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面学派当然不光是鼓吹拉弗曲线的道理──中、高税率会造成有害影响──而已。事实上，左派最喜欢讽刺供给面经济学者，说他们坚信“减税是全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错了。赋税虽然重要，可是供给面经济学着重的是透过各种动机（并消除负面动机）来扩大经济体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供给面理论立基于减税背后一连串的政策指令：

自由贸易。

稳定的物价和稳健的货币。

对产业轻度且有效的管制。

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以鼓励工作。

宽大的移民政策。

节省、有效率的政府。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章提到，政府在三○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违反以上原则，然后又在七○年代重蹈覆辙，造成停滞性通膨──也就是物价上涨、产出下降。

结果让我们自己的劳工生活困苦、生产管道也遭破坏，政府对人民能做的最不道德的事莫过于此。

山姆大叔与拉弗曲线

可是，许多执政者还是搞不懂。三十年来，有件事让我们非常失望，华府仍有很多掌权者把话说在前头，告诉我们要减税、就得付出税收减少的代价，还有加税能让政府获得额外税收，这些人似乎天生就学不会拉弗曲线。

税制模型设计者盲目地代入我们之前提过的简单算术：税率加倍、政府税收也会加倍。

华府的赋税政策偏离现实，如果你认为我们夸大其辞，不妨想想一九八九年发生在国会山庄的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

奥勒冈州参议员鲍伯．派克伍德（Bob Packwood）请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里的那些“占卜师”评估，如果对所得超过二十万美元的纳税人征收百分之百的所得税，政府会增加多少税收。

你不需要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也知道答案是零。可是，税收联合委员会里这些天才却将相关数据输入电脑，得到以下结果：税率涨为百分之百后的第一年，国库会进账一千零四十亿美元，第二年两千零四十亿美元，第三年两千三百二十亿美元。这比平衡预算所需金额还要多！

派克伍德对此结果惊讶不已。“我们的赋税模式居然以为人民会傻傻地努力工作，把薪水全部交给政府，”他严辞抨击。“他们不会一直工作下去，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政府。只要是脑袋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认为对富人课征百分之百税率能够为政府带来两千亿税收的这一群人，还坚信奥巴马计划加税五十％以上能为政府带来丰厚进账，而且不会对经济造成任何负面冲击。

这些荒谬至极的预测，即将让执政者犯下重大错误，让上百万美国人丢掉饭碗与收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曾在最高法院最具代表性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说过一句名言：“课税的力量就是毁灭的力量。”如今，我们可能很快就能亲身体会这一点。

左派的猛烈抨击

多年来，拉弗曲线充满极大争议，减税居然能增加税收的观念让某些自由派大发雷霆、恶言相向。我们被他们骂过“贪心”、“意识形态狂热者”、以及“供给面经济学最大谎言”的散播者。

为什么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像供给面经济学这样可以证明的经济理论，怎么会引起如此情绪化的反应。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精通心理学的人来伤脑筋吧。

要是你认为我们对于批评声浪反应过度，看看《新共和国》（New Republic）资深编辑强纳森．确特（Jonathan Chait）的文章标题是怎么下的：“一群疯子：经济狂想家如何毁灭美国政坛”（Feast of the Wingnuts: How Economic Crackpots Devoured American Politics）。

确特先生把供给派人士称为“邪教边缘人”和“右派极端份子”。他是否也把甘迺迪归为这一派？那么，那些倡议减税的政治人物，包括德国的总理安琪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或新墨西哥州长比尔．里查森（Bill Richardson）、或者一九九二年有意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出单一税率政见的杰瑞．布朗（Jerry Brown）是否全都属于这种人呢？

确特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名为“摩尔认为少比较好”（Less is Moore），他在文章指控史蒂芬．摩尔大脑太小──还好脸皮够厚。

《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每隔几周就会对供给面经济学提出恶意批评，说这群人是头脑简单、“不得志的学究”，得不到博学之士的支持。

“供给面运动依旧急于想要得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克鲁曼写道。“那就是理性论证。”

他错了。与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我们宁愿从现实世界中找到实际证据。

“涓流”经济学

“涓流”是供给面理论批判者用来描述供给面经济学的字词。他们认为，供给面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如果你给富人足够的赋税优惠，鼓励他们发挥创意、努力工作，那么，他们部分的财富最后将“涓流”到社经低层境况较差的劳工身上。

关于阶级斗争和所得分配，专家们早就辩论得死去活来。先不多说，让我们看看国税局过去三十年的所得资料。

有些统计资料应该先加以调整，以反映这段期间的各种变化，其中像是每一笔纳税申报平均人数逐渐减少，因此每一笔申报的平均收入低于平均每人所得。

还有，国税局的资料并未包括近年来大幅增加的转移性税捐（例如社会安全捐），它们带给所得最低五十％人口的好处远大于富人。表二．一显示所得最高的一％纳税人总所得比例从一九八○年的九％增为今日的二十一％，同期所得最低的五十％纳税人总所得比例则大约从十八％降为十三％。

所以，所得分配变得更为不均。在采行稳健货币、低税率、自由贸易、放宽移民、降低工会数、减少管制等供给面经济政策后，富人反而变得更为富有。

所得分布更为不均的事实不容否认，我们也无意否认。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全球各地。

不过，重点是：在供给面经济学时代，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均，是因为上百万美国人变得不可思议的富有，而不是因为贫者愈贫。

事实上，这二十五年来跻身富有阶级的美国人，一开始多半不富有，而且很多人之前是中低收入阶级。美国成功清除了通往繁荣的种种路障，成为经济机会社会。大批有进取心的人们利用这个机会来累积财富。这就是美国精神。

还有一个重点：在供给面经济学时代，对最高所得者减税反而让他们付出比以前还要高的税金。自七○年代末期以来的租税发展中，最令人惊讶的，是税率逐步减半，而富人缴税金额却不减反增。低税率让赋税系统更先进，并没有走回头路（见图二．二）。

一群左派分子群起呼吁透过高税率来重新分配财富。康乃尔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H. Frank）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

先进的税制不该让人心生嫉妒。高收入者瓜分了近三十年来所得与财富的绝大部分。钱全部都跑到他们手上了。如果他们和其他人共享的公共服务需要大家一起付费，那么，他们必须担起极大比例的税负。

嗯，法兰克教授：他们的税负已经很重了。收入最高的五十％纳税人所缴的税已占税收的九十七％，他还要富人增加多少税负呢？总不能超过百分之百吧！

我们希望采行另一种策略，既非基于贪婪或嫉妒心态、也不拖垮富人，而是让普罗大众更加富有。我们同意甘迺迪总统的说法：“拖垮别人并不会让自己更好过，大家都富裕、全美才会更富裕。水涨才会船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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