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6日讯】父亲“享福去了”

本人有幸的是，于1954年11月（身份证上是1955年，因换户口时写错了）出生在三国名城汶江，一个爱国抗日军人及人民教师的家庭。不幸的是，本人连自己父亲的印象都模糊不清；因为那时父母教书，工作地点不固定，所以我一出生就寄托在保姆家，一月才见一次；大了点之后，不是在阿婆家就是在外婆家。父亲在1957年后，远离我们母女，去了遥远的大戈壁滩；用母亲的话说，他“享福去了，不要我们了。”

精忠报国

家父严代武是爱国知识份子严治军（严贯山）的儿子，排行老二，一九三九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立绵阳中学（南山中学）。两年后，因家里经济困难辍学回家任教，大爸、三爸都在读书，就靠阿公一人教书，还有了四爸、大姑，所以父亲就放弃了求学之路，为家庭分忧。不久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土地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以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便于一九四二年毅然从戎，报考中国青年远征军。愿以赤血换取中华自由之花，编在38师当一名教导员；后改编为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他们在民族存亡关头开赴印度，打开后方补给线唯一通道—滇缅公路，抗击凶恶日军十多万，大小战事数百次。其中几场空前大捷，使远征军名振国际。谱写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暴不屈不饶的英雄篇章，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凯旋归国

父亲回到长春后，不愿打内战，不愿把枪杆子对着自己人。1946年，孙立人将军就叫他们首批转业回家，自谋生路。父亲回川后在成都保安厅就职，说是副司令，还作了不少好事，救了包括我大爸严代泽在内的很多民主进步人事及地下工作者的生命。谁知自命不保，反而成了罪人。1949年，回到家乡当教师，同母亲在一所学校相识，1950年二人结婚。母亲能歌善舞，在当地是很活跃人物，还是当地五朵金花之一呢。她的追求者也多，但她偏爱上了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学校是能力很强的老师，他的教学也是严谨认真的，也是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楷模，多才多艺，他不管什么课都能胜任。同时，父亲平时爱讲他们的战斗故事，讲他很佩服的孙立人将军的故事；让妈妈爱慕不已。

跌入阳谋陷阱

1957年，大鸣大放的阳谋中，校长叫他负责发动师生给领导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谁知后来整风转为反右派，首先就把我父亲整出来了。说他不划清界线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指我三爸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时划成右派，三爸回来休假没说，家人也不知道），说父亲宣传了国民党军队打胜仗，为国军树碑立传；还把他平时说的“老师像蜡烛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等当成反动言论；最终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在校长家乡罗家湾，叫他像牛一样去拉犁耕冬水田，还指使地痞流氓污辱他。他实在受不了，就说我不如到新疆去。后来去了新疆哈密大南湖农场，1978年1月8日突然死去；这是他的难友满国祥写信告知我妹的。真是千古奇冤啊！抗日救国难道错了吗？没死在战场上，反而死在劳改场；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暴政之下。这些历史，都是这两年才查找到的，还不太全面。三爸严代平也是右派分子，一门两右派，兄弟同榜。两个有为青年的青春、事业、家庭、幸福，就这样轻易地被摧毁了。

父亲走后，母亲就靠她当一名小学教师的每月34.50元收入，担负着我们姐妹加上外婆的生活。大概在我5岁开始，就经常在睡梦中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总以为自己又在那里惹到母亲生气了？

一个人吃了全家的饭

有一年大战红五月时，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收麦子，我被送到阿公、阿婆家。那时正是“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年代，说是因还苏联的债，实际是人祸；弄得全国人民都没饭吃，还饿死了几千万人；当时我们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饿死了一千二百万人。

我在阿婆那里也整天吃糠馍馍。中国的妇女都很克己，是无私奉献的楷模，但也受重男轻女的传统影响。我每天都看见锅里有两种馍：米面做的白色馍和米糠做的黄色馍。我和阿婆吃黄色的，阿公和堂弟吃白白色的。但一家子都没吃过菜和饭、面。

阿公（祖父）原在省城读过书，受到八国联军侵华的影响，放弃了高官厚禄，回到故乡从事教育事业，为了振兴中华，宁愿当个穷教书匠。他有五子二女，阿婆只能在家里料理家务。到了新中国大跃进时代，更加穷困。后来，阿公、阿婆都相继在1961年前后饿死了。

不知吃了多少天糠，才回到妈妈学校。当天妈妈给我一个大碗，叫我去校外的人民公社食堂打饭，我看到大人们有的在那里吃，有的端走了。轮到我时，叔叔给我装了大半碗，而且是青豌豆稀饭，我高兴得心想：“难道他们知道我是老师的孩子而照顾我吗？”我兴高彩烈的边走边吃，待走到妈妈门口，妈和姐姐问我：“饭呢？”我说：“吃了。”在哪个饥饿的年代，一家人的饭被我一个人吃了，后果可想而知。

她们都把气发在我身上，骂我自私，我成了父亲的替身。从此，我在家就成了“另类”，没人理我。我无语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也好像没了我自己，处处事事都想到别人。我从挨骂后，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只是哭不说话。后来常听外婆说，说我得了黄肿病，是她把我救活的。我从小就唱“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深”，“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等革命歌曲……原来我外婆才是我的、也是我们这个家的真正大救星呢！是这个苦难家庭的功臣呢。我好怀念我的外婆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从此，我只知道帮外婆把家务事做好，比如洗衣、捡柴、拾煤渣，以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尽量不惹母亲生气。平常外婆也教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吃饭吃菜也要体谅母亲，要让母亲吃；因为这家离不了你母亲，但我母亲也尽量让我们吃好，过年也要让婆婆给我们缝新衣服，给压岁钱，糖果花生，腊肉香肠。猪身从头到尾都不缺，就缺父亲。

看到家家过年过节，都是父母双双在家，热热闹闹的多高兴、多幸福啊！我们家却冷冷清清，虽妈妈在物资生活上及精神上照顾我们姐妹。给我们讲王杰、黄继光、雷锋、董存瑞的“英雄故事”来引我们开心，教我们学习忘我奉献。但她自己却愁眉苦脸，我总以为她不喜欢我，是我做得不好。有时她也说你父亲“享福去了，不要你们了”，还说“他讲究，要吃得好，穿得好，被人忌妒……人家要害死你们。”

父去新疆后，1962还是1963年，当局又把我母亲调到村校去了，还说是照顾，说是女校长出的好主意，“免每天早晚开会挨整”，也可种点菜减轻点负担。我和妹妹就跟母亲去她那办在破庙中的学校上课，每天5点就起来，走8里路才能到学校，但从没迟到过。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我们先到校。当地的村干部在开社员大会上都批那些睡懒觉的人：人家老师一个女人，还拖儿带女，从那么远都来上课了，你们连一过女人都不如……后来也住到了在那里，看到母亲一个人教几科，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晚上还在煤油灯下认真仔细的备课写教案（不像现在，当时什么参考书都有）、改作业本子，还常要家访，无私的为贫下中农的后代服务。遇没钱交学费的家长，母亲就自己出钱让他们的孩子上学。还手把手的不赖其烦的教贫下中农的子女。正因为母亲那样辛苦，也没时间来管我们了。

自生自灭的狗崽子

以前听母亲说：“宁愿亏待自子的孩子，也要对人家的孩子好……”我就心想，母亲好无私啊，好伟大啊！现在才知道，她是迫不得已，因为她是伪军官、右派分子的妻子，自身也难保呀！由于我们是伪军官、右派分子、臭老九的子孙，她不敢对我们有私心呢。没死都算你们命大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人，是放羊吃草，只能自生自灭，谁能管，谁敢帮？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敢不听党的话。

有一年，母亲被叫去城里开会，母亲吩咐我们就在学校里不要出去，等她回来。谁知当天下午下大雨，有人通知我们姐妹说，母亲病了，叫我们赶快回城去。我们过河时，河里涨大水，我们被河水冲走了，幸好遇到好人把我们救起来了。

主要是有人想把我们淹死

后来知道，这主要是有人想把我们淹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有一次，我和妹妹在家玩做家家，用一小瓶在水井里提水。一位也是当老师的女人，还是我大妈的同事，原来相处得也挺好的，跑过来把我和妹妹抓起来，大叫大闹说我们在放毒，要毒死人民大众，骂我们是反动血统，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把我们抓到派出所，闹得全城的人都来看热闹，把我们吓呆了。我们在当地原是大户有名望的，这又给我们抹黑了。最后还是外婆出来拍胸担保说：“我外孙女没放毒，要不信我先提一筒水喝来证明，要是我死了你们再处分她们。”这才救了我们，从派出所把我和妹妹领回家，从那以后我们更是孤立了。亲人朋也远离了我们。

文革时我回城读五年级，也被一些同学骂。那时我很傻，不大理会；妹妹就要强些，总爱同他们对骂。他们编歌唱什么左派、右派，中统特务、反动派；我也不懂，只听母亲说过一点，“你父亲出国去抗日，是青年远征军”，我也不敢多问，因为在电影里只见过新四军，八路军打国民党军；没听说过远征军。所以，父亲到底是什么人，在我心里是个秘密。

大概是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红卫兵打、砸、抢、抓、抄。那时到处打枪，吓得我不敢出门。正好遇放暑假，我大姑回来玩，邀我们去他们乡下玩。姐妹不去，我就去了。因为我在家也老做事、老犯错，是家里人的出气筒。如有一次妈妈叫我把一只下蛋的母鸡从学校带回城里，我像平常那样抓住鸡的翅膀，等走8里地回到家时，他们说鸡腹中的蛋没有了，说我把蛋掏出来吃了。那时好冤啊！我是最怕去掏鸡屁股的，有时外婆叫去摸摸鸡有没有蛋我都很不愿意。怎么会呢？可能是那样抓法不对，蛋被生在路上了，现在想来也好笑。那个时代把人都逼成了什么了？但我从来也没恨过母亲及亲人，总认为是自己不对。有时我想，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世上；甚至认为反正我不受人喜欢、是多余的人，不如死了算了。

在大姑家里

到了大姑家，那家哪像个家呢？大概只有不到十平米的一间屋子，屋里只安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桌，一个装衣物的箱，就没什么空隙了。姑父还是个区长，比起现在一个芝麻官都是少的100多平米，多的几百上千平米。还有的贪官污吏更是把子孙后代的房子都备好了，而且国内外到处都有他们的房产，乱挥霍人民的血汗钱。

大姑他们家没地方住，我只有在带表妹的保姆家住。姑父母同保姆相处得很好像一家人似的，后来真的是一家人了。因保姆的女儿嫁给了我姑父的二弟。

保姆的女儿比我大一岁，我平时就同她一起带大表妹，及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像捡棉花同大人们一起，听他们议论说：蒋书记（我们姑父）如何清正廉洁啊！大饥荒时他用自己的钱买盐救了不少人，说要是蒋书记打倒了，我们也不干了等。多么朴实的语言啊！所以后来叫我下乡我就想到这里来了。

在这里，我也几次遇到批斗走资派，有一次婆婆带我们一起到公社大会堂，站到最后；亲眼目睹了一场暴行，有人（这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指挥红卫兵用皮带在姑父后背乱打，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叫婆婆回家了。还有一次，在学校戴高帽子批斗后，还拉着到处去游街。在这种情况下，姑父没一句抱怨，这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的，那次婆婆给他用酒擦伤口，边擦边骂粗话。姑父还劝说婆婆不要骂，他说：“不怪那些红卫兵小将。”后来文革结束后，对那些指挥打手给予惩罚时，姑父都原谅他们，从轻处分。后来姑父恢复工作后，还把他安排回原单位工作。多么宽容啊！像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不把你致于死地才不快呢！

大概玩到有一个来月时，突然一天大姑给了我10元钱，叫我坐火车回家，原来是我父亲己回要走了，叫我回来见一面。

七八年才见一次父亲

我父亲头发己花白了，那时我父亲才40多岁，就被折磨得那么衰老了。我一面给他拔掉白发，一面说他：“为何不管我们，一个人去享福？”他无言答我。其实我妈妈后来说出来了，我爸说我姐不理我爸爸，妹妹骂他。这也难怪啊！连我还什么也不懂，妹妹比我小一岁，更是什么也不懂啦。平时大姐上中学住校，总是我和妹妹、妈妈三个人在一张床上睡觉。而且她和妈妈睡在一头，我只能睡在妈妈的脚下。谁不想能挨着妈妈呢？都十来岁了，忽然来了个男的，把她挤走，她能接受吗？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太悲哀了啊！害得我们失去了童年的欢乐！

爸爸又走了，再也没回来了。这一走，对姐妹来说，与爸爸是永别了。我还算幸运啊，还去新疆与爸爸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冤枉他，没和他多说话，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自己也能从父亲的为人处世及身影面容上悟出他好人，而且是最忠实的好人。

不久，我们的名字也改了，又跟了妈妈的姓；那时我不也不敢问，也无人给我说理由。后来听妈妈说，那时文革高潮，刘少奇都打倒了，妈妈在学校的日子更难过，有人天天在会上或含沙射影，或明逼着她，要她同爸爸划清界线。为了我们的前程，他们两人离了婚。妈向爸保证，要把我们姐妹都供养到上大学，她也不再结婚。可现实不如人意，连小学都不准上。还上什么大学？

家庭变故，对我们姐妹更是雪上加霜

改名不久，一个星期日妈对我说：有一个叔叔要来我们家，叫我要煮饭菜。我在家一贯都很顺从，看到妈妈太苦了。从我内心来说，也希望母亲得到幸福，能遇上一个好人，能陪伴他终身，相扶到老。所以我从没有反对过他们的来往。刚到我家时，叔叔对我妈表示：要把我外婆养老送终，对我们姐妹要像亲女儿一样等等。他那边还有四个子女。我母亲也是很善良，很相信他的承诺。结果那人很自私，说一套做一套，在妈面前说得好，背着妈妈对我们很凶，不准我们接近妈，对外婆也不好，常骂“老不死”，吃了他们的饭……外婆只有到处流浪，我后来有了工作时，还把外婆接到单位，供养了一段时间。叔叔把妈妈控制在他手里，还不断给我们制造矛盾，以前我总是原谅他；想只要他对妈妈好，我也回去帮助做些家务事，孝敬他们。

我安了家后也接他们一起来我家，谁知我们不管怎样对他好，他总是阴阳怪气，在我们母女之间挑拨离间，害得我们母女关系不好，也不敢好。而且无中生有地陷害我们。现在我才明白一些，这也是冷血动物的阶级本性，欲把我们姐妹们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要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铲草除根。

后来，那个叔叔就调到妈妈一个学校去了。我们从此又失去了妈妈，也就是说我们是彻底的孤儿了。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父爱又失去了母爱。在我们幼小的心上不断的捅刀，制造许多灾难来折磨我们。

剥夺上学的权利

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几年里没上什么课，天天读“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愚公移山》，跳忠字舞，停课闹革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天天都在骂臭老九。

我母亲和那些老师也被关在县文教局里批斗，那时我们去看望时，亲自见到到处都是大字报，标语贴满了：“打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xxx！”“打到反动学术权威xxx！”总之乱批乱打，一个都不能放过，家人也要互斗，俩口子也必须斗，互相写大字报，编写些能打击对方的言论，要不是你就反动，无法过关的。所以整得亲人也不能亲，必须成仇人。分而治之，才好掌控。因个个都孤独了啊！我们家就有几个教师，妈妈，大妈、么姑，也在一起互斗。本来，他们都处得很好的，后来都成仇人了。

如果家里有两个升初中，只让上一个，就这样变些花样，不让我们上学。我就让妹妹上了，本来她成绩也好，当然我家也困难，我也不忍心再读那“无用的书”。 不能叫妈白养我。为减轻母亲的负担，不读书就可以找工作挣钱。可是，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再怎么努力都不给个工做，我努力在居委会做义工，挖防空洞，碎石修公路啦，帮农民收麦子啦，每天晚上参加居委会学习啦，等等。好多居民都看到我表现好，都说“这次有你了，这次有你了”，谁知次次都是名落孙山，就业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奉命去父亲那安身

大概是1970年，妈妈他们商量让我去爸爸那里，想能找个工作什么的，或许找个人家把我嫁了。

我带着新的希望，背着家里带的吃的、穿戴的及恋母的无奈的心情，来到了大戈壁滩，爸所在的农场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十里路。那时交通不便，只有马拉车及毛驴车。爸叫了一辆小毛驴车，记不得坐了多长时间才到了他那“享福”之地。我一看到很凄凉，一下子我的希望全破灭了。那里连我们四川的农村都不如。能找什么工作呢？人烟都看不见，只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我的心凉了，我以为是爸好吃懒做，造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不理他，恨他。心想这么多年你不养我们，连您自己都还要靠我妈给你寄吃的、穿的。你不配我叫你爸爸，但我还是每天他上工去了，我就把饭给他煮好，他回来就能吃。

本来我来希望爸能给我买一台缝纫机，因不忍再见外婆给我们用手一针一线的做我们全家人的衣服，想要有了缝纫机我就好帮婆婆做了，也学一个手艺也好自食其力了。结果是这样没几天我就想家了，只有给妈写信说了这里的情况，说我不愿在这里。信要一个多月才能来回，我那时也不给爸爸说，就自己做主决定走了。经妈妈同意，我就离开了爸爸，回到母亲身边了，那知却与爸爸成了永别。

心中永远的痛

1978年5月间，我忽然接到母亲转来的信，是爸爸的难友寄给妹妹的。那位爸的难友说：您爸爸于1月8日与世长辞了。我痛苦，我后悔，我悲痛！

长到20多岁从没尝到什么叫失眠，这天终于尝到了，我思绪万千。爸爸啊！都是女儿不孝啊！为何女儿对您那样残忍呢，但爸爸您能知道您的妻女们也是九死一生，倍受欺凌和不公啊！有人说：“你们300倍努力都不行。”以前我不解，现在终于醒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大阴谋、大骗局，害了千千万万真正善良的人们啊！

那时我还住在集体宿舍，我不敢哭出声，只有藏在被窝里哭，想到我去您那时，您是那样的细心想到为我买了上好的草纸（卫生纸）。可女儿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身心都无法健全，智商被扭曲变形，发育也很迟缓。才那样对待您，爸爸您能愿谅我们吗？但自从您走后，您那高大健壮无私默默奉献的身躯，及您那无怨无悔，光明坦荡的面孔，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深入我的骨髓里是无法磨灭。我真后悔为何那时不把您接回来好好孝顺啊！您那么好的身体从死人堆里都活过来了，是谁剥夺了您年轻的生命？是谁杀害了您？是谁害得我们成了孤儿？又是谁让我们失去做人的基本权利？是谁剥夺了我们的童年，我们的爱，学业、婚姻、家庭、幸福和及安全？是谁？是谁？几十年来还不改还在变本加厉做孽，还 在党天下，家天下。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怎能叫我不肝伤寸断呢？我知这是终身无法挽救的事实，可以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一忍再忍，忍无可忍

一代，二代，乃至三代，仍然摆脱不了这人造的命运的诅咒，因为这个右派的帽子，就像一个紧箍咒，紧紧地缠住我们一家，使得我们所有亲人都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过着底人一等的生活。人格、人权受到了极大侮辱，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孩子虽然聪慧，却得不到应有良好的教育，反而还在受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真是误人子孙啊！还在受到百般歧视。长年累月在歧视和恐怖中生活。

现在还有些欲把我们一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冷血动物”，硬说什么共产党管了我们这，不管下一代，真是岂有此理。管我们什么了？不整死我们就算万幸了。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不再让悲剧重演；爸爸，我决心要为您讨还公道，为我自己和后代讨回公道；这样，才能了却女儿的心愿。那怕负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二00八年四月十五日）

──原载《中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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