通过这种史无前例的信息控制，5年来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血腥内幕，几乎被掩盖得严严实实，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甚至许多人都不相信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无一不身心受益，现在要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当然不会答应。为了逼迫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就范，江氏集团兽性大发，疯狂施暴，为此使尽了各种手段，堪称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成。
早在镇压前夜，江本人就叫嚣“灭掉！灭掉！（注：指法轮功）”、“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在镇压中，恶警们更是狂喊“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时间，神州大地，充满了白色恐怖，到处是血雨腥风。谁敢不听他们的，轻则遭受这样那样的处分，断送前程，重则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强权暴行之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说，“我是在劳教所里受过迫害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了被官方媒体美化为‘春风化雨’的所谓‘转化’工作的黑幕。有关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体已做了广泛的报道，我不想再做重复。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呆过的那个劳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学的一位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明显受益，深知官方所说的一切都是造谣，坚决不肯‘转化’，为了迫使他屈服，狱警强迫他一个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粪。但他仍不屈服，于是他们就不断的加码，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还不放过他，继续折磨。可是他仍不为所动。接着，狱警又换了更恶毒的一招，不让他睡觉，用‘车轮战’折磨他。可他还是不屈服。最后，狱警狗急跳墙，把他拖到屋里，两只手臂各绑在一只椅子上，然后由七八个狱警按住他，领头的狱警面对他而坐，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恶狠狠的说，‘今天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转不转化？’眼见我们这位学员对他的话未予理睬，一个狱警拿着电警棍上来，对着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阵乱捅。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随之传到了屋外，这惨叫声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里。”
在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江氏集团还采用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大搞什么集体收看、全民表态、万人签字等，逼迫全国人民接受它们的思想，跟着她们共同犯罪。谁敢不支持它们的所作所为，谁敢对法轮功表示同情、支持，谁就会因此倒霉。
如此荒唐残暴的全民洗脑和精神控制，从中共建制那天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被“画地为牢”，禁锢在中共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其结果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大退化，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更可怕的是，它还使得荒谬不堪的”党文化” 成了大陆民众的集体思维模式，许多中国人因此完全丧失了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成了只会按照中共“党文化”认识事物的精神奴隶。以至于不需要中共的宣传喉舌明目张胆的鼓噪，形成了条件反射的民众就会按照中共的暗示，主动的用中共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就象有人说的那样，“中共一吹风，民间自己就下雨。”
中共说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复的灌输。有一天报纸登出一幅美国摩天大楼下无家可归者的惨状照片，不用中共再多说一句话，老百姓对”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反动本质”自然就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认识。
中共说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反复的灌输。有一天一个民主国家出现了选举纠纷，中共只要作为笑话一报道，不用上纲上线，老百姓自己就暗自庆幸生活在独裁专制下多么幸福。
中共说美国有严重的人权问题，说中共是人权最好时期，反复的灌输。有一天美国的警察虐待了囚犯，中共一报道，老百姓就纷纷领略了美国反华势力的人权伪装，被骗得更加相信中共是如何的尊重人权。
中共和江泽民集团用了几年的时间诽谤法轮功，反复的灌输。有一天，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5月的一期《经济半小时》中播出了关于”健力宝张海诡秘半生”的节目，报道了张海用藏密气功骗钱的这么一件事，这本来同法轮功风牛马不相干的事，节目中根本就没有提法轮功。但是，部分观众却条件反射般的把张海的行为同法轮功联系起来，并”自觉的”以此来攻击法轮功。
比这还要可悲的是，许多人虽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却还自以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当他们作为被共产党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他们受到共产党的打击时，他们由衷的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他们知道自己遭到共产党的打击是错误的，被平反时，他们真心的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 由此可见中共精神控制的危害之大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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