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6日讯】上至“最高指示”之类，下至“引车贩浆”者流，都有说过“活该”。但因为，未曾有人做过调查，所以很难说中国人、有没有人没说过“活该”；有没有人、没被说过“活该”。工人下岗，“活该”；农民当二等国民，“活该”；中国人下地狱，“活该”；刘少奇、林彪被毛打倒，“活该”；博讯论坛一跟帖说：“毛酋死后婆娘遭抓，侄子判刑，众叛亲离，死的死，散的散，垮的垮！活该！活该！活该！活该……！”（钱通神《关于中共国克隆人研究的过去成果和现状（一）》）知识份子被打右派，“活该”；“六四”被镇压，“活该”；参与“六四”的女大学生在狱中被强奸，江泽民说：“活该”；法轮功被残酷迫害，“活该”；连外国的，如东南亚遭受海啸灾难，也是“活该”；美国遭受恐怖份子“九一一”袭击，更值得幸灾乐祸，因而高叫：“活该”……
文革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应该”和“活该”二者中有同有异：虽然二者同在说“该”，但前者是个中性词，意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理所应得”的意思。后者较之前者，外延就缩小了，只包括恶有恶报、不包括善有善报的意思。比如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最近的美国国会金质奖，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是，如果你说这是“活该”，那在表情达意上就错了；因为“活该”不含褒义、只含罪有应得，自作自受，自食恶果的贬义方面的意思。它只能被用来为“倒楣”、不能用来为“庆幸”定性。
“活该论”不自今日始，民国时代，鲁迅有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因为选进中学语文课本，所以知之者众；先生极尽嬉笑怒骂、洋洋洒洒之能事，归根结底，却只是一言以蔽之，曰：“活该”。再往前推，“请君入瓮”，则算是“活该”的古代版。
在中共篡政前，我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定义：“历史是人类活动的总成绩。”我当时对这种界定有点怀疑：正面的叫成绩，负面的也能叫成绩吗？现在有人把凡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统统认作是“活该”。理由是，不活该怎么会发生呢？因而我就把用“活该”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观点，叫做“活该史观”。这种观点也是以偏概全。应该说，有的“活该”，但并不都“活该”。即便在“活该”中也有不“活该”，不“活该”中也有“活该”。现在，让我来就着具体事例、做一番具体分析。
一、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辨是非
在共产党当政的20世纪后半世纪，对中国人民是一场灾难，而每次运动又都是一场雪上加霜之大浩劫。难道只有共产党自己承认的十年文革才是“浩劫”吗？往前推，大跃进饿死4600万人不是吗？反右派、肃反、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哪一个运动不是？即便是左得可爱到极点的人，大概也不会抓住鼻子不顾腮地说：“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半个世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美满幸福的生活”吧！怪就怪在，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者也没有受到过人民这样如醉如痴地欢迎与歌颂，而同时，这个统治者却给人民带来如此惨重的、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个历史性的全民大倒楣，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不是“活该”呢？让我们平心静气地、来对中国当代史上的“活该论”做一番探源溯流的工作。
当代“活该论”之大本营
1、汪红雨：中国人，你活该被专政！
那是不是因为专政的水平太高呢？恐怕也说不过去，别提那位要没饭吃的老百姓吃肉的皇帝了，就凭”向朝鲜和古巴学习”这句话，就可以窥见专政的水平了。
那为什么专政不倒呢，很明显，是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叫怯懦，是因为中共长期残酷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奴性太重，重得连一些基本生活常识都丢失了。
以工人为例，那国营工厂的书记厂长，叫工人下岗，工人就乖乖下岗。叫工人买断工龄，工人就乖乖的买断工龄。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可能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还有，多年前，自己的孩子被人无辜的打死了，可那些父母，只是在近几年才突然想起来要为孩子们申冤，如何申呢？写上诉信，年年写啊写啊，就是看不到一个孩子的父母敢到孩子死的地方去点燃一支蜡烛。你说，那些在天堂的孩子，是为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呢还是感到耻辱？（右派网）
紫丹评：好像说“活该”也不无道理。但是，浩气长存、气壮山河的黄花岗烈士们的大无畏精神哪里去了？浴血奋战的八百壮士、台儿庄血战－－感天动地的御外侮、抗战精神哪里去了？黄伯涛、张灵甫等将军戡乱建国、视死如归的精神哪里去了？他们不是中国人吗？甚至那些追随共产党自信是为了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为推翻蒋介石“卖国集团、腐败政府”而要把牢底坐穿、“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前仆后继精神哪里去了？所以还是不能说中国人活该被专政“是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叫怯懦”。
因为原来的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不是清一色地“怯懦”的，更多的是大无畏精神。即便是被称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人那里，也有敢骂“昏君”的呀！怎么现在连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大师级专家……统统都被奴化成这股德行了呢？我们的中华民族怎么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了么呢？深层的“因为”只能从“毁我文化，独尊马列”这里面去找。任谁独尊马列，都是这样，中外一律。苏联的布哈林、中国的邓拓同是博古通今的理论家和报人，同是被迫害致死，同样高喊迫害他的人－－史达林或毛泽东“万岁！”
辛灏年先生说得好：“正因为如此──独尊马教，才变成了全方位的马教统治；罢黜百家，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杀尽百家。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岂止被褫夺一尽；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经迅速地为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黄花岗》总第5期，页9）“孙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诫说：‘要想消灭一个民族，必然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来，马列岂只是僭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为了亡我中华啊！因为灭绝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岂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夺走了魂灵的‘行尸走肉’了吗？”（同上，页10）
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原理，来分说下面的命题－－“中国人，活该你下地狱！”
2、韩进：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灾难：中国人，活该你下地狱！
只想通过“送礼行贿”解决自己个人问题的中国人啊，你不下地狱，谁下？过分自私、只重吃喝嫖赌的中国人啊，你不下地狱，谁下？缺乏公德心、缺乏民主素质的中国人啊，你不下地狱，谁下？聪明的、只打算投机不讲诚信的中国人呀，活该你下地狱！（中国思维网www。chinathink。net）
紫丹评：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也是由共产党所造成的局面：君是暴君，臣是佞臣，官是贪官，吏是酷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儒是犬儒，执政党是狐群狗党、黑社会，参政党是花瓶、跟屁虫、为虎作伥；生态破坏，山水恶化，土地沙化，空气污化；大人小孩、都说假话，勾心斗角、关系毒化，逼良为娼，有伤风化，举国上下、假恶丑化。这就是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结果。这一切也确如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的一样：“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公都章》)共产党兴，则国人都变成了这股德行！人们奇怪，为什么这个党多行不义、却仍能苟延残喘呢？曰：在腐植质构成的肥沃基础之上，崛起一个沥着毒汁儿的恶质政权，盘根错节，茁壮滋蔓。以反贪为例即可见一斑。反贪已成为中共巩固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江泽民反“北京帮”陈希同，胡锦涛反“上海帮”陈良宇，都是反贪用意不在贪，其中蹊跷路人皆知。实际上，任何一个上级都可以用反贪来清除异己。因为无官不贪，都有把柄在上级手里捉着，稍有不服就会被反贪。所以都要维护好上级。难道你自己不会立得正、站得正、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吗？说得倒轻巧！人家都贪污，你不贪污，你这个不同流合污的清官，便成为众矢之的。只要一有反贪，你上前就跑不了要当“贪污犯”。所以，有人把“贪污犯”定义为“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如此这般，共产党便成为一个在贪污基础上团结起来的贪污集团。而这样的结构性、制度性的贪污，便利益均沾、油水同喝，皆大欢喜地去尽忠报国。一位医生（更别说官员了）在我面前振振有词：“你们一张口就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其实你不用管人家贪不贪污，只用看看你的生活是否比从前提高了？不要操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所了解的底细是，在经济最困难时期都有人给医生送点心、小米、香油等等低级礼品，现在干脆是“人民币大大的”。他是惟恐世道清明了，就失去了这个甜丝丝的甜头。共产党的政权，就是由这些政治的、经济的、科技文化的精英和非精英所构成的“得利分子”金字塔。让我来为今天的共产党算命、批八字：“成亦腐败，败亦腐败。”不信，请拭目以待：党争、兵变、官逼民反，行将到来；揭竿而起、立竿见影、一杆到底，彻底完蛋，无可避免；何况共产党屁股底下远非一座“贪腐”火山呢！共产党已霸道到这一地步：一脚踢开无能的掘墓人，“老子要自掘坟墓！”
3、前河南省副省长、河南大学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分子王毅斋先生，因看到农民受共产党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愤然说道：“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河南日报>>1957年7月26
紫丹评：这些“孬孙”，既有可恶的一面（坏事就坏在他门身上），又有可怜的一面（自己也没好下场），故非一“活该！”可以简单了之。
4、严家伟：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
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按照司先生的逻辑，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你要“右派”忏悔什么？—与司鹏程先生商榷）
紫丹评：严先生否定司先生的逻辑是对的。但按司先生的逻辑推理的，确实不是小有人在，而是大有人在。共产党、毛泽东对农民的坑害，真正是令人发指、天理难容。在我们那里，农民从土改分到土地，到合作化又被夺去，总共是二年半的时间。农民说：“地到手都没轮上暖热，就又给收回去了。”可他们的孩子却在战场上已数以百万计地成了炮灰。共产党用农民的赤血白骨建立起了极权，却又把他们活活地饿死4600万！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盘剥农民；交公粮、卖余粮，敲诈农民；用户口政策在医疗、就业、升学、商品供应……上，明打明地作出歧视性规定。共产党这样欺骗与欺侮农民，真是丧尽天良！毛泽东却厚颜无耻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98）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为革命献出生命财产，就落了个毛泽东不讲良心，要使他们绝种！据说，贫下中农至今对伟大领袖还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不能表明活该，只能表明受害之深，深入骨髓。中国只能寄希望予唤起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猛醒。
杀人害命，人曰可哀；被害心死，反曰活该。共产党的欺骗、恐吓、洗脑，害人于心死。古人曰：“哀莫大于心死”。今人就该说，罪莫大于害人心死。古今中外，除了共产极权，最残酷的暴政也只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而共产党却要洗脑，要枪毙灵魂！别说农民、工人、知识份子、工商界，又有谁表现得比农民更高明些呢？“活该论”是放跑了加害者，却揪住被害者的不幸之处，横挑鼻子竖挑眼，恶狠狠的说“活该”，这不是舍本求末吗？当然，在分清本末之后，绝不能否认：各有各的一份儿“活该”。
5，谈到八九后知识界的怯懦萎锁，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真是活该！杀得还不够！否则，为什么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愿！(郑义：<<刘宾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上的讲话>>)
紫丹评：就事论事，别的一句不说，单说《东方红》。最好是，不要挤着眼睛瞎唱，要睁开眼睛看看明摆着的事实：1、毛泽东呼儿咳呀，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灾星？他为人民谋的什么幸福？2、共产党的统治带来的是“哪里人民得解放”还是“哪里人民受奴役”？3、“毛泽东爱人民”吗？“为了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呼儿咳呀？他死时留下的“新”中国，政治上权斗杀红了眼睛，被害之人、数以千万计。就在你们这些高唱《东方红》的人中，能找出一个人本人、或家属、或亲戚朋友没受到迫害的吗？经济上濒临崩溃，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不都是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的吗？可在大陆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同时，中华民国却是“四小龙”之首。这有一点儿假吗？请问这些海外的混混：你们是眼睛瞎枯了，还是智商低极了？你们居然还在忍心高唱渗透着人民血泪的《东方红》！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们遵循了你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良心少一点好。”当然，你们被消灭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处。良心是人性之本；共产党害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惨、其哀莫大于此矣！
6，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王康：刘宾雁的遗产)
紫丹评：这雷同于前面提到的“中国人，你活该专政”、“活该你下地狱”。在极权统治下，把中国人治理到“活该专政”、“活该下地狱”的境地，这是任何极权暴政所不及的。它不满足于肉体统治、甚至大规模地肉体消灭，还要搞精神统治、思想改造、枪毙灵魂。现在还活着的人，可以拍拍自己的脑壳，学学民间的“叫魂”。
7，郑贻春：流氓政权及其认定的“活该”。
据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日报记者报导，四月十五日联合国第六十届人权会议进入表决阶段。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以二十八票比十六票通过，九票弃权，再次被中国使用的“搁置提案”回避。
当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在投票结束后采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沙祖康时问：“代表先生，你说中国目前是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的药物？”沙祖康回答：“他们活该。”随即中国代表团成员叫来联合国保安人员，说记者骚扰大使。
十五年前，国际记者采访江泽民，询问中共将参与“六四”女大学生被投入监狱后遭遇强奸的情况时，江泽民当时的回答也是“活该”。
十五年前的“活该”与十五年后的”活该”终于连成一体，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活该”。两个“活该”可谓是上行下效、无耻之尤，可以称之为流氓政府的“活该”。枉顾人的生命、极端渺视人的生命价值，并以巍巍的共产皇权肆无忌惮地迫害人权，无所不用其极地滥施酷刑，如此等等的罪恶，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维护极权专制的表现，而且是作为犯罪集团的中共长期从事着的行径。(博讯2004年4月20日)
紫丹评：应该说，半个多世纪的“活该”终于连成一体。一切所谓“活该”，“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维护极权专制的表现，而且是作为犯罪集团的中共长期从事着的行径。
二、例举反右话“活该”
延安整风虽具深刻性，但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未波及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社会，但正如群众所说，是厕所里的苍蝇乱哄哄。如此说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具有深刻性和广泛性的运动。内中所涉，人物－－上至毛泽东，下至支部书记甚或每个党员；问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钜细不漏；地域－－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党政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仍是无出其右。所以就招来四面八方的“活该论”，这个也算是“活该”。
1，毛泽东的“阳谋”说、“自投罗网”说，是当时，以至50年后的今天，所有一切右派“活该论”的渊源。
2，相比毛泽东，邓小平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他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这是赤裸裸的“活该论”；他说“问题是扩大化”，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活该论”。
3，中国会重新被极左派绑架吗？
人们发现无法与极左派讲道理。我们评价毛，最起码要根据历史事实做出结论的。很多历史事实摆在那时，但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要么来个不承认，要么来个曲解。“反右”运动残害了那么多知识份子，他们说那些“右派”死了活该，毛对他们已经很客气了。（作者：航亿苇2007-08-1007：28：39发表于：博客中国)
紫丹评：“很客气”不是在反右派之后，而是之前毛请求他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简直是诚恳得、客气得太过火了。下面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指出的：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散见第136-212等页)。你们看，明明毛早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现在却还要恳请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帮助党整风，而把“是主要的一面”的“劳动人民的监督”弃之若敝屣。别说像对知识份子那样千呼万唤了，就连一次也未曾号召过要劳动人民来帮助党整风。可见毛对知识份子情有独钟、客气到什么程度了！请你看看他是怎样客气的吧！
有幸听到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赋予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傅雷家书>>页158
据徐铸成回忆：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
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阳谋”亲历记)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总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是很好的。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还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讲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说：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伯钧所作的传达，说：“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毛还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
毛对各个民主党派最近召开的以发展壮大自己组织为主要议题的会，对他们“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的势头，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决心要狠整他们，但此时却佯装退兵30里，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祇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经过毛泽东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动鸣放，于第二天，1957、5、1，《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了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不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且自由参加、自由退出，不得强迫。可说是客气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李洪林说：“6月19日，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了。人们吃惊地发现，6月19日的文本和2月27日的文本已经大不相同了。除语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写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两处‘反右派’的武器。
“一处是讲阶级斗争的……
“另一处是划分‘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即划分敌我的标准，也就是划右派的标准……
“增加了这两处之后，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据了。你们不是埋怨我没有早说吗？我在2月27日就说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你哪里是给我提的意见？分明是在进攻。你说你不是进攻吗？那么用六条标准衡量一下吧：你的话‘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你是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敌人，就是右派。这是我2月27日‘已经说过’的。”
“总之，毛泽东的讲话经过这番修改之后，反右派斗争就成为‘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说，不是我‘不教而诛’，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该！”(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页100－101)
李先生说的“活该！”是反话正说，是怒不可遏，是“恨上来我不把别人来骂，骂一声毛泽东你男盗女娼！”把事先没说过的话，事后加上去，这就叫做“有言在先”。中共领袖之无赖，举世无双，连苏共史达林、纳粹希特勒也难望其项背。
4，无言的悲伤
孔祥东先生在他的《〈70个日日夜夜〉读后》一文中有一段感想，读后让人感慨万千，无言的悲伤从心底涌起。好在此文不长，现摘录如下：“我们是否该少说一点超越历史接受的宏论呢？有说法，反右的起因乃是罗隆基的一段太刻薄的话伤害了最高当局。出言不逊，与事无补，知识份子于国、于民、于己，是否也该自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先生是赞成柯庆施的观点的：“中国的知识份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做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孔先生在前一段话之前，也确实引用了柯的这段话）。在孔先生的笔下，我看到了害人者竟成了迫不得已，行使公民权利（不是主动行使，而是人家非让你行使不行）的知识份子反而成了多嘴多舌、咎由自取的人，”反右的责任似乎该由罗隆基们来负。罗隆基们倒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不知别人读到这段话的感觉，反正我读后只有一个结论：把他们打成“右派”，活该！谁叫他们对最高当局不三拜九叩，顶礼膜拜，不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间：2004年1月29日作者：冯远理(新疆独山子二中)来源：学术批评网）
5，徐贲：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2007-10-2110：25：19
构建正面的“反右”回忆，最具公众影响力的是享有公共权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言论有明确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与50年前相比，今天专家学者的影响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他们常被视为拥有中立客观的立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群体回忆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构建而非客观揭示的作用。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总是愿意放弃“客观发生”的神话，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在《南风窗》上为“反右”运动所作的辩护式回顾就是一个例子。
王绍光提出，谴责“反右”起于“阴谋”或预先有计划的“引蛇出洞”，这只是以毛泽东自己说的“阳谋”为根据，不足采信。他认为“反右”的“客观真实”起因是：“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王绍光的看法是，“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客观事实”证明，“右派”要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他的推论是，若非“右派”真的威胁到了新政权的存在，“打击知识份子（其实）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份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6亿5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384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份子。”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也可以认为，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纳粹不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
为了说明“反右”的“不得已”，王绍光指出：“当这些知识份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份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王绍光列举了旅华美国人李敦白的华人岳母，“（这个普通劳动妇女）干脆把知识份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当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之证据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那些所谓反映“真实”的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的背后，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刊之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导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只能证明，“党的喉舌”宣称“右派”反党。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历史的逻辑与知识份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博士专访”(http：//www.tecn.cn)，2007年1月24.htt：//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0bhx.html）
紫丹评论：徐先生讲的逻辑井然，头头是道，理直气壮而又平心静气。他有理不在高言的叙事风格，尤其令人心服口服。唯因摘引已经够长，我的补充意见将另写专文发表。我在这里仅仅对这个令人咄咄称怪的疑问，尝试着寻求出初步答案：一个在西方受到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熏陶，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人，怎么会为严重破坏民主、法制，任意糟蹋人权的极权制度，特别是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大唱赞歌呢？而且歌颂的丰功伟绩正是，打了100多万右派的“百花齐放”、饿死4600万人的“大跃进”、受害上亿人的“文革”，这样的“三次大的社会实践”。
回答这个政治学问题，需从文化里找根源。
孔子曰：“绘事后素”。素就是原来的底子。我们今天说的素养、素质、基质等词，即源于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提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都并无意反党，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认识，就像血肉组成人们的血肉之躯那样，这样的情、知结构组成他们的大脑。不在于你主观上反不反党，而在于你只要是坚持了人性、说出了常识、阐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观上就是反党。这也是为最高指示“知识愈多越反动”作了个注脚。罗隆基说“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如果说重在“阴谋”，这话可能是真的；他的确没有阴谋，中共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如果重在“反党”，这话便失真。他曾对章诒和说过，“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二十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页385）这就说明，他骨子里的东西都是与党不相容的。党要“兴无灭资”，自然是要灭他、没商量。因为党像怕火一样怕真理。最高指示如果改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党”，那就堪称“坦白”了。
“镀金”的比喻再恰当不过了。罗隆基“反党”与王政治学博士以及高唱《东方红》者的“爱党”都是底质，都在起先；前者的爱党与后者者的口称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都是后来镀上的金子。所以实质上，这班“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的人，以及王政治学博士对反右问题大放厥词、大喷狼奶，虽令人作呕，但并不令人称怪；因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狼奶喝得太多了，饱满自溢是正常现象。
在这里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前面的话：请问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们眼睛瞎枯了，还是智商低极了？你们居然忍心、还在高唱渗透着人民血泪的《东方红》！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们遵循了你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良心少一点好。”（《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98）当然，你们被消灭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处。良心是人性之本；共产党害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惨、其哀，莫大于此矣！
有人把独夫毛泽东统治中国以及这些“狼人”的出现，归咎于中华文化。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史达林统治苏联归咎于什么文化？皮克统治东德归咎于什么文化？霍查统治阿尔巴尼亚归咎于什么文化？这并不是说与文化无关；而是说归咎错了。正确地说应该是，归咎于毛泽东用马列文化毁灭、篡改、膨胀了中国文化。毁灭、篡改的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即优秀部分，如温良恭俭让、民贵君轻、诸子百家争鸣等；膨胀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为了“膨胀”这一点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为“君”。“毛主席万岁！”就是他加在庆祝“五一”口号里的；又是他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并且说，不崇拜不得了。柯庆施干脆抬轿子：“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至于毛君叫死的，贵至国家元首、贱至黎民百姓，没有谁会活下来的。就以信阳事件饿死的105万农民说罢！当时因同情农民、被划为右倾主义分子的地区专员张树藩，生前为历史流下了第一手资料：“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愿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叶落萧萧江流滚滚》，页466)伤心哉！“宁愿饿死”者，有甚于“不敢不死”也。并且把这种人祸归罪于自然灾害。
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膨胀”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孟子善取喻，用这个虚拟的例子来讽喻梁惠王的过错。不料两千多年后，毛泽东就真的这样干了，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跃进50周年；“自然灾害”之说，仍盈于耳，而说“人祸”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灾害”之说骗人，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吗？十分之八、九经久不悟，执迷于弥天大谎，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吗？“群众宁愿饿死”，也归咎于中国文化吗（除非《水浒传》不算中国文化）？
其实，毛泽东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胀到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胀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张而死，比如自杀，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在运动中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或是“向党示威”；对右派自杀还有一种特殊说法，叫做“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所以毛的大秘书、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很紧张，想自杀。他曾对人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他还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陈伯达找周恩来谈，谈话后，陈伯达才不自杀了。后来，有人把陈伯达想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江青大骂陈伯达：“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可见自杀不自杀，也要从马列文化中找根据。辛灏年先生说：“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如今常常要津津乐道我们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谓文化精英，由于他们只知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才要将马列文化之罪，硬说成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这不过是一种“对马列有情、对祖宗无知”的颠倒而已。”（《黄花岗》总5期）辛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和多次演讲中，对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人如何受马列之毒这一问题，作了历史地考察、逻辑地分析、系统而深刻地论述。我在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一点，也仍有另一点与之补充、抗衡和匡正。“君虽贵，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吕氏春秋*应同篇》）还有前面提过，忠臣敢于“骂昏君”。岂止是骂？更大胆的是，如君贼仁贼义，则杀之也无妨。“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主”卷“汤放”章）这些文化中的精华，全然被中共给毁灭了。在中国的文化里，只剩下马列在跋扈了。
6，一个大右派，学贯中西，特别专长在欧美法律学科方面的名人，竟然不知道共产党和共产制度是个多么东西，这恐怕有点令人惑解，还莫说亲眼看见胡风的下场，怎么不能分析国家制度政党的实质关系，难道就看不出中国是赤裸裸的王朝。（海纳百川www.hjclub.com)
最可笑的是罗隆基甚至大言不惭的说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海纳百川www.hjclub.com)
这样对主人摇尾乞怜的口吻，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让我们再看吴晗，梁思成，周新民，费孝通，浦熙修，曾昭抡，千家驹等等中国的知识界的表率，一个个不是怒斥，就是无限上纲对罗隆基落井下石，这项庄舞剑行为同样表现在刘少奇整彭德怀，而后又为毛整朱德，从做狗，做疯狗，最后被宰杀，几乎是中共里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场。以这些人的品质来诱导民族，怎么没有今天的状况，追根溯源，怎能够不发人深思么依我说：蒋介石最蠢的就是没有让他们通通步瞿秋白后尘，而给了为虎作伥的机会。(海纳百川www.hjclub.com)
章诒和的文章对罗隆基用了“一片青山了此身”以颂赞，其实，看罗隆基和他围绕的人物，除了卑鄙，自私，愚昧，荒唐，还能找到什么冠冕堂皇的语言？(同上)
我不认为中国的那批大右派是在为民请命，相反，是为自己的利益被受到损害而中计挨整。从骨汁里说，右派与共产党是一丘之貉，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对他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呢？真的知识份子被共产党杀的，至今平反了吗？那些默默无闻的民族精英尸骨荡然无存，有谁为他们写过，谁为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那些黑五类家属，镇压家属，那些抗日英雄，被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屠杀，沉冤莫白，直到今天。（《唐夫纳海续谈“往事并不如烟”》www.hjclub.com)）
紫丹评：右派与共产党有一部分人、的确是一丘之貉，但不能以偏概全。而对右派的处理，又的确不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出于自己的良知，对共产党杀害D1“真的知识份子”、“默默无闻的民族精英”、“抗日英雄”，“镇压黑五类及其家属”的滔天罪恶，深恶痛绝是对的。即便如此，也不该把右派以及“中共里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场”都一锅煮为“活该”。
7，武宜三：反蒋功臣如何变成了右派分子？
当年刘时平这些热血青年们不择手段地用造谣、诬陷、栽赃、欺骗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自己后来当右派分子挖好陷阱了，他们吞下的只是自己亲手种的苦果罢了。
武宜三：罪有应得、害人害己的右派分子
－－从广西自治区反右派运动看投机革命的下场兼论中共的背信弃义－－
广西自治区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估计有两万以上的大大小小知识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据晓明《反右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透露，广西自治区平乐县有2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另338人“有右派言论”但未戴帽；邕宁县有26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平果县在干部中划了108人为右派分子外，又在一般群众中划了113人右派分子；贵县有42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244人划为中右分子；苍梧县有31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合浦县有43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梧州市有103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据45个市、县的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11000人。毛泽东和他的党徒可谓心毒手辣，仅此一役，便不知毁掉了多少人的幸福，害了多少人的生命，破坏了多少家庭。我在为http：//www.ziyouren.org/反右运动受难者纪念网做义工、收集资料中，考查了数以千计的个案，许多受害人都是无辜的，但也发现一些人是有罪的。
如：省长不做做副厅长：国之干城，奈何从贼？
今天谈几个自投罗网而当上右派分子的例子。这些人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显吏，却因做了叛主的二臣，才自讨苦吃，实在是咎由自取。如陈良佐（1887–1968），是陆军大学第4期毕业生；1922年，任广西边防督办公署参谋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10旅旅长；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2局局长；1928年冬任参谋本部高参；1929年，任第51师151旅旅长；1930年，任第7军中将参谋长；1931年，任广西省靖西县县长；1933年，任武鸣县县长；1935年，任梧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6年，任浔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8年，任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9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1944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代理广西省政府主席；悠游于军政两界、蒋桂之间，可谓官运亨通，风雨兼收。
然而，国之干城，奈何从贼。1949年，陈良佐潜往香港加入了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为“奔走和平”，实为“投机革命”，煽动内战，鼓吹叛乱。“为中共做策反工作”，更是对合法的国民政府落井下石。在南宁易手后，随广西省政府主席张云逸回桂，捞了几个虚衔：广西人民政府参事、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广西省政协常委、民革广西省委常委；还有一个有职无权的广西省林业厅厅长，也没干上几年，便掉入毛泽东的阳谋陷阱，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取其辱。（民主中国网）
紫丹评：共产党就不说了，所有党外的左派，如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张治中、沈钧儒、程潜、李宗仁、黄绍竑、陈铭枢等等，不管后来划没划右派，都是背叛民国的历史罪人。如果说右派“活该”，那么，尾随中共左到底的宋、李、何、张、沈、程、李……反倒不“活该”了？右派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正是他们对中共政权不管出于善意、恶意，总是提了某些异见。这总比顺竿爬到底要好些。当然，背叛民国之罪，可恶至极，要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所有曾为共产党卖过力的右派，不管党内、党外，都是卖力其罪，罪不在右。更应该从这里看出的是毛泽东、共产党之卑劣！无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对他卖过多大力，脸一变，格杀勿论。为现在灯蛾扑火的媚共者，提供了不寒而栗的前车之鉴。
8，司鹏程：“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尽管如此，司某仍然完全无视史实，断言“右派’备受青睐，得到宽大的待遇(但文末又特地声明：‘作者对“右派”们的个人遭遇表示同情’，这鳄鱼的眼泪岂非莫名其妙？)然后对右派进行了分析。按他的说法，右派中党员278，932名，属中共自己人;，其他几乎全属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是当局选拔的大学生。基于此，司某认为右派活该倒楣。
被司某作为论据的上述右派分类及辨析可信吗？否！
先看党员右派的数据，文中称乃宣布于1958年5月3日，但未说明出处。略有算数常识者都知道，该数据超过全国右派总数552，973人的半数。倘以毛59年8月24日讲的45万约数为分母，则党内右派竟高达62%，这种数据的可靠性能不让人疑窦丛生吗？
再者，说其他(即党外右派)全属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有何根据？而且，同路人与支持者定义为何？完全是笔糊涂账。不说别的，仅以因55年肃反被肃错(据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达130多万人)致有怨言被划右派者而论，他们就未必属于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估计这样的人在右派中不少于五分之一。可参看外贸部李哲人文章“在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57年9月8日人民日报)。
还有，司某称右派大学生‘基本上根正苗健，家庭属“依靠对像”或“团结对像”’，这又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当时的大学生出身不好(地富、资本家或旧军政官员家庭)的大有人在，笔者便是其一，且父于土改时被镇压，家庭属革命对像而非依靠或团结对象。
概而言之，像司某这样先验地断言右派不是共产党就是附共者，然后对其惨遭残酷整肃幸灾乐祸，如此立论及演绎不仅充分暴露其浅薄无知，更显示其人格之卑劣，十足一副小人的丑恶面孔。
尤其令人齿冷的是司某对右派问题应予平反而非“改正”的取态。他既一口咬定右派之获当局“改正”，表明中共承认反右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以此作为其所谓“右派不是共产党就是附共者”之又一论据，继而破口大骂“平反，平反，平个鸟反！”，从貌似斯文的绅仕变为不顾仪态的泼妇，简直匪夷所思！对于此等泼皮无赖，除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地猛喝一声“闭上你的鸟嘴”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透析该文的字里行间，司某对章罗等“民盟”中人特别痛恨，是否与之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因无证据不宜妄加揣测。但即使如此，司某亦没有理由对55万右派恶言相向，似乎非食肉寝皮而后快。据反右后胡愈之的报告，民盟右派达6000余人，占全盟人数六分之一，中常委的36%，中委29%，候补中委43%被划右派(<民盟历史文献>上，789页，文物出版社91年版)。毛对此昔日的盟友如此心狠手辣，司某还不解恨吗？非要把他对3万6千民盟成员的私愤“扩大化”到55万右派身上，才心满意足吗？（《张成觉文集》：历史岂容任意歪曲－－评司鹏程、高瑜谈“反右”文）
紫丹评：司先生要右派忏悔；对其中合乎事实的地方，就应采取类如上评的态度。
9，《红岩》江姐绣红旗原型周居正反右中被枪毙
评论人认为活该－－让他给老共卖命，这就是下场！
紫丹评：这为上评（即共产党的“脸一变，格杀勿论”），又添一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例证。
10，闻韬：解读“劳动教养”
自从1958年以来，这个劳教决定不受法律制约，广泛实行，一直过了22年，时过境迁，当权者觉得实在不像话了，才又抛出个“补充规定”，说是劳教可以一年，必要时延长一年。到底依据何在？如果有被长期劳教过的错划为右派的人问“我们劳教了21年，算怎么回事？”他们又怎么回答？恐怕只能说“活该”。（五柳村）
紫丹评：从反右、到对右派的所有处理，既不合情理，又违反法律、宪法。此文说的“活该”，就是“莫须有”。
11，用说别人“活该”，来证明自己不“活该”。
“数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同学，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即将毕业的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79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得是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头了！’”（陈奉孝《梦断未名湖》页341）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便对我如是说。（陈奉孝《梦断未名湖》）
12，黄河清：从王实味、右派到王若望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这么一条罪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认这条罪名，都声嘶力竭地辩解自己是拥护、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真是历史的悲哀。如果说，把你打成右派时，你还因种种缘由，未能看清这个制度的错误罪恶，那么，当经过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后，这个制度还是不认错、道歉、赔偿、改正，你是应该认识到这个制度不讲理的本质了。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认识这个制度，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现在是应该彻底认识这个制度的时候了。（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六，自由圣火2008）
紫丹评：对反右问题，迷思如麻，让我们作一梳理：
1，对反右的起因，毛泽东发明“阳谋”说；比毛泽东还左的人如王绍光之辈，否定“阳谋”说，认为毛是真心整风，右派是倡狂进攻；而越来越多的资料则对上二者作了证伪，揭示出反右是一场大阴谋。
2，对右派的兴师问罪，左派一类人指责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咎由自取，“活该”；比右派还右的一类人指责右派不够右，说他们原先跟随共产党、后来也并不真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实乃与中共是一丘之貉，不值得同情。二者相反相成之处在于，揪住受害客体不放，不向犯罪主体追究：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连右派也认为，只能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面来证明自己无罪。岂不知1953年宣布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本身就是违宪的，当时起宪法作用的是“共同纲领”。著名“马克思主义传教士”郭罗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既违反宪法，又违反马克思主义。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共产党进一步以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在这个正确的命题面前，当时的反右派，和后来的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就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开历史的倒车。
假定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确实是错误的；那也不应该因为错误言论受到那样的斗争和处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连毛泽东也装腔作势地声称过：“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即，不管怎么说，“活该论”也该休矣。
3，右派应不应该忏悔？所有的右派都受到了迫害，大部分右派都有非常悲惨的经历。但为了达到解决右派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反对党天下”，摆脱受害的根源，深受其害的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有必要从我们的主观态度上作一番忏悔。很多人正是这样做的，他门划右派时尚未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后来从自身和社会的遭遇中觉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不反党时划了右派，如今真反党时却得到了改正。值得忏悔的地方找到了，这就是当年为什么不反党？既然如上述－－反党（有这样的右派）是正确的，那么，不反党自然就是错误的了。至于如今仍不反党的人，只能哀叹其冥顽不化了。对此，最好还是先别说：“活该！”应该如黄先生所说：“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认识这个制度，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现在是应该彻底认识这个制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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