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警察开始找我谈话。那个警察是一个满嘴脏话的人，一句话里不带三个脏字他是不会说那句话的。他盯着我看了看，首先问：“你知道‘三陪’小姐是哪‘三陪’吗？”我没回答他这么无耻的问题。“在社会上混，就要知道社会的规矩。”他继续说道。他见我不理他，转而问我：“你为什么不吃饭、不喝水？”我说：“我无罪。法轮功是好的，电视上全是对法轮功的造谣。我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不应该待在这里！”警察马上高声说：“‘不应该’？这世上哪有‘应该’？我还‘应该’当公安部部长呢！”

这样的谈话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双方都在想：还是让“时间”说话吧。记得，2001年1月，看守所里播放了殃视的“新闻联播”，也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个男主人翁身体烧焦了，两腿间的绿色雪碧瓶还是完好无损的；那个小女孩浑身都烧黑了，还能嗓音清脆的喊“妈妈，妈妈”；整个突发事件的近景、远景、特写，都能稳定的拍摄下来……整个事件疑点重重。
　　
那时就听说其他仓的法轮功学员有绝食反迫害的，但我没有。有的女学员还被锁“飞机”迫害，惨不忍睹。这一次，听其他囚犯讲中共官员的荒淫腐败之事，似乎触动了我生命深处的一根神经，我再也无法容忍邪恶对善良的迫害，于是发自内心的开始以“绝食”这种和平的方式抗争。
　　
过了几天，看守警察让我写一份材料，说是可以转给办案单位。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摸到纸和笔。我开始趴在床板上写起来，题目就是“生命的申诉”。文中我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以来亲身受益的经历，以前我只是学习成绩全班第一，修炼法轮功后我的德育评估也得了全班第一，1999年夏天本科毕业时，我获得了“清华优秀毕业生”称号（150名毕业生中仅3个名额），并被免试录取攻读博士学位。我还讲了法轮功洪传世界的盛况，但唯有在中国受打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也阻挡不了正法的洪传。文章结尾我引用了法轮大法经文《再论迷信》中的一句话：“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
　　
绝食时间长了之后，加之看守所里本来就营养不良，我的身体日益消瘦。一天刚收完工，我扶着铁窗站着，突然眼前一黑、腿一软，瘫倒在地。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晕倒。第二天，仓头把这事报告给看守警察。警察开始着急了，威胁我要吃东西，否则就要灌食。我依然不吃。
　　
那天下午，几个看守恶警带着几个犯人过来。他们把我叫到仓外，再次逼我吃东西。我拒绝，只要求无条件释放。恶警大叫：“抬十字架来！”几个犯人应声将大“十字架”抬出来，很快我的手脚被用铁链子锁住了。他们用铁夹子将我的牙齿撬开，然后捏住我的鼻孔、堵住嘴巴使我窒息，一分多钟后突然松开，我即大口喘气，他们随即将稀饭倒进我的嘴里，再用筷子往嗓子眼里乱捅。如此反复。我痛苦异常，旁观者皆不忍睹。但这已经算是看守所里最具“人性化”的灌食迫害了，很多学员都是被插“鼻饲”灌食，一根管子直插进胃里，那就更加痛苦了。不少学员因此被迫害致死。
　　
广州大法弟子高献民就是其中的一位。高献民生前身体健康，为人善良，1999年12月31日在广州一公园里野餐时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于广州天河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高献民被警察用湿毛巾摀住鼻子灌浓盐水。恶警命令四五个男囚犯将他按倒在地，铐上脚镣，把鼻子捏住，不让呼吸，然后往嘴里灌只加了一点水的盐，不灌完不放手。2000 年1月18日，高的家人被告知了他的死讯。那么多善良的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被“灌食”而死，天理何在？！
　　
2001年5月13日，第二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在监仓里宣布绝食一天以示纪念。囚犯们无不佩服。第二天我开始吃饭时，一个涉嫌贪污的“处长”特意将一个高价购得的油炸荷包蛋送到我碗里，以示敬意。
　　
看守所里等级森严，“前面”的人，也就是那几个能吃高价餐的；“后面”的人，就是刚进来的“新兵”，做花又慢又没有钱的。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交往的。我很乐于帮助“后面”的人，给他们香皂、牙膏用，他们叫我“真善人”。我相信善行可以让他们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我刚进去的第一个元旦，就给监仓里的人公开演示过法轮功功法。他们也很感兴趣。有几个想学，我就时不时的教他们背法轮功《洪吟》中的诗。仓头向看守警察汇报，说我在监仓里传播法轮功。警察一脸黑气的找我谈话。之后又把几个平时跟我走的近的人一一叫出去训话，他们个个回来时都脸色铁青、低头不语。我知道他们一定受了很严厉的恐吓威胁。还有就是，警察用能出去吸个烟头为诱饵，收买一些犯人专门盯着我的言行，然后向警察汇报。这种人广东话叫“二五仔”，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为一点小利出卖自己的良心。
　　
不过看守所里有些事情还是有些意味。比如，平常做花时，每天每个人都是有定额的，但当一大批花料快做完时，“管花”的就可能让大家一起做，不分个人的定额，这时所有的人都在那儿磨蹭，反正做多做少一个样，大家同时收功；这时“管花”生气了，开始下每个人的定额，立刻大家飞快似的干起来，因为如果早完成，说不定可挣得片刻的休息。一个犯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做花和‘资本主义’的做花。‘社会主义’，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干；‘资本主义’，承包到个人，多劳多得，效率自然高。”我听着也觉在理。看来，所谓“共产主义”的妄想在人间永远也无法实现。
　　
共产党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对于经历过共产党司法程序的人来说，这句话纯纯粹粹是在骗人。真实的情况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审讯时，招的越多，判的越重。当然共产党还会“刑讯逼供”。监仓里“前面”的人，自己也是共产党的受审者，但他们完完全全学会了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用来对付“后面”的人。
　　
一次，一个刚进来的“新兵”涉嫌偷别人的半成品。于是，几个“前面的”开始审问这个“新兵”。首先，他们把这个新兵围起来，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再叫这个新兵蹲下，随后叫跪下，并开始打他、踢他，对他说：“认了吧。认了就免于处罚；要是不认，有你苦头吃的！”最后新兵抗不住，就招认了。于是几个“前面的”笑逐颜开，对刚才说的话全然不管，把新兵提交看守警察处置，看守警察就给他锁了“飞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守所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全中国的人都受了共产党的洗脑、迫害，但当人们稍一得势，就同样会利用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来整治别的中国人。唉，可怜、可悲的中国人。
　　
有时在看守所里能看到警察遗落的《南方日报》。当然首先是“前面”的人先看，然后我就有可能读到。我发现《南方日报》副刊上颇有一些反思原苏联共产党的文章，有的比较深刻，我想有的人就是借此来讽喻中共的。苏共的铁幕被人们砸破了，中共的铁幕也正一点点的被人们敲开。中国人也在一点点觉醒。有一天，我看到《南方日报》某副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里有一幅照片，照片里有一本杂志，杂志的封面上有几行小字，大意是张学良临死前委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公开他的书，书中讲了张学良其实是拥护蒋介石当中国的“皇帝”的，发动“西安事变”纯属不得已，决不是他喜欢共产党，而是想打败日本后再消灭共产党等等。我一下子发现，以前在中共历史教科书中讲的“西安事变”和张学良都是骗人的、虚假的，是中共自己篡改的中国历史！
　　
这更激起了我对自由的渴望，对真实资讯的渴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2001年10月16日我们被非法开庭，邪党为了掩人耳目，把在珠海非法抓捕的10人分成3个案子处理。由于2002年初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并到清华大学演讲等原因，我们的判决迟迟下不来。2002年9月14日，我接到判刑五年的伪判决，我们的第一任主编张玉辉则被非法判刑十年。我随即向珠海市中级法院上诉，但很快在中共“十六大”开幕前一天被驳回。
　　
拿到最终判决的人将会被送到监狱服刑，看守所里叫“上场”。我用一个编织袋将衣物收起，我感到我在世间之所有都装进了这个编织袋中，同时也将看守所两年时间里的痛楚暂时收起。
　　
第二天，也就是2002年12月17日清晨，朝霞满天。我走出监仓，抬头望着久违的天空，而我非常清楚自己只是被暂时放出“魔窟”而得以片刻享受这自由的天。这时只听一位同修连续高喊“法轮大法好！”正义之声穿过清晨的寂静久久回荡于天地之间。据与这位同修同仓的人说，他在临走之前将监仓的墙壁上全部用永久记号笔写上了“法轮大法好”，警察擦也擦不掉，只好暂时用纸贴上。
　　
囚车在海边的高速路上疾驰。朝阳斜斜的将金晖洒向海面，几叶扁舟漂荡，景色无比美妙壮观。但这罪恶的囚车却正在将我们带向一个更大的魔窟——广东四会监狱，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更加严厉的考验。此时一首小诗涌上心头：“五年何惧颜，弹指一挥间；自有凌云志，何惧鬼门关。”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