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4日讯】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后的西藏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年，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将 “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 “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像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外逃1万，也还有10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而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 “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2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3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4 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