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3日讯】格鲁派塔尔寺主持阿嘉活佛于1998年底流亡美国，2000年3月16日，阿佳仁波齐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研讨会发表了长篇讲话，以下是讲话全文：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乐意根据你们的 要求谈中国内部 的信仰自由问题，这也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第一次谈有关西藏的问题。
我叫阿嘉洛桑旦增久麦嘉措，我不仅是安多塔尔寺的堪布，而且也是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协会主席等。我出生在一个蒙古家庭，很小就被认定为安多塔尔寺第二十世堪布的转世，接着就带到寺院开始 为成为西藏佛教领袖而接受教育， 但在我八岁时，恶运开始降临。
1949年，中共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开始所谓解放西藏的运动。从此到 1958年为止还算和平，但从1958年民主改革以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寺院的有形物体全部遭到劫掠或破坏，高级喇嘛和官员被逮捕关押；强制僧人结婚和参加劳动；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塔尔寺所在的所谓青海省的无数无辜农牧民和妇幼被集体屠杀；我家所在的牧人在枪杆子的威逼下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被赶到几百公里外荒芜人烟的地区，因此饿死了很多人。由于中共政府的行为而直接造成千万名西藏人丧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家中亲人。次年 所谓的 和平解放推行到西藏中央，结果 迫使我们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1958年的一天，（中共）召集塔尔寺所有僧人开大会，在大会上中共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用枪和绳子恐吓僧人，吆喝着恐吓所聚集的人民，并当场有 五百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的经师和管家等全部被逮捕。我们的房子被改为一号公共食堂，寺院的房子应该属于西藏的佛教徒，但全部被中共没收了。我也被赶出寺院的僧舍，当时我只有八岁，就开始了”自食其力”。幸运的是我们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为弟子。由于我是这个寺院最年轻的堪布，因此我也就成为最年轻的改造对象。我被强制送到当地的中国人学校，原来神圣的僧服这时也变成违背戒律的服装，僧服被剪裁后成为缝制学校制服的布料。由于突然以残暴的手段赶出寺院，使我惊恐万分。
在为期几年的恐怖镇压期间，仅仅安多的青海省据了解就有600余座寺院被摧毁，到处都是饥饿、灾荒和死亡。六十年代初期有几年镇压的残酷稍微减弱，我也被允许继续研习佛学。到1966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和西藏全面推行，对西藏的文化也进行了最彻底的摧毁，所剩不多的寺院这时也几乎全部遭到摧毁，经典被焚烧，佛像被摧毁，僧人则被强制还俗结婚，使他们违背出家的誓言和律仪。那时我十四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三十岁为止，我被强制在塔尔寺附近条件极差的农村进行劳动，让我和其他僧人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幸好从八十年代开始形势得到改善，虽然在实质上并没有丝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对西藏人民的残酷迫害已有所减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也自流亡以来第一次允许访问西藏，班禅仁波齐和很多西藏犯人获得释放，有些寺院又被允许重新开放，重新允许部分僧人研习佛学，我们塔尔寺 的恢复也得到了当局一定数量的拨款。
我们国内外的西藏人民虽然期望照这个方向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共政府继续对我或所有寺院的宗教研习进行控制或操纵是极为明显的，但对上述的变化我还是感恩的。
近几年，中共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区所实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产生 我们的国家是否又要面临”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如从1998年开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我们的寺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运动包括那些进驻我们寺院的中国工作人员，他们强迫僧人们学习政治，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是强制僧人们指责达赖喇嘛，甚至让我担任攻击达赖喇嘛的领导，使我极为为难，因为根据佛教教义，攻击宗教领袖是莫大的罪过，如果勉强遵行中共的指示或政策，则我不可能成为我们寺院中的众僧之公正领导，如果为了保护寺院而对中共的命令言听计从，则又违背了建寺原则和信仰。
我想在这里指出中国有关宗教自由政策中极为重要的有关问题，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在中国宪法（法律）的其它条款中，对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有规定，但没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由于没有法律，政策制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独裁，当宗教自由遭到践踏时没有任何向上诉讼的途径。就仿佛狐狸守卫鸡窝，政策的制定者仅仅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维护宗教自由而已。虽然有时候允许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又有些时候却不允许进行这些宗教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可以由法律制裁的行为。这种不稳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国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因此真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根据 宪法精神，尽快制定 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
就我个人而言，从 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和寻访灵童开始就趋于紧张，由于班禅喇嘛是西藏除达赖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寻访他的转世灵童，期望班禅转世也和前世班禅喇嘛一样，可以维护我们的宗教遗产，并对中共政府直言不讳地反应情况。本人也是中共政府组织的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历史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互确认灵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前世班禅的经师嘉雅仁波切表示愿意协助寻访灵童的同时，要求有关寻访灵童事宜，寻访小组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与达赖喇嘛进行商榷。中共政府宣称同意他的要求并正式成立了灵童寻访小组，但几年过去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寻访小组并不是一个宗教小组，而是一个政治小组，所有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根据中共政府 的安排进行。
嘉亚任波切去世后，扎西伦布寺的恰扎堪布被任命为灵童寻访小组的领导。 1995年，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突然收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当局让寻访小组的成员讨论恰扎仁波齐背叛祖国，将班禅灵童寻访情况通报达赖喇嘛的罪名进行讨论，虽然我们非常清楚寻访事宜向达赖喇嘛通报一事是经过中共政府同意的，但我们还是被迫谴责恰扎仁波切，并表示支持当局逮捕恰扎仁波齐。除此之外，还命令我们谴责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转世，并另立一位新的灵童等，由此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因此当场对此表示反对，并发布了要求释放恰扎热仁波切，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转世 灵童的呼吁声明，当局因此对我进行威胁， 并警告 我要效忠于中共政府。我只好默默地返回 我所在的寺院。
此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寻访小组成员接到前往拉萨，参加由中国当局 决定的 金瓶掣签活动的命令。我由于对在 中国 政府的监督促使下产生灵童的仪式没有信心，因此我不想到拉萨去，因为参加仪式的所有人都 知道中国高层 早已经确定 坚参罗布为班禅灵童，当时我虽然因病在医院，但还是被强制出院并在我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带到拉萨，随后，我要求退出寻访小组，也不被批准。
如果我继续留在西藏，在强权下，我必须的指责和攻击达赖喇嘛和我的宗教。而为中国当局效劳，则是在为一个违背自己宗教信仰和意愿的政府效力；而我作为塔尔寺的堪布，中国当局必定会强迫我协助他们，从而使西藏人民承认他们确定的班禅，上述行为由于完全违背我最深层之信仰，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我意识到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最后，我决定遵循我的经师的教诲───他曾教导我在五十岁时要放弃政治活动，一心修习佛法。而实现这一教诲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一直陷于中国统治下的人生之途而流亡国外。
总而言之，我小时候经师和众僧友被捕，我们的寺院被关闭，我开始了孤独的生活。青年时代，被强迫劳动而未能实践僧人的生活；成人后，由于能力和运气，在中共政府中得到一些官职，从此开始完全在强制暴力下从事或发表与自己的观点信仰严重冲突的工作或言论。有一段时期，我那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为人民服务而已。但是，人民在实质上并没有实践宗教信仰和继承传统的自由，他们遭受着迫害和痛苦 。由于这些原因，我无法继续留在西藏而只好逃出来。
众所周知的，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三月二日的报导仅仅是一个证明，我重视在美国发表言论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但是在我的国家内的僧侣和朋友们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我希望中共政府给予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愿能够就达赖喇嘛为中藏人民双方的利益而返回自己的国度，以及为我国的宗教自由而尽微薄之力。
今天的作证演讲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的第一次声明。我所以接受这次的邀请，是因为目前已到了讲出自己的真实的人生，以及开始住在美国而尽己所能地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的人民效劳的时候。
最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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