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一点，那天风不是很大，晴空万里，我人在圣母峰南峰约海拔八千七百公尺处，只剩下一百公尺不到就可以登顶，雪巴人却向我提出撤退的建议，让我当场呆住！

原因之一是雪巴人丹增的氧气面罩出了问题，不得不下到第四营去，让深信藏传佛教的他们心底萌起不祥之感。但因为同时正有三十多人向着顶峰挺进，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再加上我背负着许多责任与国人的期许，在停留观察约半小时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登顶，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快上快下。

三点十五分，历史的一刻，我终于站上世界的顶峰。仓促地拍下留念的照片之后，便赶紧下山。谁知天气变化得很快，拍下登顶照片时天空还是一片蔚蓝，等我下到八千六百公尺时却已风雪交加，连站都站不稳，面罩与防风镜不断地起雾、结冰，让我的行动受到许多限制。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与雪巴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最后，剩我一人独自留在漆黑的雪地里……

原本我以为雪巴人先去找路，会再回头找我，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我放弃了那样的念头，心底感到慌乱与害怕，但脑筋却是异常清醒理智，不停地想着如何渡过这个难关的方法。

这时，留在原地是最好的方式，免得因为走错方向或滑落冰坡而一命呜呼；我想挖个雪坑躲进去，但冰斧一碰到冰面就反弹，只好作罢。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极为凶险，因为，要在狂风暴雪的八千四百公尺处度过长夜，谈何容易！

由于意识到情况不太乐观，我开始想立遗嘱告诉我的家人、朋友及赞助厂商，明白交代“我被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下不去？”也想到了《中国百岳》无法完成的遗憾。

原本我打算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圣母峰南侧进行拍摄，因为要拍摄《中国百岳》的山峰，最好能完整呈现山的东西南北侧。所以我攀登圣母峰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捕捉它南侧的面貌，下山之后再接续到西藏，行程早已安排好了。

没想到，我却卡在圣母峰顶，下不下得去都还是未知数，何况是《中国百岳》的拍摄。一想到自己没办法完成计划，莫名的幻觉突然都出现了。我隐约看见锦绣的老板对我说“你这个疯子！”影像就好像早期收讯不良的电视机般，一下彩色、一下黑白，跳动模糊不定。

我也感觉到一张张黑白的脸孔在对我说话，虽然无法辨识出是谁，但感觉得出来是熟悉的人。之后，影像慢慢清楚，彩色的画面中出现了等在基地营的队友，其中的林道明还笑着对我说：“队长，还不赶快下来，我们要庆功了。”最后甚至连家里的小孩也出现了。

我听不清楚孩子的声音，看到的是他面向窗台的黑白画面，眼神望向远方，好像在说：“爸爸去爬山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家？”这一幕让我打从心底一酸，想到如果自己真的无法回去，那我的家人怎么办？

刹那间，我的心忍不住悸动起来，于是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活着回去。

我分析出会让自己陷入死亡的几个原因：不是温度太低，就是空气稀薄、脑部缺氧而死。这时我想起尼泊尔第一位登顶圣母峰十次的安力达雪巴曾告诉过我，有一次他被困在圣母峰上，为了保持清醒和体温，只好整晚不停地拍打全身，于是我就开始不断地拍打身体，两只脚上下摆动，身体像汽油桶般滚过来滚过去，甚至大声嘶吼、叫自己的名字以保持头脑清醒。

而为了克服高山上稀薄的空气，我也尽量让暴风雪不要包住我的口鼻，一侧过脸就用力吸气。这是个相当累人的动作，做没几次就累得想趴下了，但我警觉性高，马上又起身继续地做……就这样，一直撑到天空透出微弱的红色亮光，太阳就快出来了！直到我听见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才终于获救。

这一场圣母峰有史以来最大的山难，一共有八人丧生，我是唯一受困在八千四百公尺还能获救生还的人，但我的十根手指、脚趾都已坏死，必须全部切除；而焦黑的鼻子也必须挖掉，不过并不影响呼吸功能。原本我以为只要切一切、缝一缝就好，没想到竟是一连串“剖骨挖肉”治疗的开始；一年内，我总共动了十五次刀，东挖西补，全身上下体无完肤。之后面对的还有长期抗战的复健工作，但我都坚忍以对，因为毕竟我活下来了！

我从来没有过“征服”一座山的想法，排除万难登顶，是为了要征服自己的懦弱与狭隘，现在矗立我眼前的人生大山已经够险、够艰难，足够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挑战。@

－－节录自“宝瓶文化”《一座山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