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大家都去家乐福！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2日讯】开宗明义，我们要说，我们不单要继续去家乐福，还要继续去沃尔马；我们不单继续去这些大商厦，还要继续搭乘空客，波音；还要继续喝可口可乐，吃肯塔基，麦当劳；继续让孩子们去法国留学，去美国留学……如果相反，我们关闭所有这些商店，飞机和食品；不单抵制法货，还要更进一步，和所有这些西方国家断绝交往，甚至招回使节，那么，中国是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毛主义时代呢？这个重新闭关锁国的政策，于国，于民，究竟会发生如何的影响呢？开放，固然有利于党国，但是锁国，就有利于中国乎？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事情的复杂性，既不是锁国可以解决，也不是简单的无原则”开放”，即可回避。
在这方面，试问，这些主张抵制家乐福者，你们知道支持锁国会带来什么结果吗？就是共产党要出来坚决反对和镇压你们。何以不遗余力支持中共，支持京奥，反对达赖者，最终会遭遇中共镇压呢？
知道原因何在吗？
原因就是，你们的示威游行，正好成为中共反对西方和自身的一把双刃剑。
那么，既然中共的改革开放要利用西方，何以会出现他们赞同你们反对之的做法呢？
事情，是一币两面。
中共利用西方资本和其某些文化价值以稳固政权，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我们一向所谓：欧美利益派系和资本神圣同盟，对于共产党政权的绥靖主义政策，和中共形成同构体制；另一方面，西方人权和普世价值观坚持者，反对中共违反人权和自由的行径，形成了另一种西方政治势力。这个势力在欧美人士和西藏人士抵制京奥的运动中，表现充分。这个表现，使得西方商业价值体系和政治价值体系，发生矛盾。这个矛盾，表现在中国，就是右派势力形成的抵制运动和左派势力形成的支持运动——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坦言，左派反对西方商业势力的做法和右派支持普世人权价值的做法，本来是殊途同归的；但是，如果左派的诉求，从要求普世价值，倒退到支持共党价值观甚至毛主义思维，那么，左派反对派的本质，就变成了维护极权主义的工具——而其所谓反对西方经济势力，则徒有其表，甚至很是虚伪。
我们看到，在一些愤青网络视频上（//you.video.sina.com.cn/ctgz），支持京奥的人士打出了”反对权贵”，反对西方资本的标语口号。他们诉诸社会公正和反抗贫富不均的感性色彩，确很浓厚。但是，其提出的目的诉求，却以打出毛的反帝口号为结局。这里，出现最大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中共/中国权贵的出现和发展，纵容西方资本压榨中国奴工，不让其自建工会，给资本洋人以无限权利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共产党。而这个党的国家形象和党之形象的鼻祖，又恰好是毛。这样，左派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诉求，其细节中的某些”正当”之处，在饶了一个弯子后，回到向毛叩首膜拜；他们的一点点” 正当”性，就此全部被他们自己埋葬了。故此，必须厘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正当反对因素。凡是把这个反对势头引向极权主义合法性的任何毛论或者义和团主义，都是左右两派应该绝对否定和鄙弃的。因为，义和团主义，固然不乏反对西方入侵的正当性，但是，他们受雇于官方的”扶清灭洋”原则，恰好成为他们灭己的宿命。
当然，我们所言之”左派”，是那些真正反对西方利益集团的非官方人士或者非官方势力——至于和官方串通一气，以售其奸者，则完全排除在外。
退一万步讲，左右两派，是否可以形成某种反对中共改革开放模式之”统一战线”，还未提上日程。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考虑的问题——正像有些论点所言，左派，亦有其表达观念之权利；我们也一再强调，无论左右两派，只要其反对矛头指向社会不公和强权掠夺，那么，统合之的可能性，就会存在。（记得李慎之先生亦有统合左、右两派之倡议。）
于是，这个课题，直接关系到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和三十年来的改革。
那么，什么叫做中共的改革？
什么叫做引进外资于中共市场——而不是中国市场？
一如上言，中国改革，就是把外国资本拿来我用，且以这样出让资源，劳力和环境的方式，使得世界资本和中共官僚体制，实行一体化。就此而论，如若抵制法货运动，果真要反抗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引进外资，沆瀣欧美的经济方略，以根绝其生存之道，其见解未必无理无据。反之，如果左派以为西方企业支持中共，是其赖以存活的政治前提，事情就大相径庭！这当然是一个悖论。
从眼下的情景观察，左派并未提出我们的人权式抵制原则——而在西方发生批判京奥，声张人权的抗争后，中共会否改变勾结西方企业的政策，当然不会。
因此，对于西方，中共可以谴责，可以漫骂，甚至可以做出一、两种反对的姿态，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个邓以来的救命政策，开放政策。如果有谁胆敢直接或者间接反对这个政策，必然招致他们的镇压。不单家乐福不会关门，一切外资企业，都不会撤离中国。
那么，接下来的悖论就是，反对西方企业和资本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如果外资大部撤离，将会直接导致中共政权本身的迅速解体。这个事实，将比任何关乎家乐福的事态严重百倍。中共绝对不会允许这个事态的发生。中共最近警告人们：要做好本职工作。其意味，就是告知人们，告知青年，你们除去做一颗螺丝钉，本无任何抗争之权。那些以为中共允许其游行示威，就是获得了中国式人权的青年，他们马上就要遭遇见鬼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一如义和团运动，在奴身未赎的现状里，除去作为共军打击西方普世价值的肉器，最后遭到镇压，别无其他结果！
此其一。
第二，世界全球化中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发生类似家乐福等企业和中国市场的接轨。这个接轨，一方面是中共开放政策使然，更重要的，是世界的经济一体化使然。这个一体化之由来，可以上溯到汽车和电话刚刚运用的时代。老佛爷如慈禧等人，是满清有限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并不拒绝这些现代化的玩意儿；这些现代化的玩意儿，并不是政治环境甚至经济环境的产物，而是世界科技化的结果。所以，家乐福也好，沃尔马也好，本和世纪初人们开始使用电灯电话一样，是一种科技进步，商业一统的历史现象。如果人们把这样一种现象拉入政治议题，中国人，是不是要拒绝电灯电话和汽车飞机，回到”尊王攘夷”的时代呢？
第三，西方世界的人们，开始抵制京奥，伸张人权，现在，他们中一些人，正在后悔这个事情做得”过火”，并且正在大步后退。这个迹象，在英国人那里，已经发声。他们说，不应该以抵制奥运的态度，来缩小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和伟大中共市场产生交流的关系。
在上一轮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过后，美国人，开始主张一种所谓”静悄悄外交”——据说，这样可以说服中共改善人权——中国内部，更有人在完全忽略体制性质的前提下，提出所谓”和解”之道。
所有这些迹象，都在说明，事情在起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中共和西方在打了一场短暂的新”冷战”以后，各自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就是西方继续支持邓以来的所谓帝国”开放”政策，继续忽视对中共人权的公开抗议，回到北京这里，静悄悄！
我们不知道所谓静悄悄外交的确然含义！一切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倡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哪一桩是所谓静悄悄运动呢？美国历史上，无论是和强权的外交谈判，或者人民的路德金式抗议，哪一个是所谓静悄悄之行为呢？这个”静悄悄”行径，和前此英国一个官员提出的”私下外交有效论”，形成英美双方反对公开性政治的一种新型基辛格主义、秘密外交主义——这个东西，能够奏效吗？中国有黑箱作业，西方也要效法，且试图有效尝试吗！
但是，中共方面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静悄悄外交和私下外交。他们那些在笼子里被驯化的孩子们，也并不甘心这样的”无声胜有声”之论调。他们在被封闭的、只许官方言论恣肆的网络上，和那些党官一起，叫嚣于几乎全部公开场合。他们广泛利用欧美的结社和游行自由，在那里叫嚷他们的”公正””自由”。他们不知道，中共其实根本不喜欢这些”无知无畏”者。他们只是被中共一时利用的工具。一旦事情回到原点，家乐福及其一切外资企业，照样会以买卖高于人权的做法，继续维护他们的中国市场。所有这些反对西方者，也就会偃旗息鼓。
一如当年反对美国或者反对日本的愤青们，在尝到了来自中共政府对其的打压后束手”投降”一样，他们很快就会默默地放弃他们的抗议。这样的例子，不是不胜枚举吗！反日游行的后果，不是以牺牲那些愤青为结束吗！
那么，这个事情和家乐福究竟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也无关系。说其无关系，是因为家乐福已经声明，它没有政治捐款，支持任何政治行为——说有关系，是因为家乐福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商业一体化的表征，起码是表征之一，就像一切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支持北京奥运，如，可口可乐等，他们主张的是所谓非政治化论点——只做买卖，不谈人权。于是，世界上出现买卖高于人权的企业行为。如果有某一个企业支持这样的政治行为，人们是不是要颠覆他们的存在呢？愤青们是不是要打倒这样的”政治性”企业呢？幸好，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企业。
于是，现在，问题的症结，不是要抵制家乐福，而是要家乐福抵制北京没有人权的京奥。
这个事情的思维角度，刚好反过来看，较为合适。
然而这个抵制的可能性又是如何？
这就是世界上商业利益和政治价值悖离的现实。现在，这个悖论，被愤青们以相反的视点提出：他们要商业行为附和中共的政治奥运——而我们说，我们期翼西方企业，更多结合于世界上人权民主的价值观，以普世价值，参与这个公正的抗争；但是，这个考虑本身和资本的本性，很难苟合。
所以，如今世界上的问题，恰好是要找到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之间的通途，并以此为突破口，重新规划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然，一方面是经济上，中共不但会大力继续支持家乐福等外资企业，而且，会以更加”开放”的经济态势和经济谋略，拉拢西方，给予他们，犹如六四以后，更大的开放空间，以产生”双赢”的局面，挽回他们在人权领域丢掉的”面子”。
再者，就是他们在人权和政治领域的一步不让！
所以，抗议家乐福的实质意义并不是简单的所谓”抵制”！
拒绝，抑或无条件引进外资，都是一种谬误。修正和解除这样的”帝国开放政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是抵制一家或者几家外国商店，并无意义。
既然如此，我们主张，明天，大家都去家乐福！…… @
–原载《议报》第3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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