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1日讯】星期天看港台的《城市论坛》，一班学者校长东拉西扯“标签效应”、“中中英中”、“弹性微调”，讲了一句钟，恍如当今香港教育困局的写照，教育制度中的主角：莘莘学子，在讨论中失了踪。

当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官僚纠缠于教学语言管多少、怎样管、如何改、改多少，其实反映更重要的问题核心，香港教育制度被官僚紧紧管制，再有能力志向的教育人才，都无从发挥，唯有引入学券制度，才能解救如在水深火热中的香港学子。

学生真正需要

记得在我读英文中学的初中日子，年少无知不懂英语的重要，最后落入成绩最差的班级。每当上英文课，老师如何努力都只有几位同学听课，其他科目硬要采用英文课本，同学索性连课本也不带，带了也不揭开，荒唐日子就是这样流过。

什么中中英中，标签不标签，对学生来说根本毫不重要，学生需要的是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学生需要的是因才施教的课程课节，学生需要的是才德兼具的教学团队，今日的微调方案是不是大手术，我并没有兴趣讨论，但肯定的是，这阵子引发的讨论触不到痒处，帮不了学生。

为什么国际学校的课程就可以自由订定，是因为高官议员的子弟都在那里读书的原故吗？何以资助学校的所有运作都要由上而下，皆由脱离教育现场的官僚去倒模规范？一班多少学生才最有教学效益，官僚知道吗？为什么不可以资优学生在大班，资弱学生在小班？何以要一刀切全港课室都要用同一规矩？外国名牌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可以教中学吗？可以，不过请从最低薪级点计算人工，还要先读所谓的专业课程。这是为学生拣选最好老师的制度吗？这是让最有能力、最有诚意的教育者服务学生的制度吗？

由家长学生选教学语言

归根究柢，学校的教学语言不应该由官僚去管，官僚也不懂得管，只有将选择权归还给家长和学生，办学者自然在竞争下不断进步，满足公众的期望，替学生打造贴身的教学方式。

起源于美国学券制，是解救当前困局的唯一出路。

早在1779年，著名学者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就提出，家长是决定孩子接受怎么样教育的最佳人选，在1869年的佛蒙特州（Vermont）和1873年的缅因州（Maine），已经推行过有学券形式的“镇付学费”（town tuitioning）计划。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开启了现代学券近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

引入竞争是关键

学券制的基本理念在于，维持政府对教育津贴的同时，亦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提升教育的质素，让学生接受到最佳的教育服务。而在形式上，政府向家长发出学券，学券金额等于政府每年津贴个别学生的金额。家长则自由地选择合符指定要求的学校，不论政府或私立都可以。最后家长用学券缴付学费，学校收到学券后，凭券向政府索回现金。

在整个学券制运作中，政府的角色减至最小，如同管理餐厅的发牌，只要符合基本的安全和条件就可以办学，办不办得成功，就由公众的选择去汰弱留强，最佳的餐厅让食客大饱口福，最佳的学校就让学生学得最多！

不应由官僚去管

学券制早就证明对提升学生学习有莫大帮助，哈佛大学彼得斯（Peterson)和格林（Greene）两位教授在1996年，对美国密尔沃基市的MPCP 学券计划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这个执行了五年的学券计划，让参加的学生在阅读成绩上提高了3至5个百分点，在数学成绩上更提高了5至12个百分点。

这个实证的结论，不单引起当时五十多个传媒的广泛报道，更让全球各国领袖关注引入学券，让学生得到最佳的教育，巴西、智利、中国、台湾都推行过不同形式的学券计划。当少管教育是全球趋势，而香港却仍然停留于官僚要管多少的问题。

世上根本没有教育理想国，只有各施各法的教育战场，与其继续大镬饭式教育饭盒，不如以学券让学生享用千变万化的教育自助大餐。

－－原载：《信报》，200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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