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9日讯】（承上）
二十六岁，“凉山月饼”拯救过我
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前夕，时任中共南充县委书纪的李家骥曾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张先疑如果不当右派分子，我这个南充县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后，当中共南充县委下达红头文件宣布：“张先疑同志原划右派属扩大化的结果，应予改正。”这份档案读罢，南充县就当真没有一个右派分子了。所以那位李书记的“英明论断”似乎也有正确的方面，纵观全国，55万右派中，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无几的那么几个，但中共中央对数学不感兴趣，仍然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至于扩大到什么程度，中央文件没有说，我只好佯装不知。
不过当李家骥书记作为党的化身作出那个判断时，张先疑得到的是极右份子的称号，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顶尖级的处分：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进谈虎色变的劳改队了，该张先疑当年在反右运动时处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班。
1958年3月，南充地区某批送劳教的右派分子在冲锋枪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转运站，几天后便转运到自贡市，最后跋山涉水步行到云南盐津县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称的山坳。劳教队长命令道，你们将在这里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后从内江开来的火车穿过这条隧道开往昆明。几乎“脱胎换骨”地苦干了一年半以后，才说这条线路设计有误，下马停建。近万名劳教分子的汗水、难以数计的钢材水泥都化为官僚们缴纳的“学费”付诸东流。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为所谓的三面红旗交纳一笔史无前例的“学费”，交罢学费老百姓便开始饿肚子，直到四千万同胞被剥夺了生存权变成饿死鬼。一直享受着井下重体力劳动的高粮食定量标准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减少粮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场上消声匿迹，饥饿像流行病一样侵入每个劳教分子的肠胃。昔日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有的在打饭时混饭，有的半夜三更到厨房去偷东西吃，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严去作交换。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传说，我们这个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将转移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去修成昆铁路。类似这类人员大规模流动的举措，劳教队的干部们守口如瓶，为了避免这些阶级敌人趁人心惶惶之机捣鬼。正式宣布这个调动的时间，通常是在出发的前夕，这些名为干部实为专政工具一个个使尽全身解数，喋喋不休地“睁起眼睛说瞎话”地宣布：“凉山里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敁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标准比汉族地区高六斤”恨不得把大凉山乌鸦的羽毛也说成是彩色的。众右派劳教分子刚刚被“阴谋阳谋”的语言魔术愚弄得晕头转向心有余悸，他们像所有的专政对象一样，唯一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逆来顺受的无奈。反正次日□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枪实弹地在汽车边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点名报数然后挤进大卡车就别无选择。
久别重逢的凉山，已是满目苍凉，经过所谓的剿灭叛匪，又所谓的民主改革，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而正在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对传统耕作秩序的粗暴颠覆，使这个原本生产水平不高，仅靠粗茶淡饭维持生计的古老民族的元气大伤，往日的歌声欢笑再也听不见看不到了，这种令我沮丧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到达凉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节，我几乎忘掉了我生平度过的所有的中秋节，而这一个回到大凉山后的中秋节却让我没齿难忘。因为那是大饥荒的年代，我们这群干着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的劳教分子，每顿饭充其量只能吃个半饱，忍受着饥饿的煎熬。那种年代的人最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便是有关“吃”的新闻，那天有小道消息说，今晚每人将会得到两个中秋月饼。对终日被饥饿困扰着的劳教分子而言，那包裹着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传统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发月饼之前，“管教”干事何体寿集合全队劳教份子“训话”（请注意这个只适用于专政单位特殊辞汇的含金量）说：“虽然你们负罪在身，国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给你们每人配给了两个月饼，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着大声问道：“张先疑来了没有？”一贯将他们这类信口雌黄的假话视作耳边风的我，正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裹叶子烟，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在这里”，听到我的回答，这位“训话”者简直像饿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门接着说：“这个月饼不准发给反改造分子张先疑！”自从出现了饥荒，共产党对劳教分子的奖惩就新增了一个手段，如奖励二两饭或者扣掉两个月饼都能给无产阶级专政助一臂之力。我认为就凭这一点便应了毛泽东那句颠扑不破的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剥夺吃饭权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
当晚，除我以外，全队的劳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钱买下了两个所谓的月饼。我通过“友情赞助”品尝了这个玩意，它是用大凉山特产的荞麦面合著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诞的毛泽东时代，才可能用这种粗制烂造的东西去败坏中秋月饼的名声。这种所谓月饼除了它的外观是圆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点传统月饼的特征。幸亏这假冒伪劣的月饼是以政府的名义配发的，如果是我张先疑制作的，肯定会在我日后的判决书上增加一条罪行说：“张犯竟敢用劣质月饼来丑化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云云。
这难道就是我重返凉山的“见面礼”吗？它可是我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啊，这里是我踏上充满荆棘的文学之路的出发点，她的人民珍惜亲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们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统治者用打碎奴隶镣铐的神圣名义、却用血腥的手段，给人民戴上了更残酷的僚铐。狭隘自私的暴君对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夺得的权力，征服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连两个劣质月饼都可以当作武器，这个黔驴技穷的执政党，在它败坏了月饼名声的同时，也正在不遗余力的败坏着中华民族的名声，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为气候土壤和耕作习惯的关系，大凉山基本不种水稻，他们最大宗的农产品是洋芋和一种名叫“圆根”的萝卜，如果把这两种块根作物当作公粮交给了政府，还不说它们易于腐烂难于存贮，单凭它需要占用的库房面积就不知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吃粗粮的凉山地区在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人比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西部平坝地区还少得多。而在连续三年大饥荒中最为饥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这个以粗粮为主食的贫困山区度过。我这个冒名木直南楼的假彝胞竟然也从中受益。
这事情说来话长，历史上彝族的民风就是有饭大家吃，你走进任何一个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礼遇。很可能从所谓的“自然灾害”到来之后，粮食的依人定粮和稀缺改变了他们这个传统习惯。他们出门时也要用布口袋装上两三个直径约十五、六公分的干粮饼子，大多是用玉米和着洋芋块蒸成。既然中秋节发的荞面饼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饼，彝胞们装在布袋里的干粮饼子，我将它称为“凉山月饼”也决非溢美之词。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劳教中队是一个隧道中队。在凉山，这个中队担负的任务是打通一条根据彝族地名而取的尔普地隧道，全长五百多米。所有的铁路动工之前，都必须先修一条简易公路，以便运送水泥炸药钢材木材这些铁路建设中必须消耗的物资，还得加上修路人员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修这条便道时，正是所谓大跃进的高潮期，一个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几十方的牛皮喜报频传，结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对这些假大空提出质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论处。我们这个中队以跃进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桥墩，喜报还没送到支队部，桥墩却已经垮塌，这类笑话层出不穷。
这条假大空公路便道载重汽车爬不上来，但人在上面行走则比那些崎岖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终点是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区政府所在地，那里是通有等级公路的集镇，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归来的集散之处。我们搭建在尔普地隧道附近的简易工棚，也成为彝胞们来来往往的必经之地，更妙的是这必经之地即非中队部门口，也不在劳教分子宿舍的对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后，这就既远离了监管人员的所谓“革命警惕性”的监视，又避开了分化后的劳教积极分子相互监督的杀伤力，这就为我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时安排提供了“天时”；我初通的彝语是“人和”的桥梁。试想想，中国人在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个祖传的“成功三要素”以后还有办不好的事吗？
饥荒中不少劳教份子患上了水肿病，工程进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却仍在干部监督下照常周转。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们全天饥饿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边，耐心地等待过路彝胞的到来。见到来者后，我首先微笑着用彝语问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语言中，彝语这种直奔生活主题的问好的方式可称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乐吗？听到我这句比较地道的彝语问话，他们先是一脸惊愕然后微笑点头回答：“格沙”（快乐）。这时我会从他肩上挂着的布口袋的外观形状上，判断里面是否装有“凉山月饼”，这沉重的像一个微缩铁饼的东西，大体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圆周，绝大部分彝胞出门都会自备干粮，因为上饭馆既需粮票又需现金，这两种东西他们都极为稀缺。我还会进一步问：“偶分脚脚？”（“有‘凉山月饼’吗？”）这时他们会下意识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饿得心慌的我赶紧问：“乌乌？”（卖吗？）彝族人没有卖食物的习惯，他们会取出“凉山月饼”多数情况是分半个递给我，有时是给一整个，我也会给一元钱给他，多数情况对方都不要，有时是十分感谢地收下。若要问这“凉山月饼”究竟多大，我只能这样说，一个约等于我们一天的口粮。正是这些慷慨的“凉山月饼”，帮助我度过了饥肠辘辘的1960年，我避开了水肿病对身体的摧残，健康地存活至今，“凉山月饼”功不可没。
大约是1961年初，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为中共上交的“学费”，我们又奉命搬迁到旺苍县快活场，修筑一条广元至旺苍的铁路支线，九个月后我越狱逃跑，捕回后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处张犯先疑有期徒刑十八年”。对法律条文一无所知的我，为了证明自己并无智力障碍，强烈抗议这一无理判决，索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读究竟，见其第十一条赫然在目：“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其实我从来远离国境县一千公里以上，怎样偷越？然而上诉按惯例驳回。
不过，我的内心却很清楚，此番逃跑确与“凉山月饼”不无关系。
三十一岁，记住凉山里的死人沟
1964年，我判刑后第一个被押往的劳改队是位于四川省崇庆县内的万家煤矿，在看守所饿了三年多，带着一副饿殍般的骨架，来到这个吃四十多斤井下高粮食标准的单位，像所有当年在饿死边缘上挣扎的底层中国人一样，还以为误入了可以胀饱肚皮的天堂，但劳改队本质上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地狱，谁都知道，在真正的地狱里，绝不可能设下一个名叫“天堂”的包间。
不久，一场瓦斯爆炸眼睁睁地夺走了九十九名犯人的生命，从煤井里拖出来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陈放在大礼堂的地上，尸体告诉我，他们为这里的粮食高定量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
正当我在饿死或者炸死的十字路口踟蹰徘徊时，矿井里又发生了一起电缆被割断的所谓破坏事故，狱吏们绞尽脑汁难以破案，干脆把判重刑的反革命犯从煤矿里调走，去到那除了地球就无可破坏的荒山野岭。就这样我和三十多名才来到这座煤矿一个多月的反革命重刑犯，被押往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农场像中国所有的劳改队一样，早已臭名昭著。但身后那支冲锋枪的主人的吆喝声却在暗示你，既然当了劳改犯，叫你去到那儿就得去到那儿，除非你准备被当场击毙。
来到农场，第一个向我等新犯“训话”的是农场管教科长邵廷章，他属于“才子型”的专业狱吏，一个多小时的口若悬河，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是一个奇谈怪论。他说：“雷马屏农场是一座天然监狱，它周围茂密的原始森林比高墙电网更有防止犯人越狱逃跑的功能”
他的这番语惊四座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般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每个人的职业和兴趣能对他判断事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位旅行家眼里，大凉山的原生态森林是一个珍藏在人间的旅游胜地；这五彩斑斓的草丛山花交映出的画面令一位元画家留连忘返；而诗人则从泉水叮咚、翠鸟婉啭啼鸣中听到了诗歌的音韵。最令人惊讶的还是这个为共产暴政帮凶的狱吏，他发现的却是一座监狱，而且是天然的。没几年，这个狱吏晋升为这座关押着近万名劳改犯的大型农场的一把手，我认为这个升迁兴许和他的这个“发现”有着某种联系。
雷马屏农场的名称便是雷波、马边和屏山三个县名的简称，意味着它跨越了三个县的地盘，场部设在建场时期的凉山首府的雷波县所属的西宁乡。这个庞大的绞肉机下属三个分场和一个大队，另外还有农科所、医院、发电厂、为狱吏们的子弟所设中、小学校等等肝胆俱全应有尽有。自1951年建场开始，其人员不断增加，规模也日益扩大，据说这种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象征。
按这座农场的常规，凡从外地调来农场的犯人，必须先到一个名叫集训队的特殊中队进行一番整训。这个集训队另外还有个名字叫严管队，它在大陆各个劳改队都设有类似单位，用以对付各种类型的、需要加以严管的所谓反改造份子，重点是逃跑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农场每年召开两次公判大会也将从这个队里物色加刑和枪毙的对象。由于这个中队关押的劳改犯非比寻常，狱方对这类人的惩治手段分外残忍，捆绑吊打脚镣手铐小监黑监运用自如。因受刑疼痛呼妈喊娘呻吟哭号不绝于耳，对外地调入农场的劳改犯是一种威胁警示，它似乎在说“老子这个农场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可是重量级的！”
在集训队关了一段时间，我才听这里的老犯附耳透露说，这里原来是一所监牢，专门关押五十年代“彝匪叛乱”的参与者。我定睛一看，这四周的高墙和墙顶上的电网、碉楼和架在上面的机关枪，与我前几年被囚禁的看守所同出一辙。透露者还进一步证实：“这里的彝族犯人前年才迁到西昌去了”他似欲言又忍地顿了一下，接着说：“彝犯调走后，还留下一个彝族干部，他探亲走了半个多月，据说等两天就会回来”。又过了一段时日，这个透露者大概看出我绝非告密者，这才把前文省略号内欲忍又言的话补充出来，他说：“原来这个监狱里关了近八百名彝族犯人，迁走时只有七十多人，大饥荒年代饿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消息给我的震惊不言而喻。
集训队也要出工劳动，和一般中队不同的只是此间劳动必有狱吏在犯人身边监督，各制高点皆有士兵荷枪警戒，犯人只能在这几支步枪构成的交叉火力网内干活；出工收工进出大门皆需依次大声报数，岗楼上的哨兵点数验收。某日带班狱吏中出现了一个陌生面孔，有悄悄话说：“他就是彝族狱吏瓦贞木基”。在得知他是一个黑彝时我大吃一惊，这位五十多岁的奴隶主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进了公安部门？后来我才听说，他们这个家支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的一位元胞兄还是州政府的领导人之一。随后几天，我曾在他带班劳动时，故意高喊几句彝语想看看他的反应，但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只是对我怒目而视，与我记忆中的“凉山月饼”南辕北辙。直到某日他终于找到个借口将我捆绑得死去活来，他却在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我说彝语是故意讽刺他是彝族人。劳改犯有一个最值得气极败坏的事，那就是被剥夺了申辩权，而且狱吏们还把申辩和狡辩视为同义词。第二天，我本想因手臂疼痛要求干点轻活，瓦贞木基却狞笑着问我：“你是不是想再来一次”？
后来通过若干时日的劳改实践我才知道，在狱吏中，凡家庭出身是共产党所判定为敌对阶级者，他们为了显示自己“左”得多么可爱，对待他治下的犯人分外残暴──最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位彝族狱吏瓦贞木基对待我等犯众的大吼大叫、磨拳擦掌，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还背叛了他的民族，否则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决不会把一个专政对象优待成一个专政爪牙。
瓦贞木基，这个自称“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从周围那些“斗士们”冷嘲热讽的话句里，他已经知道，其胞兄已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晚，全体狱吏在队部吃忆苦饭，而奴隶主出身的瓦贞木基忆什么苦，吃什么忆苦饭，他在那一碗粗糠杂草面前尴尬无奈地长吁短叹
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卧室里，中共对他统治机器里的自杀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定性为“背叛革命”。其实在汉族人中，类似瓦贞木基这种自己认为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共产党却判定他是反革命的悲剧角色，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可以千百万计，他区区一个民族败类瓦贞木基又算个什么。
集训了三个多月，当局在我身上似乎没有发现更多的“恐怖症状”，便分配到与集训队为邻的通木溪中队，这个队的耕作区和集训队的田地犬牙交错，其中一片名叫烧人沟的旱地，原来属于集训队，在彝族监狱撤销以后就划给了通木溪中队，它还有个地名叫死人沟。其实这类地名都是犯人们为便于划分生产区域而擅自定下的。但同一地块享有两个地名的情况却不多见。更何况这两个地名的来历都不是空穴来风任意杜撰。终于某月某日，我所在的班组被分配到这块地种玉米，我才知道这烧人沟或者死人沟的血腥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来到这个农场，那时三年大饥荒早已远去。但犯人们长年累月处在“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中。普通生产中队的犯人可以在避开干部目光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开发食物来源以填充肠胃的空洞，集训队的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瓦贞木基之类和看守兵眼皮底下，他们的饥饿难熬应当不难想像。更何况彝族犯人服刑的年代正是1959年到1961年极度饥荒的岁月，没有油荤没有副食品，每月就那么十多斤口粮能支撑多久？
彝族的风俗通行火葬，饿死的犯人就弄到这全队海拔最低的山沟地段来焚烧，因为烧死人需要大量木材，在山上砍了柴往山下拖，显然比往山坡上扛省力得多，饥饿中的人“省力”二字的重要性还需要证明吗？就这样，这个山沟地段就被喊成了烧人沟。谁知好景不长，在饿死的犯人日益增多的同时，活着的犯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弱无力，没人再能去山上砍柴拖柴，烧人沟不再烧人而简化为埋人，火葬变成了土葬，烧人沟变成了死人沟。这也就是这座人丁兴旺的彝犯监狱，在死去百分之九十几的犯人后改成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的原因。
再说我到死人沟种玉米那天，一眼能看到荒草丛中，四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死人骨头，因为去埋死人的犯人也被饥饿夺走了挖坑的力气，不可能深埋厚掩。我们在挖地时，除了挖出人体各部位的骨骼外，还能挖出些彝族特殊服装“察尔瓦”的残片，有的犯人从骷髅的牙齿的多寡来判断死者的年龄，谈论者的语气十分冷漠。由于我本人的特殊历史背景，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代民族英雄的遗骸，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敢于和武器装备比自己精良到不知多少倍的敌人浴血奋战，他们名为劳改犯实为战俘，人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公然这样虐待战俘的，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谁？
凉山周边近十个县，雷波县有这所监狱，美姑县呢？普格县呢？喜德县呢？凉山州管辖的众多的县里，有多少个烧人沟、死人沟，那里有多少根白骨、多少具骷髅正对着苍天控诉
后记民族大团结是假面舞会
我真想针对中共那口是心非的少数民族政策发出感叹，实际上今天大陆上的少数民族正在被同化或者消亡。虽然像藏族、维吾尔族这些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众多的少数民族，消亡的进程不是十分明显，而那些人口较少、地域较窄的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和同化的深度都是惊人的，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愿穿本民族的服装，说本民族的语言。任何一场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汉语是试卷上唯一使用的文字，老师们除汉语外也决不会用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这样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许多民族的语种将不复存在。
有人说，每年新年联欢晚会上不是也有演员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引吭高歌吗！更有人说，你没看见每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些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们在听报告或者在小组会上发言吗！中央电视台还刻意为他们安排了镜头。
请相信，这类象征民族大团结的场面全都是一场场“假面舞会”，曲终人散之后回到自己家里，第一件事便是脱下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因为那只是道具，或者说是表演民族大团结的“假面具”。
──转自《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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