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8日讯】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据说着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注意到钟敬文先生把“是”替换成了“应该是”，陈述语态变成了虚拟语气。我仔细研究历史，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就如他们在个人的生活中，缺乏道义和责任的私德一样。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充当极权专制的走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崇信，这些无良心无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危害。
郭沫若和钱学森，让我们来看看两位当年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的例子吧！ 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的，举行过一次国际国内作家的聚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了一首诗歌《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忠心之后，郭沫若还意犹未尽，接着向在场的江青肉麻地朗诵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诗歌是这样的：“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马屁甚至到了这个程度：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一边无耻地拍马屁，一边对自己的亲人不管不顾。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郭沫若号称才子加流氓，为了私利反复无常。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还说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心当专制独裁的走狗，把学术当作了政治宣传。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他的书。人们提及郭沫若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是无良文人的典型。古人告诉我们说“文人无行”，这话说得很对。有多少文人擅长窝里斗。得势的时候，他们曾经拚命表忠心，恶狠狠地批斗那些同行。可是却想不到，下一个批斗的对象，恰恰就是自己。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举过文人郭沫若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钱学森。早在“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当年农业大放卫星，危机四伏、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可是钱委员还故作严肃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为了迎合大魔头毛泽东的狂热，又经过“精密计算”得出亩产潜力是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糊弄住了大魔头，毛泽东还天天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在劳动人民被极权专制压迫，遭受人为的惨重饥荒的年代，钱学森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这种丧尽天启的例子，恐怕不止钱学森一个人。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极权专制的选才标准只有一个：丸剂那就是政治立场正确，“永远跟党走”。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附庸 ，使得他们必然地丧失了社会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钱学森，再举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例子。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对于“大跃进”的疯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知识分子本来是与愚昧作斗争，与专制作斗争，传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唤醒劳苦大众。他们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良心”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却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使专制极权更加变本加厉。让专制统治者的一切疯狂愚昧的行为，变得合法化。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比于上述这样例子，我更加佩服陈寅恪先生。依附于野蛮的极权专制，甘心作极权者的走狗，这些人不配叫作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还曾经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共产主义的压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样，也不应该跳着出来，心甘情愿地为极权专制充当马前卒。陈寅恪先生在当年的中国，也面临着如郭沫若，钱学森和薛暮桥一样的选择，可是他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陈寅恪先生能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依旧坦然地说出“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话，着实让人钦佩不已。
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暴虐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思想史：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 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和诚信。“后极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些政治投机分子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个人的良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的良心”存在了。
──转自《自由圣火》(//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