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嬉皮听了这番话，他的脑子突浮现了昔日的一番对话，于是接续说道：“是啊，这种思想竟然延续到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一九三五年，那时还是纳粹统治初期，海德格在课堂上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辩护，这个演讲稿在五十年代初以‘形上学导论’之名称首次出版，文中并未删掉他战前支持纳粹的言论。崇厚兄在几年后阅读到这本书，对海氏的倨傲态度非常地不满。我记得他那时说，有些哲学家在思想领域有着深邃卓越的高见，但一论及政治就暴露出他们的幼稚与无知，甚至连最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有所欠缺。他举出海德格在卅年代一度加入纳粹党，高喊希特勒万岁，以及同时期的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向往史达林统治下的苏联，一度想移民去定居；另一个是处在生命末年的齐克果(Kierkegaard)强调超越的宗教信仰，憎恶这个世俗世界，政治思想极端的保守反动。”

　　“崇厚兄说，海德格哲学中有关科技的论述非常重要，”老嬉皮回忆的说，“其中有些迄今闪闪发亮仍值得一读。海德格像史宾格勒一样认定，地球上刻正发生一种精神的没落，用他的话就是：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以及人类的平庸化、扁平化。为了挽救世界文明的沉沦，德国民族作为地球和欧洲的中心，必须承担起神圣的历史性使命。而处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当时正受到两股毁灭势力的夹击，美俄两国表面虽对立，其形而上学则是相同的，二者扮演着梅菲斯特的角色，它们是精神力量的剥夺者，而德国才是世界精神力量的守护神。为什么美俄是摧毁精神力量的代表？海德格认定美俄这两极的本质都是把科学和理性诠释为智能、技术、工具理性或数理理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是一丘之貉，都是虚无主义的化身，他们并没有认真看待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中心之‘科学’。须知，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涵义比一般科学更广泛，它指的是一种理论上严格的系统性学问，有时更被视为一种穷天人之际、为生民立命的哲学体系，而真正科学的沈沦导致了精神的溃散和衰竭，为了获致一种精神的觉醒(Awakening)，唯有德国民族崇高的精神文化才能走中道的路线，打倒美俄两极，挽救西方文明于既倒。不幸地，从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的历史证明了德国人独特的论断完全是一番痴人妄语。海德格犯了当时德国知识份子的典型错误，一股劲的排斥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连带地也否定了它的优点：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也因此他有意地忽略了纳粹法西斯其实和苏联共产党一样，本质上都是草菅人命的暴政。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在1966年接受‘明镜’周刊访问时还断言“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世界的沉沦”，他似乎承认德国人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但并不认为英美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的胜利具有任何意义。我猜测，1976年这个思想界的巨人逝世时，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对他一度参与纳粹活动表示真正的反悔和道歉。”

　　“一个大哲学家，竟然会如此顽冥不灵，真是罕见啊！”柯老说。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要屠杀数百万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建南又问。

　　“一个在政治统一比较落后的民族，”老嬉皮说，“它突然获致一种精神文化的颠峰，在一种狂妄的民族主义信仰下宣告自己是世界的救星，正如许多宗教狂曾自奉为‘救世主’一样，心理学上，这可能是一种阿Ｑ精神的折射，将自卑情结潜意识地扭曲为狂妄自大。希特勒下令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也要从这种观点来解释。一般说来，如果是单纯的厌恶犹太人，只要将他们驱逐出境，不再予以理会就是﹔我想，少数极端的德国人其实很害怕犹太精英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影响力，担心德国心灵的犹太化，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现代性颓废和腐化的根源。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属下显然不只是厌恶犹太人，他更害怕这个民族的聪明才智以及数千年来养成的忧患意识和求生本能，只有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扫光，德国人才能做一个第一流的民族，因此希特勒非要发动历史上最残忍的‘种族净化’，而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又有多少的德国人要昧着良心或丧心病狂地去配合犯罪呢。我们现在缅怀这段历史，仍在为那个时代的疯狂和愚蠢而摇头不已，痛心不已。”

　　“老嬉皮，你的分析可真精辟，问题是：如果德国人走上这条末路，他们所根据的‘共同体’理想和浪漫主义精神岂不都错了？我记得你和李兄还一直认同浪漫主义的…”柯锡仁敏锐地提问。

　　“柯老，你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老嬉皮说，“我承认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很容易造成狂热的民族主义盲动和反动，所以我事先已强调过‘政治上的自由是精神或性灵自由的前提条件’。德国人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只经历昙花一现的威玛共和民主政治，这还是一次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强制下令实施的，德国人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这期间遭遇到凡尔赛和约的羞辱、世界性经济萧条及政党政治的混乱，让德国人瞧不起一盘散沙式的议会民主。等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进行恐怖独裁，德国人又一下陷入法西斯统治。这里可看出，德国人从来没有长期地享受过政治自由，他们拥有的可能只是虚妄、悬空的精神自由。”

　　老嬉皮说完后，点了一根烟，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德国人没有看到这种精神一致的共同体可能从未存在过，圣经的伊甸园是个未经开化的无知乐园，不适合人们永远居住下去，上帝才会让那条蛇去破坏它。同样，雅典的共同体也是虚妄的，德国人忽视了在那个时代每个雅典的公民都有许多奴隶去侍候他们，一个不平等的主奴社会如何成为美好和谐的共同体？事实上，如果真的有共同体，绝对只能透过每个人主动自律的道德修养来完成，国家的任务就在完善法治及教育，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民实现私人目的和道德改善的外在环境。反之，企图使用外在的法令强迫每个人成为共同体的有德公民，恰恰否定了每个人神圣的自由和人权，因此各种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政权，以及狂热的宗教基本教义派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只好诉诸各种有形、无形的暴力和谎言来实践理想社会的蓝图，但每次都因违反人性而终归于失败。”

　　柯老这时忍不住插入说：“说的真对，‘极权专制下的自由’一词就好像‘圆的方形’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自由民主体制当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老嬉皮频频点头，继而说：“但是政治上强调‘权力平衡’‘政权和平转移’，强调不同的政党、宗教和结社都有‘共存共荣’的发展空间，这可能是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能容忍的制度了。共产党和法西斯提出缺乏宽容的社会工程，反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梦魇。这时候就出现了许多离奇的怪现象：‘独夫’成了‘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又成了民族救星，甚至成了救世主；领袖的言论著作即是人民的‘圣经’，成了最畅销的著作，远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伟大。在这一切冠冕堂皇之下，却滥行着国家恐怖主义，向人民作威作福。直到现在，全球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仍处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淫威下受苦受难呢！”说到此处，老嬉皮已难掩自己心灵那一份激动，柯锡仁频频点头称许，甚至婉如的父亲也中断了喃喃自语，静了下来，似乎也在倾听着。

　　婉如和三个男生对这一连串的论点都似懂非懂的，但对于三个老前辈能在廿年前讨论过这样深刻的话题，都露出惊奇的表情。

　　也许所谈的东西需经过细细的咀嚼，年轻人都静默一阵，久久未再发言。

　　婉如用欢欣的眼神望着自己的父亲，为他年轻时的表现感到骄傲。心中想到一个问题，按耐不住的又发问了：“柯伯伯，我父亲所说的既然和蒋介石遗言‘坚守自由民主阵营’立场相一致，为何还要受到迫害？”

　　柯锡仁想了一会儿，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不知如何回答，老嬉皮已经接着答道：“婉如，认为你爸爸的政治立场本来不会有问题，这只是浮面的表象，反共在台湾是很自然，但反法西斯可非常的危险，因为台湾在蒋介石统治下，毕竟是走‘领袖第一’的右派法西斯路线。老蒋对老美的自由民主虽然不致在官方言论上公然诋毁，但私底下对任何批评国民党政权的意见都是很敏感的，雷震要组反对党就被抓走。我不知你爸爸为何被戴上匪谍罪名，我猜他可能在某种公开场合批评老蒋的右派独裁专制，这个罪名虽不就等于支持共产党，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手无寸铁的书生碰上野蛮的公权力，要不遭殃恐怕也难。此外，还有另一可能性，前面我们说了许多的‘共同体’概念，当时的人很以为左派和右派的‘共同体’都是美好崇高的理想，共产党的‘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就是一个非常能吸引人的口号。我许多次听过你爸说共产党的理想很好很崇高却不可能实现。也许特务只记录下他说的上半句，故意漏忘了下半句话呢！这在白色恐怖当道时有如吃便饭的啊！”

　　听了这般解析，婉如才认清了父亲被入罪刑成白痴的最重要原因，也对老蒋统治下政权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群人聊完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徐雨在返家路上，想到两代人隔不到三十年，所关心的事情竟然如此的不同。老一辈知识份子关心的是历史大事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他们年轻一代却只关心着个人的事业、个人兴趣的事物。他想起老嬉皮的问题：到底时代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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