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番谈话当中，老嬉皮已接连抽了几根烟，他对逐渐流行的戒烟说法完全不在乎，心中想的倒是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婉如听了一席话，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她成长以来所听过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谈话，又想到老嬉皮顺便提及父亲年轻时代的事情，于是焦急地向柯老问道：“您们说，我爸爸廿多年前也曾和您们说过这些，这是真的吗？”明亮的眼睛同时注视着身边喃喃自语的父亲。

　　“婉如啊！你老爸年轻时可优秀了，”老嬉皮叹息着，“你爸爸勤奋用功，精通英、德、日文，那时他读的文史哲方面书籍比我还多，而且更能言善道。他的本行是历史，我学的是哲学，但他的德国哲学程度非常高。柯老那时也不过比我们大上六、七岁，虽没念过大学，但他的求知欲绝不会比我们低呢！那时是五十年代末期吧，我们才廿五、六岁，方才当完兵，回到台大研究所念书。你父亲一向的兴趣是德国历史，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已决定写‘德国民族性与战争’，我也对德国的哲学和文学有兴趣，我们常常在文学院二楼研究室畅谈康德、歌德、黑格尔、莫札特、贝多芬、叔本华、尼采和史宾格勒，还有俄国的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唉﹗那时真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呢﹗”

　　“是啊！那时福林桥还没兴建呢，我们三人常常坐在溪边如茵的绿草上聊着蛮严肃的议题，这些景况仍历历在目啊！想不到崇厚兄这么杰出的人才后来竟遭遇不测，真是令人痛心啊！”柯锡仁在缅怀中露出迷惘和痛苦的神情。

　　这段话立即在老嬉皮和婉如心灵中激起感情的涟漪，老嬉皮突然静默不语，久久才眼眶发红的凝视着身旁的痴呆汉说：“李兄，Thosewerethedays！我可多么希望你能再回复正常，过着往昔无拘无束，天南地北闲聊的日子！让大家听听从你口中流出的博学、风趣又睿智的话语啊！……李兄！你说说话啊！”说到后来，突然用双手猛摇李崇厚瘦弱的肩膀。

　　柯锡仁也双眼发红地说：“实在真不甘啊！”

　　婉如闻言不禁痛哭失声，双手紧握父亲的手，她一直也在企盼老爸有天能清醒过来啊！老嬉皮和柯锡仁从长凳上站立，用手抚着父女俩的肩膀，灼热的老泪再也禁不住倾泻而出。三个年轻男生看了一时不知所措，没想到会发生这么突然的情感骚动。复秋赶紧站到父亲身边安慰他，建南和徐雨也紧紧站在老嬉皮的后面，庙口广场上的人群免不了用奇异的眼光望着老少二代这一群人。

　　沉静了片刻，柯锡仁和老嬉皮克制住脱缰野马般的情绪，总算回到原先正常的状况，一群人回到原座上，三个男生坐回庙会前的阶梯上，李崇厚依旧对眼前发生之事毫无知觉。

　　“您们是否还记得那时候最常谈论的话题？”沉默一阵后，建南继续追问下去。

　　“因为崇厚已在写论文，我们谈的不外是：德国的民族性和文化，想从这两方面去了解，为什么德国成了发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为什么希特勒以及许许多多拥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德国人竟然可以冷血地参与残害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之类的问题。”老嬉皮说。

　　“对了，”柯锡仁接着说，“我还记得我们为了追究问题的起因，还不断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历史和文化。”

　　“有没有获致任何结论？”徐雨问。

　　“说来话长了。自然这里面有着政治、经济因为民族统一较缓慢而落后的因素，但我记得崇厚兄论述说，德国人服从纪律和威权的民族性以及路德清教的精神文化，导致了德国封建保守势力比英法两国还更顽强。崇厚兄引述哲学家海德格的话说，德国人是一个形而上的民族，一向注重精神文化，他们不能务实地接纳新兴的事务，例如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下扁平化的庸俗现象，反而是好高骛远，眼光总是注视着彼岸或来世，或者神圣化的大自然，他们的心灵显然深深地受到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和现代分崩离析的社会格格不入。这就使得德国人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保守反动。……我当时也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德国人在哲学成就上远高于英法两国，其实，十八世纪末期的康德已经为人类的道德、政治及社会伦理提供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学原理。康德的道德断言命令指出人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具有崇高的自由与尊严，人本身即是目的，不能被当作工具或手段来利用或宰制。每个人在普世皆准的道德和法律原理下完全是自由和平等的，可惜这种哲学思维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头，并未落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民众仍然深受古老的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一旦涉入政治领域，立即成为保守势力的支持者。总之，我俩是倚赖着‘后见之明(hindsight)’，站在自由民主体制的原则批评了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如此，崇厚兄和我仍然高度欣赏德国文学和哲学方面杰出的成就，甚至对浪漫主义精神还高度热忱的支持。”老嬉皮说话间仍不断注视婉如父亲，好像认为他也认真地在倾听呢。

　　“老嬉皮，你说的不错，有一点我倒想加一些补充说明，”柯锡仁说，“我记得崇厚兄特别指出德国人所注重的‘理想性’，他们倾向把民族(Volk)当作有机的情感的统一体，而不只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十八世纪末以来，德国文人对希腊雅典文化的‘浪漫化’或理想化，大大助长了德国人追求民族和谐，个人和社会和谐一体的理想之追求。简言之，他们追求的是完全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或‘伦理共同体’，他们坚持整体大于部分的原则，从心底瞧不起英法二国的‘工业文明’、‘个人主义的功利社会’，认为个人处在这种社会下，当然会和整体格格不入，精神上成了无根、无家可归(rootless,homeless)，这些名词让我联想到英国诗人艾略特用‘荒原’来比喻现代社会。那时候共产主义的幽灵才刚出现在欧洲的上空，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和历史观也并不符合德国人的精神文化理想，到了俄国共产大革命后，德国人就把苏联的计划经济和英美法的资本主义视为威胁德国的东西两大集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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