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国家机器欺良善 辛酸泪尽“杨贵妃”
写下这个题目，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日子里我的一个个不眠之夜。自从父母亲去了北京之后，我偶尔会收到父亲邮寄给我的电子邮件，虽然不定期，但是对于我来说，每次都会令我开心好长时间，知道父母还平安。父亲的信总是只有一两句话，讲述自己的内容因为安全考量，晦涩难懂，有时就是二个字，挺好。那时候中国大陆天天都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的消息，残酷迫害致死的数字每天都在增加，不论读到哪一个弟子的故事，都时常令我心痛不已，并激励自己一定要尽到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同修。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又会更加替年迈的父母担心。
1999年镇压之前的紧张气氛，使我们忧心忡忡。由于对中国政治的普遍推测，我们都知道这绝对又是一次共产党的政治屠杀。那时候我到美国已经五年了，曾经多次要求父母来探亲，然而父母生性恬淡，加之每天学法炼功，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有想到要到异国他乡来，所以也从来没有申请过护照。此时阴云密布，父母性子耿直，我想到他们一定不会对邪恶让步，所以催父母快点申请来美探亲。他们去公安局一问，才知道有了新规定，是凡法轮功学员，都要先写揭批法轮功的保证书才能申请护照，他们立刻就拂袖而去。父母本来也不想在这种紧急时刻丢下朝夕相处的功友们。镇压以后，电话通信时断时有，监听非常明显，我和父母的联系艰难的保持着。所以从1994年我来到美国，到今天已经有快15年无法见到父母亲了。
父母亲在北京被绑架之后，他们同住的一个功友想方设法找到了在北京工作的的弟弟，告诉了他们父母一夜未归的消息，说估计是被抓进看守所了，但是父母在哪里，有什么消息，就一点也无法知道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真是心急如焚啊，当时很想立刻卖票回去，就是坐牢也想和父母在一起。在那样一个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的凶残日子里，我在万里之遥的地方又能做什么呢？然而父母亲早就告诫过我，让我无论如何不能回去。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我的外婆被迫害离世，我的父亲，母亲，姨妈，姨夫，表妹，表妹夫都相继失踪后被判劳教，我在济南的有些亲人怕被我们连累，影响仕途，不再和我们联络。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让我消沉，看着突破重重网络封锁过来的在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他们忍痛舍下了自己的一切，为了信仰，道义，为了一句真话，甚至还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想我也应该尽我的能力做到我应该做的。我带着几个月的孩子找当地的政府官员，报社讲述父母的故事，呼吁所有善良的人能够帮助营救我的父母，营救正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我和其他的功友们在街边摆法轮功的真相宣传栏，每天推着电视出来在人多的地方放录像片。
那时候身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在想法设法的做到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中共领馆前的常年请愿，SOS紧急救援（徒步行走，汽车之旅），世界各地的大游行，新闻发布会，座谈会，烛光守夜，图片展，美术展等等，一时间法轮功真相慢慢的，但是也声势浩大的传遍了全球。
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丝毫不知道父母亲的消息。后来终于收到一纸通知，他们双双被判三年劳教的。他们被关进劳教所之后，因为他们的“不转化”，很长时间不让亲属见面，所以当能够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时，真是感觉恍如隔世。
中国正像这个国家在教科书中讲的那样，这个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这个国家机器的盗窃者对全体国民进行欺压的工具。母亲说，她进了这个国家的看守所，才真实的彻底地明白了这一点。她曾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天，监室里推进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她的外衣内衣以致全身都肮脏邋遢，使得那个号长和她的打手们都不胜恶心。那号长立刻命令打手们把她的衣服剥光，一点不剩的扔进垃圾桶，然后把她推进厕所，给她浇上四十盆冷水。当时大家就你送一件，我送一件地给她凑了些衣服，总得让她有衣服蔽体吧？没想的是，那女人从厕所里出来，穿上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后，人们惊奇的发现，她原来还是一个大美人呢！有件衣服比较长，她穿着下摆都覆在脚面上，看起来倒像古代女人的长裙一样。更衬托了她的美。号长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嗫嚅的说：“叫杨雅环。”号长说：“算了，别雅不雅的了，你挺漂亮的，就叫杨贵妃吧！”就这样那女人从那天起，大家就叫她杨妃了。
母亲说，这个贵妃的命可真是太差了，她家住在四川农村，丈夫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村干部理论了一番，吃了人家的窝心脚，就一病不起了，公婆和弟弟因为看他们一家三口已经没有了用处，怕连累了自己，便把他们从家里赶出来。不过这个杨贵妃还真有志气，就带着孩子和丈夫奔北京来了，可能想着“人民”的首都会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吧，她把丈夫往自己租的小破房一放，把孩子送到一个贫民学校去就读，就到大街小巷拾荒去了。日子虽说穷苦，好在还是活得下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杨妃在一个废弃了的工地捡到一根钢筋，就被人家抓着了，按上一个罪名“偷钢材”，她被送到看守所来了。家里那个病着的男人吃什么？那孩子会不会被学校赶出来，这些事搅得她寝食难安，所以眼睛老是泪涔涔的。杨妃在看守所很听话，叫她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号长有时心血来潮，就让她跪在地上，做出求饶的样子，并凶狠地打她耳光，人家都觉得号长做得太过分了，可杨妃却说：“没什么，不过是演戏嘛！”别人谁找她干什么她也毫无怨言。可是一闲下来，她就偷着流泪，是呀，她的痛苦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呢！
有一天早晨，杨妃突然嚎啕大哭，大家就围过来安慰她，她边抽泣便说，原来，她梦见自己的男人死了，孩子也被学校撵出来，因为没有吃的，那孩子瘦得不成样子。大家劝她说，梦是虚的，有时和真实的事实正好相反，说一定是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困难，周济了他们呢！那杨妃在大家的劝说中慢慢地停止了哭泣，但却更加忧郁起来。
一来二去的就过了三个月了，她的事当然没有人管，她就只得在看守所坐着。有一天，她忽然倒地昏死过去，有人摸一下她的口鼻，发现呼吸很微弱，就敲铁门大声叫管教。管教一看，也害怕了，过了好久，有几个人扛着单架，把杨妃抬走了，母亲说当时监里的人都希望她不要回来，希望她因此获得自由。因为她这样关下去，说不定会出三条人命呢！
母亲说，中国真是不公透了，杨妃要为她捡到的一根钢筋坐牢，而那些贪官，弄个几百万，也不见得有人去抓他坐牢啊。因为他们的手里掌握着国家机器嘛！
母亲说，杨妃走了以后，又进来两个中年妇女也很少说话，样子颇敦厚。一个面色很黑，有些苍桑的脸上布满了细细的纹路，一双小而浑浊的小眼睛湿湿的，总像才哭过的样子，我们就暂时叫她黑无奈；而另一个却人高马大，走起来晃晃的，和人们在农村的打麦场上经常看到的那些壮实的满头高梁花子的扛棒子桔的女人很相像，我们就给她起名叫高梁花吧。高梁花表情平静，有些无所谓的样子。“你们也是炼功的吧？从哪抓来的呀？”母亲问。“我们哪有那样的清福啊，我告诉你吧，我们俩是卖淫的。”高梁花说完后，微笑着审视母亲的眼睛，甚至有些挑衅的味道，而黑无奈却把脸转到别处。一会儿高梁花又宽容的笑了，“我不怕你笑话，我这老脸早就不要了，我不赚钱拿什么供我那个没爹的孩子上大学？我不干这，我在大北京还能干什么？”她坦然了，但声音却很胆怯。而黑无奈也把头转过来，羞涩的笑着。高梁花接着说：“就像她，也有挺好的家，有男人，可是她那男人的肾出了事儿，要透析，你说得多少钱哪？她上哪儿淘换去？——-”“可是，……可是，……”母亲为难的笑着，说不出话来。“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卖不出去呀，不会的，便宜啊，卖不出去还能到这儿来吗，我们被抓进来还是现形的呢！”高梁花又笑了。
那两个女人并不说她们的家在什么地方，母亲从她们浓重的东北腔中知道她们都是东北人。东北啊，那儿曾是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就倒台了，有多少人衣食无着啊。慢慢的母亲知道了她们的故事，她们开始到北京找出路的时候也是从捡破烂开始的，可是这活不但难干也挣不到钱。每月除了付她们租住的小厨房似的租金外，绝对是所剩无几。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后，一次黑无奈在垃圾箱边被人强暴了，强暴她的也是一个捡破烂的。也许是良心发现吧，事后给她扔下了五元钱。黑无奈无精打彩地回到了小屋，真想一死了之，可是当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和男人时，就心软了，她于是决定咬牙活下去了。是啊，如果没有了她的钱，家人连活着的希望都没了，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呀，她曾对人说，只要她的孩子能长大成人，就是把自己千刀万剐也认了。
后来她碰上了一个四川来的做“棒棒鸡”的妹子，在她的指导下就做起卖淫的生意。后来她碰到高梁花也是到北京来寻找生路的，两个人哭了一回，就合住在一起做这皮肉生意。由于她们又老又丑，又没有侍候人的手段，不但赚钱少，还经常受嫖客的打骂，其中的煎熬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得了的。两个女人分头在街上拉客，谁先拉到就把客人领到她们那又小又冷的小屋里，而另一个不管拉到拉不到客人都得站在街口等着。这么她们好像也挣到了一点钱，总算能使自己那个朝不保夕的家艰难的运转着。
母亲很沉重的告诉我，“她们毫不修饰，完全没有姿色可言。为了养家糊口，才咬牙走上了这条路。她们都有四十多岁，一看就是那种城乡结合部的人，比农村的装扮看上去有点入时，可是和城里人比起来，她们又真是土得可以。她们的客人是什么样的也是可想而知，能赚到多少钱也是可以想像的。”母亲说：“看到她们那老实得有点愚的面容时，真是心潮澎湃，老人说，在日本进中国时，北京街头也有一些贫穷到骨头的‘野妓’，在寒冬腊月，穿着很薄的衣服站在街口拉客，还要忍受阿飞的勒索，有很多就这样冻死在风雪里。真想不到在三个代表治下的红都，还会大面积的出现这样的事情！”两个女人很爱笑，但母亲觉得她们笑得很苍凉。
“那些员警是怎么抓到你们的呢？”母亲为自己的好奇心感到有些脸红。“好，我一会儿告诉你。”高梁花站起来，她向号长要了一点水放在身边，她走路时脚是跛的。“你看我们做这事挺丢人是不？我们俩都知道这个理，我那儿子考上大学了，我管谁要钱去呀！她男人躺在床上三年了，仨孩子，得吃饭是不？我们俩啥都干过，就是挣不来钱呀！我们真是没办法啊，只能这样，……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养大了儿子还认不认这个妈？”两个女人的眼圈都红了，“那天，我这老妹儿领来一位客人，四十多岁，挺排场的一个人，我就想，这个人怎么会看上我们这号人呢，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是不是？我心里有些怕，怕遇上员警狗子，哎，还真遇上了。那家伙进屋就让她脱衣服上床，然后就拿出像机来，劈里啪啦的一通照，然后，他说：‘起来，穿衣服，上派出所！’这不就抓了她个现形！” “她走了，我想换个地方，可没钱啊，就还在那地方做。”女人接着说：“有一天，我把客人带进去不久，就有人咚咚砸门，一会儿员警就破门而入了，我也是个现形！这不，我们姐儿俩在这儿汇合了。”
高梁花说完叹了口气开始擦眼睛。黑无奈闭着眼睛，一声也不响，她们的心中一定在呼喊，“家中的亲人怎么办啊！！”“那你们的家怎么办呐！”母亲忍不住问。女人张开眼，又笑了：“你说呢？！”女人闭了眼说：“凭命由天吧！”于是大家不再说话。这是母亲在北京看守所的一段见闻，这样的心酸故事在看守所里一点也不稀奇。
中国的看守将把她们怎样改造好呢？她们连生存下去的希望都这么渺茫，这个看似经济繁荣的大被下到底隐藏了多少底层人民的苦难？古人说，饱暖之后知礼节，可惜那些贪官是不懂这些的。
背景
父亲张兴武
67岁，山东济南教育学院物理教授
母亲刘品杰
67岁，济南半导体研究所退休员工，两人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1999年7月以后，两人被降职降薪，数次拘留及抄家。2000年离家出走，四处流浪。2001年1月1日以“宣传法轮功”为罪名双双被判处3年劳教，在劳教所中被迫劳动每天至少17个小时。期间，因为不肯写“决裂法轮功”的保证书，张兴武被连续2个6天6夜不许睡觉连番洗脑，刘品杰被两次加刑。2003年底出狱后仍然受到严重的监视盯梢，不准外游，不准办护照。
2008年7月16日晚上10点，济南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单位魏家庄派出所20多名员警在专业开锁人员的协助下，没有任何理由破门而入，抄家抢掠，抄走大量私人物品，电脑，印表机各种机器及大量现金，银行卡，工资卡，同时绑架了张兴武、刘品杰。张兴武第二天送往济南看守所，济南市中区公安分局通知已经内定判刑XX年，此外任何消息无法得知。
张兴武被关押看守所：山东看守所：531-85081900
531-82780056531-82795754531-85088354
实施绑架派出所：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派出所派出所：0531-8615759：所长钟伟
电话：13361012598
办案单位：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610办公室：韩某
0531-850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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