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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14)

57 邓小平迫毛让步(中) 1973~1976年 79~82岁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复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复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复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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