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监狱，也称“劳改队”，意即劳动改造的地方。前文已经说过，“劳动改造”纯属共产党的谬论。但是，中国的监狱在镇压法轮功的大背景下已成为迫害正信的黑窝。
　　
刚一来到监狱，首先来到“新监队”，大法弟子被强制脱光衣服搜查所有物品，尤其是所有纸制的文档，包括私人信件都要被搜走（后期“上场”的，刚一到监狱马上被录像，以造成心理恐怖）。更为特别的是，大法弟子要戴上一种写着“莫须有”罪名的胸牌，然后由另外指定的四个普通刑事犯24小时监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互监组制度 ”（互监组成员在北方监狱、看守所中通常称为“包夹”）。它的邪恶在于将另外的刑事罪犯的个人切身利益与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表现”捆绑在一起，如法轮功学员炼功或是向普通刑事罪犯讲清真相，则互监组成员将受到恶警的严厉惩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奖励、减刑，因此这些刑事犯就会非常仇恨法轮功学员。在这种制度下，中共恶党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也在迫害这些刑事罪犯。
　　
监狱里的规矩更多，除互监组制度外，还有罪犯分级制度（法轮功学员被列为“A类重点犯”），另外还要穿囚服、戴罪犯牌、剃光头、说报告词、避让警察、蹲下说话、背司法部12号令、反复蹲下报数、每天强迫看殃视“新闻联播”（若“焦点谎谈”是关于诬蔑法轮功的内容，则亦强迫看之）、队列操练、集体唱邪党歌曲、排队走路、蹲在地上排队吃饭、整理内务、叠豆腐块被子等等。违反任何一点都可成为遭受迫害的理由。我就因不戴罪犯牌、不唱邪党歌曲而多次遭到打骂。
　　
整个四会监狱分罗塘、济广塘两个关押点，共十八个监区，至少非法关押着几十名男性法轮功学员。这十八个监区，生产各种各样的奴工产品，有鞋、帽、衣服等，而对外则称“某某工厂、某某车间”。2003年7月我被转到四会监狱的十五监区。十五监区的奴工产品主要是藤制品，包括藤椅、藤桌子、藤篮子，甚至月饼盒等，还有玉石加工，后来加上了编织高档毛衣。无论是哪种奴工产品车间，空气都是非常污浊的，藤制品车间充斥着染色剂、漂白剂的气味，空气中充满着藤条原料的粉尘；毛衣车间更是飘散着毛线的粉尘。干活时就有犯人当场晕倒的。而且监狱里肺结核的发病率都很高。
　　
除了奴工迫害外，监狱里的“政治洗脑”也是非常严重的。“政治洗脑”说白了就是“爱党教育”。每逢社会上的大事，如“神五”升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奥运会”等，所有的犯人都要求写心得体会，虚假的对恶党歌功颂德。每个月还都要进行“政治考试”，考试成绩直接与犯人个人利益挂钩。而唱囚歌、唱邪党歌曲、歌颂恶党的文艺演出、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等更是家常便饭。中共恶党就是这样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人的思想。
　　
2004 年3月初开始，监狱开始在晚上收工后向全监狱所有犯人播放诋毁法轮功的录像片，为了抵制这种罪恶行径，我和监区另外一位大法弟子庄文舒一起开始绝食反迫害（后来知道其它监区也有大法弟子绝食反迫害的，这些都有力地抑制了恶警的嚣张，使得毒害世人的录像片很快停播），同时我们也拒绝参加奴工生产。监狱的恶警、“610”办公室（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盖世太保式的机构）都非常害怕。一天，恶警把我叫到办公室，强制我蹲下，并开始高声骂我、随意踢我。就这样骂了几个小时，也不让我站起来或坐下去，我的腿几乎要断。之后便强制我蹲在车间门口，从早上蹲到晚上，时间长了之后，双腿似乎已不是我的腿，痛苦无以言表。这样整整罚蹲3天。庄文舒则拒绝接受“罚蹲”，开始第二次绝食抵制迫害。邪恶给他双脚戴上了几十斤重的大铁镣，铁环直接锁在脚踝上，每走一步都非常疼痛。给庄文舒戴脚镣的当天，下了一场罕见的雷暴雨，似乎上天都在为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非人迫害而感震怒。
　　
监区里的气氛越来越邪恶，恶警指使犯人在监区的两块大墙报上登满诋毁法轮大法的东西，还有丑化法轮功创始人的漫画，监区的墙壁则到处贴上反法轮功标语。邪恶的横幅也挂了出来。4月21日中午，紧急集合哨吹响，全体犯人被要求蹲在操场上。文革式的“批斗会”开始了。我和庄文舒被恶警押到前面，庄文舒依然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我俩被恶警迅速反戴手铐。恶警开始强迫我跪下。我拒绝。十几根充足电的电棍便劈劈啪啪的捅到我身上。我仍拒绝跪下。恶警的大皮鞋就踢过来，声音都很大。之后我被放倒在地上，依然是十几根充足电的电棍捅上来。灼热的剧痛伴随着电流通遍全身。恶警还专门电我手心、耳朵等敏感部位，边电还边问：“你是不是罪犯？”因为我自被非法抓捕以来从来没承认过有罪。
　　
依稀看到眼前几百名犯人蹲在那里看我们受刑，不知他们作何感想。在施暴的过程中，恶警还不断的大放厥词，并让所谓的犯人代表发言，攻击法轮功、攻击法轮功学员。这是中共惯用的“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手法。外界的人很难想像，21世纪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邪恶的“批斗会”远非结束，而只是一个序幕。到2004年10月，罪恶而系统的“转化”迫害开始了。一开始是警察整天找“谈话”，我被强制坐在小圆塑料凳上，两边各有一个普通刑事罪犯，手里拿着本子和笔，紧紧盯着我，记录我的每一个细节动作，甚至每个眼神的变化。如“11点23分，向左边看了一下”、“11点 24分，双手交叉，左手在外”等。这些可笑、可怜而又可鄙的“记录”，在当时的环境下，真的会使人感到窒息、恶心、难受，无形中给我施加精神压力。
　　
显然，监狱和“610”系统从上到下压下了所谓的“转化任务（或曰指标）”。监区恶警成立了以监区恶党书记为组长的专门小组对付我，另有三个警察全职专管，他们的日常工作则由其他警察分摊，这样监区所有的警察都很恨我。当时正临近年底，如果我不“转化”，监区该年度的什么奖励都没有，警察奖金没有，数百名犯人的减刑比例也会下调，这样犯人们也会恨我。如果我妥协了，则监区警察将立功受奖，专管警察将升迁到科室工作（这是基层警察梦寐以求的事情），而当时监区恶党书记正想往上爬，所以当时我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大。我成为整个监区的“焦点”。
　　
可以说，当时监狱的形势正是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江魔头启动了中共恶党操纵的全部国家机器来对付平和的法轮功，它们为法轮功而活着，一切的一切都与法轮功挂钩。在这其中，有人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人想借机往上爬，有人怕受牵连而被动参与迫害……
　　
恶警们宣称，他们是专门派人到北京清河监狱学习的“转化经验”。恶警们频繁开会，商量对付我的策略。我被专门隔离在二楼的一个监仓，加我共12个人住，其中4个事务犯，另外7个看我的人。而看我的人还由其他的秘密“线人”暗中监控，以防他们跟我学法轮功，甚至不同的恶警都从刑事犯中收买了不同的“线人”，“线人”再去监视“线人”。而这正体现了中共统治术中“间”、“痞”、“控”等邪恶基因，搞的人人自危，人和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最终使得人性扭曲。如一帮犯人若想整另外一个犯人，只要联合串供举报说某某某跟黄奎学法轮功呢，就可搞定了，那人就很可能被转押到新疆监狱受苦去了。
　　
中共恶党口口声声说“改造”犯人，但实际上这些被关押的犯人哪个被改造好了呢？无非是好人被改造成坏人，坏人被改造成更坏的人。
　　
一天，一个“包夹”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兮兮的说：“哎，只要你肯‘转化’，我愿给你一百万人民币，还有一套房子。我在珠海有几套房子呢。警官说了，如果我能劝你‘转化’，我就立了大功，立马减3年刑。”我一听，真觉的又可气、又可笑。我对他说：“你怎么这么傻啊？！警察的话能信吗？我就是真的‘转化’了，警察之间争功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轮到你们这些犯人头上？再说我也不会‘转化’。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你要我‘转化’到哪里去？”那个“包夹”只好没趣的走了。
　　
犯人的无知可笑暂且不提，那为什么说恶警“找谈话”是一种迫害呢？因为他们的谈话无非是 “威逼”加“利诱”。恶警威胁我说，不“转化”，要么是死，要么是刑满后再送“洗脑班”或直接送劳教所；不“转化”，就再不断的开批斗会，每天都开，在我脖子上挂上“X教份子”的牌子，跪在众人面前，让所有犯人每人往我身上吐一口唾沫，让所有犯人都骂一句法轮功创始人……“利诱”呢，那就是若我“转化”，则可给我减刑，让我在里面过的更自由些……
　　
无论如何，恶警终归是恶警，用下流恶毒的语言辱骂我是家常便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像苍蝇一样每天围着我转使我心烦”。那时天已渐冷，晚上我被强制坐在恶警办公室里。换班的警察来了，泡上一杯热茶，就开始骂我、骂法轮功。声音很大，吵的别的犯人也睡不好觉。有时招来巡警或是监狱长，骂我的恶警骂的更欢了，意思是在其他警察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多么辛勤工作。一次警察连续骂我骂了10个小时，没让我喝一口水、吃一口东西、上一次厕所。我经常看到恶警的眼睛都骂红了，全都是红的，宛如恶魔，很可怕，还在那儿骂。有时监狱的“政委”、“610”办公室头子凌烈洲也来找我。凌烈洲极其阴险狡诈，此人被选作这一罪恶角色，真可谓“人尽其才”。
　　
有时恶警又用色情的言语挑逗，让我看常人的电影。一次恶警说：“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把你扒光了吊在树上，看你转化不转化！”中共警察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恶警还强迫我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碟，看诬蔑法轮功的书，我不看，他们就强迫其他犯人在我耳边读给我听。强迫我定期写“思想汇报”。
　　
一次我进恶警办公室没打报告，恶警命人将我抬出去，并命我蹲下，我不服从，遂被放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很长时间，直到其他犯人收工。一次，我被逼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碟，我不看，恶警指使多名犯人强制我看，在肢体冲突过程中，我的额头碰破，鲜血流出。另一次，恶警专门到我被隔离的监仓找我“谈话”，骂法轮功师父。我高声说：“不许骂我们师父！”遂被两个“包夹”反架起我的胳膊，整个身体离地，疼痛异常。有时警察故意当众把开水慢慢倒在我身上，进行人格侮辱。像此类迫害非常多，不一而足。
　　
由于中共恶警不断施压，我周围的某些监视我的事务犯也变的对我很恶，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对我发出死亡威胁。善恶有报。2005年1月1日，监区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平日里对我不好的两名事务犯由于殴打某刑事犯致重伤而被严管，后被加刑，而监区领导也大调动。这件事发生后，十五监区遭到通报批评，监区领导更把升迁的筹码押到我身上。
　　
从2004年12月开始，恶警便在我的睡眠问题上做手脚。晚上睡觉时，他们就指使“互监组”成员每隔10来分钟把我叫醒一次，有时将我的被子掀开（当时天气很冷）。一个“互监组”成员特别恶毒，在我睡觉时经常用他的胳膊肘使劲压我的膝盖骨，非常疼痛。从2005年3月中旬开始，恶警干脆整夜都找我“谈话”，我整夜不能睡觉，罚坐在值班室的小凳上，逼看诬蔑法轮功的恶毒录像，或是逼看诽谤大法的书，到凌晨5点40多才让我回监仓，加上走路和上厕所再耗几分钟，而到5点50分就要起床。白天是更不能睡的，接着“洗脑”迫害。也就是说我每天只能睡几分钟！这样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真是一个月的凄风苦雨！最严重迫害时，是一天一分钟都不能睡的！稍一闭眼睛就会被“互监组”成员推醒。谁能想像那一夜一夜的黑暗、寒冷和困倦，谁能想像那一夜一夜的侮辱、咒骂和刁难！
　　
恶警曾说：“对付你们法轮功，怎么整都是合法的。”“有本事你就出去告我们，反正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中共恶警为每月的工资而卖命迫害大法弟子，切身利益与政治压力激发了他们人性中最恶的一面，而不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何以还的清？而那些所谓的“互监组成员”、“事务犯”，自身也是被共产党压迫的对像，但他们由于听“共产党”的话，或是有特殊的“关系”，更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如减刑、假释、过的好一点等，而不惜狐假虎威，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可以说，中共邪灵利用这些败坏生命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也在使这些恶人走向毁灭。
　　
我没有生活在“文革”期间，却于21世纪在中共的监狱中真实的见证了文革式的“批斗会”、人与人之间的检举、揭发、相互倾轧。而中国整个社会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又何尝不是一个大监狱呢？中国人的人性在中共的集权高压统治下已变的极度扭曲。人们仅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而不惜伤害别人。而这一切罪恶之源便在于中共。
　　
监狱里最感人的莫过于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相互鼓励，这也是恶警最惧怕的。他们惧怕到什么成度呢？他们甚至不敢让两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相互对视，他们认为那将是“核爆炸”，因为四目对视将传达并增强信仰的力量。但是法轮功学员总是机智的在严密监控下完成信息传递和相互鼓舞，有力的抑制着邪恶。直到最近，我得到一个曾同在四会监狱被迫害的同修写的一首题为《正气浩然》的小诗：
　　 正念在心行向前
　　 些许苦难怎落眼
　　 无私无我无顾盼
　　 直把浩气冲青天
　　
这首小诗使我非常感动。还有最近“明慧网”上发表的一篇原四会监狱法轮功“包夹”写的揭露迫害的文章，非常深刻的揭露了监狱恶警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使我更加坚信一定要将自己亲身受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在四会监狱期间，我还见证了很多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的事实真相。在监狱里，警察是被犯人称作“共产党”的，这一称呼恰恰道出了事情的关键，那就是中共邪灵背后的操纵，才使得一幕幕自由世界无法想像之人间惨剧发生——
　　
湖南籍大法弟子范晨煜被长期“严管”迫害，一个人关在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屋内，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常年戴着手铐、脚镣。生活条件极差，不准购物，没有肉吃。有时恶警怕他“发霉”，就带出来晒晒太阳。就这样的环境，邪恶的“610”办公室还经常叫他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范晨煜本是大专毕业生，在广东某银行工作。在这样非人的残酷迫害下，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有时他会将自己的大便弄到鼻子前闻，以刺激一下自己，毕竟那里的环境实在太单调了。至少两年以后，范晨煜才被转送到“专管监区”。他已不太会说话，智力也减退了不少。但范晨煜的坚强与对大法的坚定令恶警也佩服。
　　
另一个迫害非常严重的是刘喜峰：原籍东北，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在深圳任教师，曾获得“深圳市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被抓捕劳教。2002年9月再次和妻子同时被捕，妻子被非法劳教，后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刘喜峰被非法判刑10年，2003年12月被送到四会监狱。从看守所开始，刘喜峰就长期绝食，不穿囚服，每次电视上放诬蔑法轮功的东西他都高喊正法口号。他被长期打吊针、戴脚镣，时间长了之后身体极度虚弱，走路能力丧失殆尽。即便摘下脚镣，他走起路来也如蹒跚学步的婴儿或是“罗圈腿”残疾人，其状惨不忍睹。刘喜峰一直抵制穿囚服，就是这样恶警还是逼他出工，他就穿着白色的内衣出工，在清一色的蓝色囚服中间显的格外夺目，成为监狱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大法弟子澹台动动也有类似的迫害经历。他是北京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在深圳雕塑创作研究所工作，刚到四会监狱不穿囚服，被十几个恶警群殴，打断3根肋骨，打伤阴部，但他正念抵制迫害，两个月后自动痊愈。澹台动动也是由于长期的禁闭迫害而几乎丧失说话能力，后来再由别人教他说话，好不凄凉！
　　
广东省法轮功学员饶超元曾与我关押在同一监区，他的弟弟饶卓元于2002年8月左右，被广州市第一劳教所迫害致死。饶超元自己由于长期被迫害，一条腿已经残废，平常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十分艰难。
　　
另外还有阳文，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只因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而获罪。连普通犯人都说，把这样的知识份子都关起来，共产党真是昏了头。
　　
除了上述的学员之外，我所知的四会监狱关押过或仍关押着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建辉、林洋、张玉辉、李凤友、陈小军、袁华、梁刚、冯文涛、周磊、吴世宇、庄文舒、晁昊、李振铭、黎富林、田建水、黄德胜、郑智超、何宾彦、周晓辉、陈数学、叶伟雄、徐树华、麦月发、胡贵生、刘庆深、丁祥忠、郝学森、郭杭州、陈武生三兄弟、郭悦、黎侨森、胡建华、王彦发、于连、林庆、林振贵、詹嘉宾、张元博兄弟俩、高单荻、张雨苍、孙钟文、温建民、梁晓膺、林刚、伍永进、余新辉等等。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让我们记住这些苦难。这些苦难是中共的罪证，同时也必将加速中共的灭亡。◇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