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8日讯】华国锋逝世，网上一片热评。正如人人看莎翁《哈姆雷特》会有心目中各不相同的哈姆雷特一样，对华国锋的解读也呈现品格迥异的华氏，从”大公无私的领袖”到”恩将仇报的小人”，从”典型的正人君子”到”谦恭在外奸诈在心的家伙”，从”高超的指挥水平和政治智慧”到”无能又愚蠢的华国锋”，从”粉碎’四人帮’功勋卓著”到”‘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人们各依自己所据资料和所立标杆评论华氏，自然就出现多种多样的哈姆雷特。
再现真实的、完整的华国锋是很难的。一来，有关他的资料很少，他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经历记录，也缺乏专人研究他的一生或某一阶段；二来，现有关于华的短文，史实的准确度和评价的客观性良莠不等，往往渗入个人揣度，难以取信；三来，官方从特有角度对华的褒贬具有强烈的价值偏好，陷入这样的意识形态罗网，只能得到被扭曲的华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要依靠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从迷雾重重的历史深层逐渐接近这个”含而不露”（叶剑英评语）和长期沉默的人，逐步看清他的真实面貌。
华国锋一生的重要阶段是他在政坛上飞快高升和迅即下滑的10年（1971至1981）。要了解这10年的戏剧性，必须展示当时他依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赖以活动的社会关系，即必须把个人命运同形成这种命运的社会因素的联系充分暴露，才能从人的社会性中认识人的本质。华的戏剧性10年正值毛泽东统治末期和向非毛统治过渡时期，是社会的转型期。这时，高层存在3种政治力量：”四人帮”，中共元老派（”文革”受害者），中共新贵派（”文革”受益者）。邓小平是元老派代表，华国锋是新贵派代表。3派均张扬毛泽东旗帜，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汇聚力量的源泉。毛依靠”四人帮”施政，打击元老派，欲建立家天下，在不断遇挫中，转而放松元老派，树立新贵派予以制衡。”四人帮”的目的是打倒元老派与新贵派以独霸天下，这使两派联合剪除”四人帮”有了必要基础。它是权力争斗的第一回合。剪除”四人帮”后，元老派与新贵派权力争夺的矛盾突出起来，新贵派被迅速剪除，完成权力争夺的第二回合。华国锋的戏剧性10年是以此为背景而展开的，脱离这一上层争权夺利的环境和他们相互权击的社会关系，华国锋的社会角色便不会呈现真实的本质。简言之，要把他放在当时的三角矛盾中观察才能看得清楚。
华国锋在权力场上飞快高升，是由于他善于适应和极力钻营当时盛行的权力分配原则。据专业者分析，华主要靠：（1）任湘谭地委书记时对毛故居的保护和完善，两次进京呈献征集的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和复制件，博得毛的欢心。（2）1955年农业合作化、1959年庐山反右倾，他都有文章紧跟，博得毛的赞赏。（3）”文革”时没有站错认，他拥戴毛但没有跟随”四人帮”，博得毛的保护。毛掌握无限权力，成龙变蛇在他一念之间。所以，从1971年华调至国务院任业务组副组长开始，到1976年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爬上权力顶峰只用5年。
为什么华国锋在权力顶峰（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他掌握了党政军全部最高权力，因为元老派时时对他进行权力侵蚀），在可以指挥一切的时候，却陡然丧失一切呢？华在权力场上迅速下滑，主要由于他没有将权力及时分配给未解放的元老派。但深究下去，即使补偿了元老派丧失的权力，他就能稳住自己的顶峰地位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在有权就有一切的国家，对权力的渴望是没有止境的。据熊向晖女儿回忆，叶剑英评论邓小平，说他”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这个观察是很准确的。邓恢复职权后曾指华是”造反派”，意思是应被整肃的三种人之一。在邓眼中，华是政治上被打击的对象。据说，华曾插手军队活动（作为军委主席，这是很正常的），邓发觉后立即设法调罗瑞卿、杨成武、杨勇控制总参、总政与北京军区，安插邓的力量控制军队。这种咄咄逼人的侵权行为表明，华在政坛上滑坡是必然的。政治争斗就是实力的比拼，实力小者必居下风。就华本人说，既缺人马，又乏谋士，加以不擅权谋，靠背已无，只能被元老派逼迫下马。从兼掌党政军权的最高统帅到1981年被迫交权，也只用5年。
元老派极力攻击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以为抓住了把柄，占据了舆论优势，以此来俘虏中间派屈服自己。说实在的，”两个凡是”只是演出所用道具，围绕”两个凡是”进行的是权力的博弈。华国锋借助这个道具欲稳定他对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以此抵挡元老派对他手中权力的威胁。元老派攻击”两个凡是”则是以这个道具的过时性，掩盖其目的在于攫取华手中权力的野心。说到底，元老派也明白张扬毛这面旗帜的重要性，他们对毛的宣扬并没有超脱”两个凡是”的水平。邓小平在 1978年11月27日就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这个立论较之”两个凡是”的包容性更大。既然”怎么说都不过分”，不就成了”凡是毛主席说的、做的都是伟大的”吗？这与”两个凡是”有多大区别？邓小平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指示：”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说得何等决绝！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对待毛为旗帜这点，是一致的，彼此彼此，大同小异。由此也就说明，指责”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宣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才是正确的，不过是在忽悠大众罢了。
在权力的争斗中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讲的，翻云复雨是中共权力大佬的惯伎。元老派指责华国锋主持的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成为华的一大罪状。是的，十一大肯定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革”还要进行多次，肯定继续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针，这当然是华国锋信守的教条，不过，所有这些都是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的，没有任何异议。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十一大主席团的副主席，拥有如此权威地位，为什么不对十一大的纲领提出反对意见，也举手赞同呢？在这之前不到一年，邓小平还在效忠信上说”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尽溜舔能事。转眼就翻斤斗，倒打一耙，权力的争斗就是如此翻云复雨，随时可以反目。
元老派指责华国锋的罪状还有”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这是指所谓”洋跃进”。如果核对一下历史就可知道，”洋跃进”的始作俑者不是华而是邓。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编制《十年规划纲要》，要搞10个鞍钢、10个大庆，设想引进设备从65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邓还不满足，说”搞它500亿（美元）”，”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它几百个项目”，”几年内争取引进800亿美元”，当时出口的外汇收入才76亿美元。公平一点说，邓对”洋跃进”应负主要责任，华也有不可推却的领导责任。不过，拿到权力较量的天平上，公平就失去准星，重量向失败者大力倾斜，罪名就按在失败者头上。所以，在官方文件中，华是”洋跃进”的责任者，邓成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其实，这位”总设计师”正是”洋跃进”这种瞎指挥、胡折腾的罪魁祸首。
元老派对华国锋的围剿步步为营，精心策划，华是在被拖、被骗中逐步丧失了权力的。这里，粗浅地缕出拿下华国锋的脉胳：（1）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造舆论，演变为地方势力为此一一表态，还拉拢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帮忙造势，元老派借此检阅了自己的力量。而华国锋却茫然无措，当王任重试探华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翻腾作何反应时，华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政治上何其迟钝！（2）1977年底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加快了平反被害老干部的步伐。众多被剥夺权力的中共骨干重新大权在握。而华国锋只是跟在后面，被动地表示同意。（3）1978年底胡耀邦跃升为政治局委员，旋即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华的得力帮手汪东兴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着编委主任职务，只剩下”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个空洞职称。汪东兴的实权被夺，受挫。1980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终于辞职。与他一起辞职的还有华国锋的助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华的知心伙伴陈永贵被黜。（4）1980年2月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书记处成员都是元老派一边的，由此而将华国锋手中党政大权分出一大块。1980年8月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取代。（5）1980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与会者胁迫华国锋辞职，华多次声辩，使会议长达21天，最后叶剑英说： “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叶剑英表示愿为此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华再次表示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履行辞职手续。至此，元老派取得对新贵派的全面胜利，邓小平时代开始。
这里需要提及华国锋与胡耀邦的关系。胡耀邦是元老派重要成员，对夺取中共最高权力建立了汗马功劳。他在胁迫华国锋辞职的政治局会上作了发言，列举华的5条罪状，并提出经济方面的”一个高指标，一个大轰大嗡，华国锋也负有责任”。结论是：”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 这就是发言主旨。可以说，在争夺最高权力时，胡耀邦对华国锋是毫不容情的，并无”恨”不起来的表现。权力场上两派短兵相接，各不相让，胁迫对方下马投降就是最无情的”恨”。结果是华国锋的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由胡耀邦与邓小平分别取代。对新贵派权力的剥夺至此取得完全胜利。
从上述剖析中可以捕捉到华国锋行止的若干蛛丝马迹。这当然不是正面接触华本人，只是从社会关系中见到他的一些身影。如此留下的印象，较为清楚的是：他抓住权力这根绳索向上攀登，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毛忠心耿耿，不怀二心，被毛称为”老黄牛式的同志”；他长期在地方权力圈周旋，见识范围较窄，思维的开阔性较差，缺乏雄才大略；他承认在搞阴谋诡计方面不如元老派，即不擅权谋；他深知权力对违规者惩罚的厉害，他的”老实”表现为谨守党规，不敢越距。这些，能否说再现了华国锋的一些真实侧影呢？现在还不敢十分肯定，愿就此向诸先进请教。此外，还存在两个疑惑，目前难以给出答案：（1）毛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华于10日就开始秘密酝酿抓捕”四人帮”，进行暗地串联，仅用27天就实现了这一非凡设想。这里表现的大胆、果断的性格与他同元老派较量时表现的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性格形成强烈反差。如何破解这种性格逆向的二重性？（2）华出访南斯拉夫大开眼界。他肯定”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认为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并未损失国家主权，中国效仿”似无不可”，对农工联合企业更感兴趣，指示随团访问的赵紫阳在四川省试点，”北京也搞几个”。华说，这次访问增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信心，认为”省委书记们应多出去看看”。这里表现的吸纳新事物的敏锐性和思想的开放性与他在国内政坛表现的墨守陈规、趋向保守的特点也形成强烈反差。如何破解这种思维特点的二重性？类似这样令人困惑的华国锋之谜，正期待人们破解。
研究华国锋，有助于了解中共内部各个派别之间如何在专制主义框架内争权夺利，彼此厮杀。这个党对权力的贪婪决定了3派不可能和平共处，只能你死我活。3派唯一的共性是对工农和广大知识份子的压制、剥夺和屠杀，在这方面他们是一致的，哪派掌权都会如此对待社会下层。这样，就有两种不同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与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华国锋联合元老派扑灭”四人帮”是两派权力争斗的需要，是派别利益使然，他们并没有为民除害的意愿。只是由于这一争斗客观上符合大众结束”文革”苦难的需要，才得到民间有限度的而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对统治阶层的一切政治举措均宜取这种态度，既不一律反对，也不一律支持。（20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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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2期 //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