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去第二次的地方

虽然经常在达兰萨拉自由地到处游逛，但有一个地方是我去过一次，不敢再去第二次的。

那是达兰萨拉的新难民接待中心。据说达赖喇嘛用他诺贝尔和平奖的一部分奖金资助这个部门，以使刚刚翻越雪山逃亡过来人生地不熟、食宿无着的藏人有一个暂时憩息的地方。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翻开记事簿，平静地向我介绍说：从今年1月到3月初，从西藏跑来的藏人是745个，其中60%是来上学的青少年，30%是僧尼，其他是来看望孩子和来朝圣的。此外有五个孩子在翻越雪山时冻死了，有七、八个要作截肢手术。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用纸巾捂住脸不客气地质问：“为什么流亡政府不想办法告诉自己的人民、让那么小的孩子翻越雪山是危险的？”

他们向我解释说，西藏流亡政府经年不断地通过《美国之音》、《西藏之声》的电台向人民呼吁不要过来，并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有雪雹。但是电台被中共干扰，很多藏人收不到。即使大家都知道危险，还是要把孩子送过来读书。因为，在西藏有些农区、牧区，学校发不出工资，老师都跑掉了。有的地方还有学上，但孩子也不能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宗教。所以，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过来。

由于路途上好走的地方被中国军队把守住了，他们只好走偏僻险峻无人烟的山路。如果碰上暴风雪，一个也逃不出来。有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去年外国人在雪山上拍照，就拍到许多冻死的无名藏人尸首。

在接待站的大通铺上，有两个三、五岁的孩子，脸上带着两坨高原红依偎在妈妈身边。我亲了亲他们的小脸颊──幸运地逃过劫难的孩子！

后来我参观了西藏儿童村。那是1960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逃亡到印度的两周后，就为解决许多失去父母的孤儿的抚养问题开始筹建的。我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和听课的孩子们合影，给那些从西藏内地来的藏族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拍母子照。她们忍受不住骨肉分离的痛苦，一年一度偷偷辗转它国，跑到达兰萨拉来探望在此就学的孩子。

儿童村是达兰萨拉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它实行的是类似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穷人的孩子不须付任何费用，接受的是最完整的教育──既是适应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管流亡政府怎样拮据，流亡的成人怎样清苦，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所以西藏的藏人不论贫富，都不顾一切地把孩子送过来就学，然后自己含着眼泪又偷偷地回去。

我在接待站随便采访了几个藏人。他们谈到西藏农、牧区现在一年不如一年，中共强迫他们交纳重税和各种摊派，生计愈加艰难；谈到中共强迫僧尼说达赖喇嘛的坏话，西藏已经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修行；谈到与他们同行的和尚被尼泊尔员警抓住打断了腿……

我本来说好下次再去新难民接待站做一次采访，但却再也不曾踏进那个大门。人类的本性是逃避令自己痛苦的东西。我的心远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刚强。听说一些外国人到接待站看了看那几十人共睡的大通铺，看了看经历受冻受饿的旅程、新逃亡出来的憔悴的、患病的、伤残的藏人，他们往往签上一张支票（这往往使新难民接待站的食堂有难得的开荤机会），就默默地离开。

而我只有眼泪和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汉人的内疚。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大赦国际组织派人去做一次专门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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