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7日讯】中共向来热衷于“政治经济学”，以前常把马克思老祖宗的那套挂在嘴上，无外乎向社会公开宣示:利用自己掌握操控的政权，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去发展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强化自身特权的经济。如果说昨天他们按照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去进行“导向”操控，还不至于过分将经济社会拖入恶性发展轨道的话，那么今天他们脱离了原教旨主义，对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则在把社会经济完全拖入维护自身统治、强化自身特权这一轨道的同时，也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更加陷入了过分恶性发展的深渊。自90年代以来，中共财政和大小权贵越来越富有，然而社会成本代价却也随之越来越高昂，最终通过种种方式转嫁给庶民，使得百姓一方面难于获得经济收入的明显增长(相当部分人都几乎没有增长，不少人甚至还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受急速攀高的生活费用支出，而越来越陷入了贫困的边缘。

这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百姓自由权等人身权、基本生存权乃至生命权被肆意侵犯剥夺，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人民在中共的强权高压下，越来越陷入了水深火热，越来越陷入了深重的苦难而难于自拔。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获得自我解救的力量。

几乎从90年代邓氏老人南巡后开始(少部分是在此之前)，中共一直坚持着他们的“中国特色”，以至于在中国大陆，派生出了在自由民主国家看来，在所有具有良知良心的人看来最荒唐、最难容忍、更难理解接受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现象。中共似乎正以他自己的经济实践，证明着他的马克思老祖宗那个断言：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一、 黑、恶、毒、淫、丑“产业”横行无忌

产业之1.

人体器官经济和“人肉宴席”经济：2006年广州人体器官移植峰会声明称，“中国的人体器官十分短缺，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另据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透露，目前中国内地每年开展临床器官移植约1万1000例，其中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2004年和2005年肾移植分别达7300余例和8000余例。2005年1月1日至 2007年6月24日，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9911例，故意隐瞒未登和漏登的，占多数还是少数?按照中共权贵黑箱运作的惯例，恐怕不在少数。《中国日报》援引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口径报道说，中国目前捐赠器官者中65%为死囚。而据大赦国际组织统计，08年中国共判处死刑至少7000例、执行死刑1718例。

我们不妨假设08年中国执行了死刑2000例。于是这几组数据，就透露出中共撒谎的一大事实，他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第一，中国目前每年临床器官移植远远不止1.1万例;第二，就假设每一位死囚犯都自愿捐赠器官，也只能满足肾移植需求的37.5%，远远不能达到黄洁夫所说的比例，仍然存在6000余例的供体缺口。由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微乎其微，那么这个缺口又从什么渠道得到弥补呢?

答案是:活体摘取器官。

而活体摘取的对象，一是法轮功学员，由官方秘密进行。依据为: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次年是迫害的高潮。恰在2000年，南京军区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此后逐渐成为中国赫赫有名的器官移植大户)，由此中国肝移植例数逐年增加，到05年达到高潮，而此前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几乎毫无进展;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案曝光后，肝移植数量急剧下降，2007年的数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此外还有不少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在出狱后的公开指控投诉。二是采用秘密绑架手段，从普通民众身上摘取，由黑社会与医院配合进行，还有中共权贵参与，譬如国有医院负责人和党政机关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在这方面，近几年一些媒体有过多次报道。近期(8月31日)《财经》杂志《器官何来》，披露了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一起“杀人盗器官”案。死者是经常出入威舍火车站旁同心路、被居民称作“老大”的流浪汉。据调查，广东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3位医生参与了此案。另外近年来，各地在突然间大量出现了中年人和青少年、幼童神秘失踪的报道、报案和寻人广告，据统计每年失踪的青少年和幼童高达10万之多，这也是在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后，逐渐出现且日益严重的恶性案件……

即使就按中共其每年器官移植1.1万例和捐赠器官者中65%为死囚的公开数据，其每年活摘人体器官也在万例以上。而实际活摘的人数，肯定还会更多。如果按照中共对其自身不利数据至少作数倍隐瞒的习惯推算，那么其实际活摘人体器官的数目，则更加难以想象!

中共之所以如此残忍歹毒，那是因为暴利驱动使然。根据行家提供数据，一个人的器官用于移植的价值，高达50万美金，而且人越年轻价值越高。而一个普通人终其一生，能为中共财政和贪官所创造的财富，在他们看来远远难以达到这个数目。中共在执政后，特别是在其经济发展中，就一直有“杀鸡取卵”的掠夺式经营陋习，更有为了他们个人和集团利益而杀人不眨眼的种种前科。现在有了利用人体器官获取暴利的机会，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社会监督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不会让自己的陋习作进一步“升华”，干出“杀人谋器”的罪恶勾当呢?

摘去器官后的人体，在某些人的手里，还有进一步“利用价值”：在广东等沿海地区，骇人听闻的“人肉宴席”应运而生。如果说过去的“人吃人”只是一种比喻;在“大跃进”年代一些人吃人肉，是因为饥饿难耐濒临死亡而迫不得已的话，那么今天的权贵和豪富们在富得流油、食不厌精的情况下吃人肉，则是享受一种乐趣:一种真正地吃人的乐趣;“人吃人”已由比喻演绎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由迫不得已演绎成了权贵及豪富一种最能“自我求证”、“自我实现”其身份、地位和价值的以恶为乐、以恶为荣的消费嗜好!

“以恶为乐、以恶为荣”，正是毛泽东等不少中共权贵们的嗜好。中共邪党诞生以来，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了古今中外邪恶势力的集大成者!

写到这里，我已经义愤填膺了，相信不少人都会因此而愤慨不已的。但对中共来说，活摘人体器官及其“人肉宴席”，是一种非常诱人的“产业”，每年可为中共权贵、财政、国保、警察及其“准警察”黑社会，创造高达数百亿乃至上千亿人民币的财富，而且几乎不需向“原材料”器官所有者支付“原料”成本费用。如此无本万利的“朝阳产业”，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一切向钱看”的中共眼里，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生财之道。因此他不可能轻言放弃，相反却要动用一切暴力机器，千方百计为其保驾护航!

中共，也只有中共，才能干出如此毫无人性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他们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史无前例地突破了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他们高高地鼓起的腰包里，几乎每张钞票都沾满了淋淋鲜血。那么那些靠着向中共出卖灵魂而发迹而养活自己的人，能够洗刷自己的罪恶吗?

产业之2.毒淫丑经济

毒品生产和买卖，高危毒食品、毒饲料的生产经营;高危、剧毒、超污染项目的生产经营;嫖娼卖淫、假冒伪劣产品和盗版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等等。其经营者要么是官员或官员家属、亲友，要么就是通过行贿或分干股等收买手段，与官员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笔者曾走访包括老家在内的几个县，据当地人私下透露，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一至数家酒店半公开经营毒品生意，而且其经营者都与书记、县长或其他权贵有一定股份利益关系;或有亲缘、亲戚、朋友关系，至少关系非同一般。至于这非同一般的关系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大权钱交易黑幕，外人难于揣测，但其交易的存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很多百姓的一致看法。而除此之外，各地酒店经营色情服务业，却几乎是完全公开的，甚至有哪些官员、警察参与经营，有哪些官员、警察的股份，哪些官员和警察是其保护伞，都几乎是人所共知，已无任何秘密可言。

中共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以“解放思想”为名，由其权贵带头嫖娼，不少地方还是本地中共书记带头创办和经营“夜总会”，以此求得在色情服务业上的“零的突破”。我老家的县城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中等县城，在邓小平南巡前，仅有为数很少、大部分属于“业余兼职”的妓女，零星、隐秘地存在于一些小型、不规范、服务档次很低的民营旅店。邓小平南巡后，县委书记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带头与组织部一位官员合资，在县城中心地带兴办了一个半公开经营卖淫业务的“娱乐城”，此后不满两年，县城具有半公开色情服务性质的“娱乐城”如“雨后春笋”般滋生出来，达到了80家左右，后来的高峰时期甚至达到了100多家(不包括无权无势的业主开办的隐蔽性色情服务场所)，干部带头嫖娼成了“公开的秘密”。就这样，妇女卖淫男人嫖娼在中国泛滥成灾，崛起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产业，在不少地方甚至成了重要“经济支柱”，以贿赂等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为中共权贵积累着可观财富。因此即使面对强烈的社会道德舆论谴责，中共权贵仍然我行我素，对嫖娼卖淫进行无度放任、纵容，甚至对卖淫“小姐”进行公开或半公开“引进”、劝留和变相“政策保护”。不少地方为了财政创收，还强行规定民警定向联系卖淫小姐充当“线人”勾引嫖客，勾引成功后即向民警秘密“报案”，迫使嫖客在“人赃俱获”情况下交出高额罚款，或以少于罚款数额行贿“私了”。罚款上交财政前，要按比例给“报案”小姐回扣(一般口头交代、传达)和给办案民警奖励，使得娼妇和民警都因物质刺激而提高了勾引、敲诈嫖客的积极性，中共财政也获利颇丰。唯一受害者是嫖客及其家庭:在不知不觉中，误入了中共权贵与民警、娼妇所精心构筑的诈骗联盟陷阱。

被民间讥为“繁荣娼盛”的嫖娼卖淫泛滥成灾，导致淋病、梅毒、艾滋等性病大流行，由此而刺激了相应的治疗产业经济，还在十多年前就成了一大极具市场潜力的“朝阳产业”，如今已获得了“蓬勃发展”，为中共财政做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看来中共的确“光荣、伟大、正确”，当初一个举措就创造了今天好多好大的发财机会，真的该“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了。

毒食品成了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产业”。近年来中国大陆有毒食品惹祸害人的新闻层出不穷。“三鹿毒奶粉”案——以高毒、高危的三聚氰胺添加于奶制品中，使得数十万婴幼儿和少年儿童深受其害，揭开了中国食品制造行业令人触目惊心的黑幕。据北京不愿透漏姓名的官方人士披露，截止2008年10月底，中国大陆实际上报的与食用三聚氢胺毒奶粉有关的病例超过3752821例。其中10岁以下占66%，10~18岁7%，18~35岁3%，35~55岁10%，55岁以上17%。实际死亡人数为33989人:其中，10岁以下占77%，10~35岁4%，35~55岁6%，55岁以上13%。继这一案件曝光后，仅中共官方公布的对国内各奶制品企业突击抽检数据，产品高度含有三聚氰胺的企业就高达数十家之多，而这些企业在国内占据了很大的产品市场份额，以三聚氰胺毒奶为重要原料的下游食品企业则更多。然而，这还只是毒食品泛滥成灾的冰山一角，其他毒食品从大人毒到孩子，甚至腹中胎儿也难逃厄运。包括毒大米、毒面粉、毒油、毒盐、毒猪肉、毒狗肉、毒猪油、毒面条、毒馒头……等有毒食品，内含激素、色素、防腐剂、吊白块、甲醛、苏丹红、瘦肉精、漂白剂、增白剂、保鲜剂、催熟剂、福尔马林、工业盐、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敌敌畏、1605和3911剧毒农药等名目繁多的化学添加剂和农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带给了国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警醒:在目前市场销售的加工食品中，绝大部分都是能够导致严重积累性理化中毒和生物病原性中毒、乃至最终致人于死命的毒食品!

紧随着这一案件，还有因为中共严密封锁和打压，因而只能在小范围内(主要是在国外自由进步的中文媒体上和部分电子邮箱)曝光的更多更大的案件。其中最令人震撼、忧心的是，河北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动物饲料添加剂及兽药产地，几乎所有生产动物医药和饲料添加剂的大型公司，都在兽药和饲料中大剂量添加碘化铬蛋白、瘦肉精、假兽药等有毒物质，其中含有碘化铬蛋白等的肉类加工成食品后会使人迅速致癌，其危害更甚于三聚氰胺。三鹿事件曝光后，当地诸多企业仍在添加这类有害物质，只是有些从公开转入地下。飞龙动物药业公司就是这样的厂家之一。据曾在其中一家从事技术工作的王海珍女士透露，这样的企业在河北省有数百家，而未经注册的有上千家。其他省市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情况。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共不仅不予以有效制止，反而对举报人进行残酷打压迫害。王海珍女士的丈夫高松林，就是因为从2005年开始举报三聚氰胺毒饲料、碘化铬蛋白毒饲料和其他毒饲料，后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四年。迫使王海珍走上了为丈夫上访维权的道路……

与此同时，工业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了严重威胁民众身体健康、乃至直接威胁人们生存的一大严峻问题。譬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顾民众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从国外引进在其本国已被淘汰或禁止、因高度污染而极易致癌的PX等等化工项目，且在项目选址上，毫不顾虑对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影响，安排在人口聚居、活动频繁的附近，带来这些地方居民的大面积高频率致病，其癌症发生率高于社会平均值数倍至数十倍之多，导致民怨沸腾。在这些地方，居民多次抗议政府和企业的胡作非为，强烈要求企业迁建，政府、企业不予理睬或推诿、高压威胁恐吓，绝大多数都与政府、警方、企业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有的甚至酿成了冲突中人身伤亡的血腥惨案。另外不少厂矿、企业附近居民，因为工业排放粉尘、毒气、毒液污染，而导致重金属积累性中毒、病原性生物中毒的恶性事件，在各地都有频繁发生。如2009年8月中旬，在陕西省凤翔县，长青镇东岭集团冶炼公司环评范围内，两个村庄731名儿童接受权威血铅检测，确认615人血铅超标，其中166人中度、重度铅中毒。一些不乏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南京师大博士后、副教授郭泉等，因此而为民众奔走呼号依法维权，中共政府不仅不予接受和反省、纠改，反而以抓捕判刑、监禁、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予以迫害、打压。

这些项目害了民众，却肥了企业老板、政府财政和贪官;民众很难从中得到一点经济上的实惠，而几乎只有悄然而至的疾苦，和健康与生命权的无情剥夺。

老板、政府财政和贪官的富有，总是要建立在民众的痛苦和屡屡白骨之上——似乎，这就是中共“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是否能够改变这样的逻辑?什么时候能够改变这样的逻辑?

二、腐败特权垄断“产业”方兴未艾

产业之3.官爵批发经济

在中国，人们在仕途上的追求，已被几乎所有中国人看做了一种谋取巨额暴利的“生意”，因此便有了“投资”之说。一个人如果打算谋取一官半职，便会尽早看准对象(上司)、找准机会进行“投资”，因为在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看来，升官与发财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情。有钱并愿意在官场“投资”，就必定升官;一旦升了官，就必然发大财。不“投资”却想升官发财，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因此用金钱“投资”官场，也就成了升官发财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近年在中国西南部落后地区的一个县，要想当上一个普通局的局长，起码也要花上二三十万，要当上财政局和其他要害局的局长，则至少需要50万到100万;而要当上县级的党政首长，就至少要花出去200万元以上了。

所以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不花钱行贿就当了官的，那就真算得上奇迹了。而且已经当了官的，还得继续向上司“进贡”，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官位，并有进一步上爬的机会。否则不仅不可能上爬，就连已有官位也很难保，于是以前的所有“投资”都会打了水漂。因此现在的官员是被逼着搞贪腐，而且是螺旋式递进、越贪越大的循环贪腐:他若不贪，不循环递进、永无止境地贪下去，怎能收回当初行贿的那些“投资”?谁愿做赔本买卖?如果他不越贪越大，怎么能够对得起自己那些持续不断的大额投资?怎么能持续不断地取得显着“经济效益”?难道他作了那么久那么大的投资，就是仅仅为了那么点微利，甚至仅仅为了“盈亏平衡”吗?

因此中共的专制极权，早已把中国的官场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社会“黑洞”:无论是谁，只要因为一念之差而误入了这个“鬼门关”，就几乎再也没有了回头之路，直至逼迫着你的道德良知和良心彻底泯灭，成为万劫不复的罪人和恶人。

当今中国的罪人和恶人，总是和手里的特权及其亿万家财联系在一起的。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权利及财富总难跟好人和善人结缘。这个制度已经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把好人和善人远远地挡在了外边，不变成坏人和恶人，是无论如何也难挤进那个圈子里去的。因此难怪你我一辈良民，总是如此窘迫穷酸!

买官卖官和贪污腐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采取如此手段爬上去的官员们，岂有不贪之理?

如此“投资”——升官——发财——再“投资”——再升官——再发财的官场运行机制，能把反腐败做到什么程度呢?官场上的人几乎都是腐败嫌疑犯，靠腐败分子去反腐败，能靠得住吗?相信这样逻辑的人，他的智商不是值得大大怀疑吗?

产业之4.特权垄断经济和公共资源倒卖批发

金融、电力、电信、传媒、出版、文娱、烟草等产业和产品的国有及其专营专卖，和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公共建设项目的发包和承包、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变卖，等等。以上国有企业，中共政府允许其中部分政策性亏损，亏损部分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譬如中石化和中石油，中央财政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出台补贴政策，中石化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7、2008年也获得了补贴。对供电部门，也连续多年给与了数额不菲的政策性补贴。据老家县供电局一位朋友透露，他在单位里的福利待遇很好，是因为国家明文规定供电部门只准微利保本，甚至允许略亏。而事实上的电力定价，远远超出了盈亏平衡点，加之电力一直处于卖方市场，因此不会亏损，而且每年都有大量盈利。为了获取国家财政补贴，供电部门就采取了两招:一是拔高职工工资、巧立名目滥发奖金和实物;二是肆意挥霍，仅属局长一人支配的巧立名目的招待费用，每年就达200万左右(当然还有一招他没说穿:官员狠狠地贪占)。对他说的后一招，本人曾有过一次切身体验:那天县水务局一位朋友突然要请我出去吃晚饭。我知道他十分拮据，加之我早已厌烦了吃喝之风，因此婉言谢绝。谁知他抢着告诉我说供电局长做东，那位局长多次因为空虚无聊，而在心血来潮中请他吃饭……那次一起吃饭的有4人，加上饭后歌厅消费，支出了近3000元，都是当场打电话叫该局出纳次日前来结账买单。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顿饭竟然进了两家酒店:在第一家酒店，摆好了酒菜，每人3瓶啤酒(20元/瓶)已经打开;刚动了两次筷子，喝了两口啤酒，局长突然宣布:去××酒店喝五粮液。于是大家又立即起身去了××酒店，点了更高档的菜，喝了3瓶五粮液……据那位水务局朋友说，有他在场的多次消费中，这次消费还算低档次的，以前动辄就是六七千，有时甚至过万。就是这样，供电局年年上报亏损，年年都能获得数百万元的政策性亏损补贴。

近日网上爆出中石化打破中国记录的腐败额，一盏灯2000万，装修大楼4亿多，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个人日均公款消费4万多，创造了中共贪官挥霍公款之最。然而也许在中共司法机关的眼里，这只算小菜一碟:以中石化年收入近万亿、日收入近30亿元计算，挥霍额仅占了销售收入的十万分之一点几;而那位供电局长的挥霍额，则占了销售收入的百分之几;比起中共不少贪官的挥霍来，陈同海还算是“量入为出”的一位;几乎不考虑收入状况无度挥霍的官员，在中国比牛毛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只给陈同海判了个死缓，也“情有可原”的。中共司法的“难言之隐”，不便明说，只好如此一判了之。国人们，是不是该予以“宽宥体谅”呢?

在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公共建设项目的发包和承包、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变卖等方面，也完全受着中共权力的垄断控制。有权力垄断就有资源垄断，被垄断的资源就可凭着手中的特权作任意处置，无权的人当然无法对其予以任何制约。处置中表面实行招投标，实质上是垄断权力与最卑鄙、最下流手段的结合运用:勾结黑社会恐吓、威胁不明真相、诚实善良或无权无势的其他投标人，使之望而生畏不敢按自己意愿竞标，以此让权贵事先内定投标人独享中标获利。就这样，很多资源都以常人不可思议的低价“拍卖”给了权贵的亲友，权贵由此坐地分赃。于是，“国家财政”得了“拍卖”收益的小头甚至零头，权贵及其亲友、黑社会得了大头;不少重大资源的所谓“公有”，就在特权官员一次次黑箱操作中，化整为零地转化成了私有。

近些年随着一些贪腐官员的落马，从官方正式渠道爆出了官员们动辄贪占数亿、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新闻，真让国人目瞪口呆。然而这些数据仍有可能远远偏离实际情况，因为譬如赖昌星的远华走私案，刚要查到江泽民死党贾庆林的头上，就因为江泽民的一句话戛然而止了。官员贪腐的案子，总难免与某些高层大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查到一定火候，也会像远华案一样不了了之的。因此就总有一些贪官的贪腐数据无法完全查证出来;他们的实际贪占额，就总会远远高于官媒对外公布数额。而且因为牵涉更高级别的官员，甚至可能是在职或已离职的顶级高官，那么其涉案金额，就很可能远远高出已经查出来的单笔金额。因此单凭这点，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贪官的实际涉案金额，极有可能远远高于官媒公布数额。再说官方公布的贪腐大案，多数案犯都是“全额退赃”。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官员及其家人平日里挥霍无度，他们贪腐获得的赃款应该是早就无法如数还原了。现在居然能够全额退赃，莫不是贪官们真的掌握了阿凡提的“种金术”，能让金子自我繁殖?亦或是贪官已经落马，还有人愿意继续贿赂，帮他出了一大笔钱，填补了他和家人曾经无度挥霍产生的赃款缺口?或者是他曾经行贿的高官帮他填补了这个缺口?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他还有很大一笔涉案金额没查出来;要是真的分毫不漏地查了出来，有高血压的民众，恐怕会有麻烦了!

中国人啊，努力地自我克制吧，别打翻了心里的五味瓶!

看看一些贪官的陆续落马，或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发现的但尚未落马的贪腐的官员，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解读:中国企业和资源的所谓“国有”，实质上是地地道道的官有;“国有”早已成了权贵阶层强占资源中饱私囊的“生财之道”。而部分国企上交财政的税利，似乎也与百姓福利无关，因为这个政权，十分难以动用财政资金去解决百姓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至于国企亏损而难向财政做贡献么，那也无关紧要，因为下面还有十多亿百姓可供压榨克扣，填补财政缺口那是轻而易举之事。“国有”不是国民所有，而是权贵集团所有，国民无可奈何。谁让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垄断在了我中共手里呢?从权力垄断到资源垄断，不是“名正言顺”的事么?

产业之5.公共服务产业化经济和权钱交易产业化

例如教育产业化和产品卫生监测、环境监测评价、技术监督产业化、办理各种证照高收费等等。当代中国教育、医疗与住房一起，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本来，公民接受基本教育以求发展、享受基本医疗以维持正常生存的权利，是公民基本人权。保障公民人权，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这样的政府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理由。然而中共不仅无视自己的责任，反而在近十多年内，强力推行“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不仅不尽自己应尽之责，反而打着“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幌子，从小孩子需要就学和公众生病需要救治等基本社会需求上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对公众进行新的盘剥压榨;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利用百姓基本需要和痛苦疯狂聚敛钱财，不仅突破了公众贫穷的底线，甚至还突破了公众未来发展和基本生存的底线。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开始，中共便公开撕下了长期用于自我粉饰的“为人民服务”的画皮，把普通百姓一切应由政府负责满足的需要，当做了一种严重影响他们私欲膨胀的额外负担，一种阻碍他们发财纵欲之路的包袱，必欲卸去而后快。于是，一些被权贵们御用的犬儒派文人学者，便挖空心思帮助权贵们寻找借口。在一番搜肠刮肚中，他们从“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终于发现了一个值得加以改头换面“综合利用”的“素材”：20世纪5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与附近的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按照科研、教学与工业结合的思路，专门开辟了斯坦福工业园，将自身高科技成果成功应用于工业经济，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互相促进，逐渐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硅谷工业园成功解决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是美国最大制造中心之一;因其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机构，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术人才的五分之一;为本校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解决了教育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促进了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教育产业化”的典范。美国斯坦福大学如此伟大卓绝、利国利民的创造，居然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盗来一个美好而又时髦的名称，作为其向普通百姓敲骨吸髓的外衣!

这是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个“巨大成功”:原来被视为其“包袱”的公众很多基本需要，通过“产业化”魔杖，居然被“点化”成了一大新的“生财之道”，为中共政权及其权贵创造了滚滚财源。于是，中共便在很多领域“循例”而进，推出了系列的“产业化”措施，譬如“医疗产业化”、民间工商业的政府职能监督检查产业化、行政审批产业化，甚至权钱交易也公开或半公开地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产业化”链条。在中共专制极权的制度环境下，所谓的“市场化”也并非在健全市场机制条件下“买卖”双方的平等交易，而是在中共权贵“导向”下，赋予“卖方”种种特权，使得“卖方”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具有随意定价、涨价、操控“市场”等绝对权力，“卖方市场”格局被永远固化;作为普通民众的“买方”则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在价格和“服务”选择等方面失去了应有权利，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样一来，种种“产业化”便将普通民众变成了在中共很多部门、机构的刀下被宰的冤大头，怎么也无法摆脱中共的压榨盘剥，越来越被逼到了贫穷的边缘。

教育产业化把很多普通家庭压榨得一穷二白，有不少家庭子女，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而不得不在小学或初、高中阶段中途辍学，失去了获取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有的青少年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奋，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重点中学和大学后，却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中断了继续深造之路，而导致自己或家长在精神上的绝望，迫使自己或家长走上了自杀身亡的不归之路。医疗产业化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促成了官僚权贵与医药商家、医疗机构和业主的利益联结，形成了新的利益同盟。他们相互利用勾搭成奸，精心导演了一次又一次药品、诊疗、辅助医疗手段的循环涨价和层层加价大戏，使得医疗价格越来越畸高不下。同时不少医生、医院打着对患者负责的漂亮旗号，抓住患者不懂医疗技术的弱点，毫不顾及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远远超越实际治疗需要，或随意安排患者进行价格昂贵的化验、透视，或在处方中以价格畸高的异名药品替代成分和性质、功能完全一样的廉价药品，或任意加开根本不需要的高价药品，对患者进行肆意敲诈盘剥。如此种种，导致绝大多数公民在疾病治疗方面的经济承受能力大大下降，从而使得公民的基本医疗失去了起码保障，不少人就连普通常见疾病的医疗费用也无力承担，大病和重病则将更多家庭拖入了债务深渊，不少家庭因此而一蹶不振，一些家庭甚至面对亲人的病痛折磨而一筹莫展，只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并不怎么危重的疾病夺去生命——应该说，是被中共专制极权及其权贵、医疗机构、医药商家、业主夺去了生命。

而中共在前述其他方面的“产业化”，则是赤裸裸地将权力变为金钱，最终都可归结为公共权力的“市场化”:权贵用权力换取金钱;富翁则用金钱与权贵进行“等价交换”，分享权力带来的巨大“效益”，变得更加富有。于是，社会的公共权力便在权贵与富翁之间进行着循环不已的流通变幻，成了权贵和富翁这两大群体共享的“公共”玩物，普通公众则丝毫不能得以分享，相反还被权贵们垄断了的“公共权力”欺凌着压榨着，成了最不幸的社会群体。

随着各种“产业化”在中国的一哄而起，与之相应的“消费”、“投资”概念，也“配套成龙”地在中国官场与民间的种种黑暗交易中，毫不隐讳地流行起来: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是“消费”，因此理所当然就应由家长“投资”;医疗是“消费”，因此患者就应该“投资”;甚至民间工商企业接受政府职能机构的监督检查也成了“消费”，也应由老板、业主进行“投资”……至于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患者在医疗上究竟需要“投资”多少，则全部是由政府默许物价机关说了算，而物价机关只要在暗中得了学校、医院的“好处”(红包或回扣)，就可以几乎完全按照学校、医院的意愿，进行“投资”额度(即价格)的权威确定，任何人都无法否决，“消费者”更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你所“消费”的“服务”，已经通过别人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被强力固化为了“卖方市场”，你若怕挨宰就别“消费”，自愿前来“消费”者大有人在。而职能机构对民间工商企业监督检查的频率和次数、价格等等，也是有章不循，全凭监督检查者看对象的背景、实力，并按对象是否能够给“好处”，能给多大“好处”去“对症下药”做拍板决定。有的民间企业因为不愿给监督检查者“好处”或不懂“规矩”，便会遭到其暗算:本来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监督检查者通过鸡蛋里挑骨头或公然作假陷害的手段，也要找出“问题”来，让对象要么给他更大更多的“好处”，要么接受巨额罚单，严重者还会把有的民间工商企业逼向破产的边缘。于是，不少工商企业(国有和民间的)只好持续不断地给职能机构(工商、技术监督、卫生防疫、疾病监控等机构)的特权官员以“好处”，借以“融洽感情”，以防被坑挨宰。而一旦与那些特权官员“感情融洽”起来，企业便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运作，即使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甚至像三鹿集团那样制造、贩卖毒食品，乃至于制售毒品，也不会在那些监督检查机构手下遇到麻烦。三鹿集团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和不少地方的企业公开或半公开地制售毒食品、毒品，就是这样在阴霾黑暗的社会背景之下，醖酿和发展起来的。本人曾于90年代办过企业，就深深领教过上述职能机构的厉害，并被那些机构坑得喘不过气来，弄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便不得不偃旗息鼓，从种种陷阱中撤退了出来。

三、中共“发展”新思路:折腾创造“经济效益”

现在我所接触的一些人，对中国社会几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中共权贵们的心目中，无谓的折腾，也可为他们创造出“经济效益””。而且往往是越折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越多越大，越能给他们带来物欲和权欲的自我满足。因此在他们机构越来越臃肿不堪，官员越来越人满为患，越来越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也便生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智慧灵感:专门构思、寻找折腾人民群众的“金点子”。于是在中国，千方百计折腾普通公众的一个个“政策”措施，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地“应运而生”了。

其实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在中国目前所有黑、恶、腐、毒、淫、丑“产业”中，几乎全部都是中共权贵不遗余力折腾民众的“丰功伟绩”。在正常社会制度下，这些“产业”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一是绝无必要，二是几乎绝无可能。然而在中共权贵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省去他们压榨、盘剥、掠夺百姓的诸多麻烦，减少诸多代价，实现“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费省效宏”的权力“经营运作”目标。因此他们会乐此不疲，增加一个又一个“把关”环节，创造出一道又一道审批、收费和索贿门槛，最终，“史无前例”地刺激出了黑、恶、腐、毒、淫、丑的系列“产业”。

由此可知，中共说“不折腾”，肯定是言不由衷的。“不折腾”，哪来他们的“辉煌”?哪来他们权贵个人和“国库”的盆满钵满，金山银山?

产业之6.暴力罚款经济:包括无法律依据且肆意侵犯人权的治安拘留罚款、未随身携带暂住证拘留罚款等。去年10月，我去一位公安局官员家里赴宴，席间诸友酒酣耳热之际，同桌一位多年前因与上司不和而被发配边远乡镇的民警，突然爆出一个黑幕:在公安系统内部，层层都有治安罚款任务。围绕这一任务，还有与之配套的任务:必须以治安为由抓人多少名以上。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超额完成则有奖。于是，便有不少民警挖空心思编造种种理由，动辄以扰乱治安为由随意抓人，目的在于挤出罚款。谁只要被抓，不给钱就不放人，甚至拳脚相加，直至你撑不下去，不得不按他们的要求交出罚款为止。有的民警更以受害人态度恶劣为由，一再增加罚款数额。因此有很多受害人都不服气，既不认错也不交罚款，于是便会受到更加凶残狠毒的暴打，最终酿成受伤致残或致死的惨祸。据分析，杨佳案和孙志刚案等等，可能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民警的眼睛也就一天一天地变成了能把好人看为坏人的邪恶“窗户”，并练就了专门猎食的豺狼虎豹般的嗅觉。任何百姓也许在不经意间，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或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构成一种“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而被民警们嗅了出来，被课以数额不菲的罚款，并成为民警拳脚和警鞭、警棍的无辜受害者，甚至像杨佳、孙志刚那样，冤死于当权者无情专政的铁血机器。这与我们在多年前就知道的工商、食品卫生监督等“执法”部门都有罚款任务一样，使得我们普通百姓随时都生活在“执法”官员们的肆意欺压之中，随时都可能被他们无端敲诈、暴打，甚至像杨佳和孙志刚们那样，被中共铁血机器“专政”到生命的尽头。

产业之7.监狱、收容经济

在中国各地的监狱，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工厂或农场，无偿地强迫囚犯做工以获取暴利，甚至强迫囚犯从事远远超出其体力和生理极限的劳动，是十分普遍、也为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象。而且在所有的监狱和收容、收审所，都无一例外地利用一日三餐和日用消费等机会，对囚犯、嫌犯、被收容人员及其家属进行令人瞠目结舌的盘剥:饭菜档次极差，且常常只有馊饭馊菜，却以高于普通档次市场价格2-3倍的天价收费;由看守代买的香烟和日用品，也要达到市场价格的2倍以上。

更不可理喻的是，近年北京还悄然兴起了“截访经济”:因冤情而从全国各地来京上访的访民，被一些警察、国保人员暴力拦截后，以“帮助解决问题”作欺骗手段引带、或以暴力逼迫押送到固定宾馆，对其严加看守以限制其人身自由，并任由看守人员进行饥饿、虐待和暴力人身侵害，有的甚至进行公开强奸(例如今年8月3日，21岁的安徽界首大黄镇访民李蕊蕊，在北京聚源宾馆被看守强奸)。宾馆收取高昂费用，暗地里与欺骗、押送访民的警察、国保人员合伙分赃，既残害了访民、积累了社会矛盾，又发了横财，成了中共及其帮凶一大新的财源。

产业之8.审批经济、证照经济和证书“考试经济”

在中共种种“政策”借口之下，百姓几乎任何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甚至芝麻绿豆一般的小事，都要取得中共权力机关审批同意，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而被课以数额不菲的罚款，或遭到其他处罚。而其审批程序又十分复杂繁琐，且在很多程序环节都要收费，让百姓既在时间、精力和车旅费用等多方面作了过多无益耗费，又花费了不少犹如“买路钱”一般的审批费。不少机关甚至利用自己的审批特权，伙同其他机关巧立名目搭车收费，由此获取可观回扣。例如婚姻登记机关强行代收婚纱费、婚前教育培训费、未来妈妈培训费，等等，把一个本来十分简单，只需几元工本费就可搞定的合法婚姻登记，强行加码到少则破费数百元，多则破费数千元的地步。以至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年男女，被高昂的婚姻登记费用弄得一筹莫展，不少人只好干脆回避登记环节而“非法”成婚，有的则只好一再拖延婚期，导致双方因此而逐渐相互淡漠，以至于最后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各行各业的从业“资格”、“等级”考证风潮悄然而起。通过考试获取相应的证书本来不错，有助于减轻用人单位的很多麻烦，而且可以有效降低从业人员在相应工作中，因为技术失误而导致某些不良后果，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损失和人身伤亡事故。然而权贵们却把从业人员资格、等级考试的要求，有意作出没有止境的“扩大化”规定，譬如硬性规定英语科目为各行业中级技术职称过关考试的必考科目，而事实上至今为止，各行业绝大多数高工级别的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也很少直接接触和使用英文资料……有关部门之所以要作出类似的硬性规定和没有止境的“扩大化”规定，其目的在于为各色各样的“培训”机构创造可靠的市场空间和稳定的客源，开辟一种十拿九稳的“生财之道”。在此前提下，还由办证机关直接办班培训，或由办证机关规定考证人参加指定机构的培训。在中国目前的价格核定机制下，往往是物价局收受“好处”后，按照办证机关和培训机构的需要核价，因此简单地说是办证机关和培训机构合伙定价。更简单地说，因为办证机关和培训机构是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构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培训方，因此归根结底是培训方单方面定价，办证人别无选择。

中国的绝大多数证照还必须每年一次“年检”，而每次年检，都要照例收取高昂的年检费用，强迫持证者作出一次又一次高昂的经济付出。

各单位的办证收费，一部分入了财政;另一部分则按官方规定提成比例入了单位小金库。单位提成的所得，本质上应当算政府财政赐给其单位、乃至该单位部分人的回扣，再由部分人挥霍、瓜分、侵吞。而培训机构的收入，则纯粹是办证单位完全可入小金库的收入;或是办证单位部分权贵的个人收入;或由培训机构以回扣方式支付给权贵，作为权贵的黑色收入。

就是通过上述种种机制和渠道，审批经济、证照经济和证书“考试经济”，成了当今中国官府和官员可观的财源之一，也成了压在不少人、不少企业、机构头上一座不堪重负的经济大山。

与以上情况类似，由于制度的极端恶劣，特别是人们进入官场，实行了由少数特权官僚拍板定夺的选拔机制，而拒绝由民众选举产生。官僚们知道，由他们来拍板定夺也应该有个面子上的“规则”，这样就会显得冠冕堂皇一些。由于中国有科举制和漠视民意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在中共的“改革”中得到了因袭，因此文凭便成了中共官僚集团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改革之初试行这样的标准，的确促使社会形成了一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知识分子似乎在一夜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身解放，因此让他们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起来。可是由于专制极权的制度使然，久而久之，文凭因为传统的惯性作用成了一道硬杠子，真实的水平和德行便被逐步淡化，以至于文凭逐渐取代了水平和德行，一日更胜一日地成了人们进入官场的“通关凭证”。这个时侯，取得文凭的种种黑箱运作随之应运而生:出现了中专、大学和硕士、博士文凭的黑市买卖。当这种买卖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终于被一些“好事之徒”揭穿了真相，随之社会谴责风生水起，以至于弄到当局焦头烂额的地步。恰在此时，网络技术得到了大面积应用普及，当局不得不将文凭进行网络注册，作为其识别鉴定的正规依据。一些良善之士便满以为:中国的假文凭就此寿终正寝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竟然把黑暗下的文凭交易赶到了“阳光”之下，中共权力机关，一些名牌大学(包括清华、北大等)公然做起了硕士、博士文凭“生意”:一再毫无限度地扩大硕士、博士招生指标;不管何人，只要向校方和相关权贵、导师给足了钱，你可以另外找人代考试、代听课、代写论文(有的甚至只需网上东拼西凑抄袭成文即可，譬如近期爆出的湖北宜城市29岁市长周森锋博士论文抄袭案)，再加上一个“在职读研”的名义，你的硕士、博士文凭，就可在预期内到手了。而一旦有了高学历文凭，就会在险象环生的仕途竞争中，轻而易举地拔得头筹。也就是这样，中共权力机关，不少名牌大学及其领导、导师等权势人物，又在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历史机遇”中，轻轻松松地找到并“开发”出了一条令人羡慕不已的“生财之道”: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目前博士生在学规模已超过20万人。美国有100多年博士教育历史，年招生也只5.1万人，而中国仅27年就实现了“超越”。西方国家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中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对官员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

用钱换文凭和学位，是当今中国权贵的一大时髦追求。权贵有了高学历高学位，其政治地位就随之越来越高贵，贪赃枉法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无忌惮，于是也就会越来越富有，并越来越凶恶、暴虐、残忍、狠毒。因此，这是中国权贵一本万利的“投资”。而对文凭、学位颁发、授予者来说，利用文凭和学位换钱这一权力寻租手段，也让自身由暴富更加走向巨富。于是，传统上不可更改的靠冥思苦学获取知识，就在今天演变为了靠权钱交易获取文凭和学位，知识和真理被不少人随意贬低乃至抛弃，在各个大学、研究机构，几乎毫无真才实学的所谓专家教授和学者滥竽充数，只知按照中共权贵需要摇唇鼓舌者比比皆是;而那些抱着高学历、高学位的官员，却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在涉及其学历、学位“专业”方面问题上的见解，远远不及具有一定经验的中初级学历乃至文盲百姓，更加多如牛毛。而不少苦学苦练、苦思苦钻者，因其真知灼见，或否定、触犯了权贵利益，或与权贵相左相右，或让权贵相形见绌尴尬难堪，最终受到无端的排挤、打压甚至迫害。本人近年来所接触过和知道的一些所谓专家、教授、学者中的绝大多数，撇开其鹦鹉学舌的官方腔调和空洞生硬的专业词汇，另有一些不厌其烦地重复的别人论点，其专业上几乎毫无建树，思想中几乎空无一物，只是充当了一种传声筒的角色。如果不是其满口生硬的专业词汇和别人的论点，那么真会让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也会无所顾忌地产生一种“我可取而代之”的感慨。

权贵们这种相互之间的交换，给渴求知识的普通百姓，又带来了种种严重障碍:高学历、高学位的资源被权贵们肆意瓜分占用和浪费，导致了这些资源的相对稀缺、紧俏，于是人们求知的费用等门槛就被权贵们大大地抬高了起来，普通百姓因为经济困难等种种因素的制约，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排斥在了求知谋发展的大门之外。

产业之9.“栏杆经济”或“围墙经济”、“买路钱”经济

《水浒传》有个劫匪李鬼，长期以墨涂脸，冒用大名鼎鼎的黑旋风李逵，手持两把大板斧横栏道路，打劫过往行客。后来恰遇“正宗”李逵，被李逵赐银施教后放生。然而李鬼却丝毫不愿思恩改过，反而欲以毒药暗害李逵，哪知李逵偶然察觉，惹得李逵拔刀怒斩，李鬼因此而小命归西，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李逵杀了李鬼的肉身，却在中国消灭不了劫匪李鬼的阴魂。以至于今天，李鬼居然“死而复活”，并在中国坐大到了没有“李逵”能够与之匹敌的地步:那个李鬼假冒李逵，今天的李鬼“名正言顺”;那个李鬼手握两把板斧，今天的李鬼手握威力无比的国家公器;那个李鬼只身一人仅拦一条小径，今天的李鬼数十万成百万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让几乎所有中国百姓都不得不乖乖留下“买路钱”……不知什么地方哪位权贵“解放思想”突发灵感，在公路上横放了一根栏杆，要过往车辆留下“买路钱”，于是便在一夜间冒出千千万万个李鬼，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大大小小公路上，横放了千千万万根栏杆，强迫一切车辆(某些权贵的豪车除外)留下数额不菲的“买路钱”。后来另一些权贵“触类旁通”，一旦哪里发现了能够惹人观赏游玩的风景、古迹，便在那里砌起一堵墙，立起一道门，甚至还在砖墙内拦路立起多道门，强迫观赏游玩者一次又一次留下买路钱。于是“栏杆经济”或“围墙经济”、“买路钱”经济，便成了中共堪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伟大创造”，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支柱。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审批经济、证照经济和证书“考试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栏杆经济”或“围墙经济”、“买路钱”经济：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中活生生横拦一杠，不愿“大出血”者则不允许过自己正常的生活，或不得开展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于是绝大多数人都只好逆来顺受忍痛“大出血”。这样，中共权贵们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装满了自己的腰包，实现了自己的欲望，并让一个个新的欲望获得“雨露滋润”，层出不穷地萌生出来。

如果永远甘做中共治下的“顺民”和“良民”，那么我们就将永远难逃“栏杆经济”或“围墙经济”、“买路钱”经济的藩篱，随时准备背着一座座经济大山，悲哀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们该做怎样的选择呢?

产业之10 迁徙经济

贩卖城市户口、强行规定办理暂住证并收费，等等。其实这也属于“栏杆经济”或“围墙经济”、“买路钱”经济的变种。在自己国家范围内的自由居住和迁徙，是人们更基本的生存需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身权利，保障国民在这方面的权利，是一国政府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共非但不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反倒以一纸户口簿画地为牢，把农民和小城镇居民牢牢限制在一种官方划定的空间内，然后利用农民入城定居、小城镇居民入大中城市定居而需要迁徙的机会，强行规定耗费巨资购买户口、住房;并规定外出打工者每年缴费数十元上百元办理暂住证……。政府成了一种商业经营机构，利用国民基本需要“横杆设卡”，轻轻松松牟取暴利。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漂亮旗号而不为人民谋利益，反而干着为了人民币(金钱)而“横杆设卡”敲诈盘剥、鱼肉人民的龌龊勾当，倒是没有这样的政府，社会还会好得多!

四、看着他们明目张胆地发“国难财”，我们该做何感想?

产业之11.灾难经济

我的小女儿只有14岁，却早已学会了悲天悯人。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学校要求学生捐款。她明知家庭非常拮据，却要超出学校规定5元标准的一倍捐款，她说灾民太惨太可怜了。作为家长不便拒绝，但为了预防她幼小心灵受到不应有伤害，我还是作了一次特别提醒:学校某些人很有可能会截留、贪占捐款。她红着脸争辩说:这绝不可能，学校领导不会那么缺德、冷酷。我没跟她继续争执，对她的要求给与了应有支持。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她一改上学日不午休的习惯，刚放学回家就倒在床上蒙头大睡，连午饭也不愿吃。我条件反射地问她是不是病了，她却一言不发，只是露出满脸气愤。经过一番交流，才知道她昨晚看了本地电视台一条新闻:公布本地各单位的赈灾捐款名单，她在读的那家中学，捐款总额不到3万元。她说全校共有6000多名高初中学生，学生几乎人人都捐了款，初中生每人最少也捐了5元，捐10元、20元的也不在少数;全校有接近300名在职教职员工，每人捐款多数在100元以上，老一点的有捐200元、300元的;另外有近200名退休人员，每人捐款最少100元，捐200元、300元的要占多数，还有的捐了500至1000元。按此估算，总计至少应在8万元以上……她说那些人连救灾募捐款也敢侵吞，我们居然在没有起码人性的人手下读书，你说气人不气人?

今后若是还要我们捐什么款，我再也不干了，反正都是不明不白，让那些毫无人性的贪官们乱贪乱用!……

这次地震后，不少人积极踊跃捐款，体现了一种人间大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人性在灾难中的复苏，当时的情景，让一些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颇感慰藉。然而权贵们在以后时间里一些无耻贪婪的行为，却给踊跃捐款的国人，带来了不可饶恕的伤害。震灾还没完全过去，就有赈灾帐篷被权贵贪作私用或变卖获利的丑闻发生;不少地方民间组织赈灾募捐，要向官方机构上交提成;一些地方不少单位权贵侵占、截留募捐款项(譬如我小女儿在读的那家中学);灾区一家银行，用赈灾款为职工办福利;地方政府官员，用八方募捐得来的资金买豪车，修建堪比白宫的洋楼，等等。特别从灾区频频传出“不良信息”：地方权贵层层克扣、截留上级政府下拨、要求全数发给灾民的赈灾款，不少地方灾民实得钱款仅有下拨额的30%左右，有的地方还更少，由此激起灾民控诉、上访，地方权贵又调动警力予以暴力弹压。本人没有机会深入灾区调查访问，不知灾区权贵贪占、侵吞赈灾款究竟有多么严重。但有位距震中200多公里一个小镇的教办主任，在今年5月向我透露说:他们县也有上面下拨的震灾救济款，指标早已下达到各乡镇。这笔款已被当地官员瓜分得所剩无几了。至于怎样瓜分，以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和名义，进行了哪些程序，他不得而知。但确定无疑的是，几家房屋遭受地震影响较为严重的受灾户，仅有一家得到过一笔微薄的救济金。为了得到这点钱，那户人费了不少周折，受了不少刁难，最后还只得到签字确认金额的30%(诸多花销在外)，其余70%落入了谁的腰包，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他几户知道了这一情况，因为不愿接受权贵的刁难折腾，更不愿背著名声去帮权贵要钱，所以也就打消了申请救济的念头，宁愿自己过紧日子……由此印证，震灾中心传出的“不良信息”并非空穴来风，权贵们明目张胆贪占、侵吞赈灾救济款确有其事，并非“反华势力”无中生有造谣诽谤。“天下乌鸦一般黑”，权贵们人性的泯灭，灵魂的肮脏丑恶，一般不会因为灾难而有什么明显变化。当然我们承认少数人会有一些变化，个别人甚至还会因灾难刺激而由恶魔变好人，但这样的个别人不能代表其整体，更不能改变其整体的恶劣本性。

除了以上“不良信息”，还有中共官媒《新京报》于2009年08月13日关于“地震善款可能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的报道。说是截至今年4月30日，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支团队为期半年的调研认为，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有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而民政部回应说，是体制问题让地震捐款八成流入政府腰包。“这些捐款都要纳入国库，使用国库就需要预算。(由于一些地区没有捐赠使用预算)，就要重新补预算，调(捐款)出来会很难”。对此作了公开承认。既然已经进了中共财政的“国库”，那么就已经变成了中共权贵的囊中之物，变成了他们的财富，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当作财政资金随意调配使用;既然调出来很难，那么这些资金就会按照他们最方便最习惯的用途进行使用: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公费嫖娼、公费赌博，还有可能被用于“60华诞”……公众一腔善心捐赠的资金，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落进了权贵们的黑手，成了他们恣意挥霍、显摆的本钱!

在我们看来，灾难就是灾难，每个人都应当主动献出一份对灾民的爱心，作为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当义不容辞承担起救助、救济灾民的责任。然而事实恰好相反，灾难竟然成了他们的发财机会:权贵们个人发了财，中共财政也发了财。灾难对他们来说居然成了一种喜事，一种福音，一种又可以毫无顾忌中饱私囊的大好机会。

这不奇怪。中共本身就是利用日本侵华的国难机会，开始了发迹并迅速发展壮大的。在日军大举进犯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共不仅不积极抗日，相反还打着“团结抗日”的旗号干着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一边偷袭抗日的国军，一边向日军秘密递送关于国军的情报，同时利用国民党内部一些人(譬如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削弱国军的抗日力量。昨天能够发国难迹，今天为何不可以发国难财、民难财呢?

……

因为本人观察、切身经历和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本文以上所列举的11大类，还不是中共利用特权发展黑、恶、腐、毒、淫、丑“产业”的全部，肯定还有更多“漏网之鱼”，归纳分类也有不当之处。希望网友们能够从身边事例进行认真的归纳分析，集思广益予以补充、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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