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集有关政治的节目中反映的是两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对方。但最后节目搞砸了：美国大使不停地批评美国虚伪的人道主义，还随口提到发生在中国的工人骚动事件，由于这个禁忌的主题而没能通过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审查。关于环境保护的节目中，一位中国教授批评政府当局破坏环境的言论过于激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学术生涯。而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专家只做了纯技术上的演示，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的环境恶化情况。关于电影娱乐界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电影有不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来自教育界的专家们则表示，中国儿童讨人喜欢。

当魏和她的摄制组从维吉尼亚海滩回到北京后，我简直看不出那些按照美国标准剪辑出来的片子有多少是用得着的。难道魏不明白叫座的电视节目的组成要素是什么吗？既没有观点的交锋，也没有文明和理念的冲突（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遗忘了一点，从中国人观察事物的角度来看，魏非常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

我开始在魏的公司里表现自己。魏以前通常会雇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主要工作是为他们写签证申请和教导公司的记者使用标准英语。但美国人相当不满意她安排的工作内容；这时候，我那部关于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人的纪录片就成了魏的选择。于是我以外籍主管的身份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俨然成了公司里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为“同走一条街”编写了时髦的广告脚本，与中国同事的合作也显得亲密无间。我还对节目提出了改进意见：更具争议性些，以特殊新闻报导形式包装具有高度诱惑力的话题。

在我的印象中，某种程度上，那是我在公司的黄金时期。那时的中国还是崭新的。虽然我的那部纪录片还是未能完成，但是在魏的公司里总有能够变通的地方。我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则在餐厅的桌子上狂欢。与中国同行共进午餐，我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名字就叫“富华大厦的阴影”。大家对我的计划表示惊喜，但并不抱太多的期待。那是五月七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看到了“同走一条街”的海报，我的名字就排在魏的下面。那段日子她身体不太舒服需要住院检查，所以我无法当面向她表示感谢。但这都不要紧，我终于成功了，我将事情告诉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赞扬。然而，世间的万事万物好像都是预先安排好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了。

现在，轰炸事件过去一个星期了，我还要继续工作，我不想辜负魏对我的期望。表面上我还是“同走一条街”的执行制片人，我们被明确地要求制作一部我曾经推掉的“非敏感”的片子：“离婚－－中美两国风格之比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北京市的离婚率就翻了一倍，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这是法律松动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可预见的结果），但人们并不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离婚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每个人都愿意探讨在婚姻生活中究竟出了什么岔子。中国人在这方面也许比美国人有优越感，因此，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这样的节目可以被接受，美国人也有可供中国人借鉴的地方。瞧，这就体现了文化的交流。

北京电视网路集团的执行负责人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主题，同意先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拍摄报导，并安排美国方面的专家在节目中出现。但魏很快从医院回来，她直截了当告诉我，由于受轰炸大使馆事件的影响，电视节目上不允许出现任何美国人和北约同盟国的画面；这是上面下达的命令。中国的朋友所剩不多了，江泽民已经宣布瑞士不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因为近几次的人权示威活动离他访问瑞士的外交团队太近。澳大利亚的安保条约有模仿北约的痕迹。菲律宾军队在南沙群岛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开火”；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的以色列却出奇的富有；中国竟然还比不上一个正在沉沦之中的俄罗斯帝国；剩下的还有哪个国家呢，噢，瑞典！

我不断地提醒公司，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节目可做了，原定播出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终于，北京电视网路集团的高层允许魏的公司到美国拍摄节目，但条件是要尽量模糊一些。“你们能说是在加拿大摄制的吗？”魏问道。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在西方国家摄制”的说法。

去到美国后，我先前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被告知我们是轰炸大使馆事件后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摄制组。但是摄制组的工作受到时间和金钱的限制，我们曾准备就家庭价值观念进行一场高水准的辩论，原计划邀请的是华盛顿的专家，后来改成了洛杉矶的，到最后却变成了西雅图的专家。但是，麻烦还远远不止这些。北京电视台那部关于轰炸伊拉克的短片“在线电视战争”的主持人也是摄制组的成员之一，我称呼他为“毛”，有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名替身演员。他戴着一副大墨镜，不苟言笑，行为举止非常刻板。我想，他可能是我的麻烦。

我独自搭飞机到西雅图，并立即开始透过电话进行相关的联系，包括一些对离婚有研究的学者；探讨离婚与科特．寇班（Kurt Cobain）自杀的关联；关系恶化的夫妇等。毛在第二天也到了西雅图，他想立即展开采访工作。那天，我安排采访一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他创办了一个提供离婚父亲协助的组织，采访地点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总之，他是一个可靠且能提供帮助的好人。

毛带着摄制组的其他成员闯了进来，开始他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相较于中国，美国的离婚率会如此之高？我们的美国老兵巧妙地回答，这是因为法律的健全，并试图将话题转移到他的工作上，例如，如何帮助那些离婚的男人与他们的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毛打断了他，“既然离婚已经发生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老兵试图再次将讨论的内容转移到谈心治疗小组、失去父爱关怀的美国黑人少年等问题上，毛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你了解中国吗？”老兵表示他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毛笑了笑，打出他致命的一击，“比较美国与中国，哪个好一些？”看得出来，老兵在竭力控制自己，尽量保持彬彬有礼的仪态，他有些结巴地回答，中国有优良的东方价值观和家庭观念，两者维系着家庭的和谐。毛对摄影师咧嘴笑着用中国话说：“采访结束。”

我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开老兵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站在租来的汽车旁，一脸铁青等待着摄制组其他成员出来。我戴着太阳眼镜，一言不发地开着车把他们送回旅馆。他们注意到我的沉默，彼此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

当我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毛站在路旁瞪着我说：“我们需要谈谈。”

“可以，就今天晚上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道，“非关个人。”

毛缓缓地点点头，转身走进旅馆的大厅。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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