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5日讯】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格，一个人格丧尽的民族注定了被历史所淘汰。

1936年，一代出版巨人张元济为乌云密布的民族危机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当时他正在校阅《史记》，常常为古史中的英雄人格所感动，因此他想到为青少年编一本书，以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抵御强暴，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没有改动），因为担心原文不利于普及，他又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 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9人，比如《荆轲》一篇就记录了田光、樊於期、荆轲、高渐离四个人的慷慨就死。

1937年5月，离卢沟桥枪响不到两个月，上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古稀老人张元济亲手编写的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新版中正文部分不过52页，附录的诗文书信等倒在三倍以上），他在《编书的本意》中明确指出：“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还有一个原因，他在1937年9月应《大公报》胡政之的约稿写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我认为张元济之所以编写这本小册子，就带有对症下药的意图。他的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上海各报时借是书发言警众。是书出版已经三年，不知先生曾见及否？兹姑寄呈一册。”所以他之编书不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转社会风气、抵抗人格堕落的宏愿在内。这两者往往是难以分开的

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十几个（如果不包括田横的五百多追者）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格也是在他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禄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劝说、阻止因此都无效，他认为这是子路的“见义勇为”，所以子路才会“结缨而死”，那么的从容不迫；以报仇著名的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於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当天下已定于一，田横英雄末路，虽也可不死，但他知“耻”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难，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耻”字；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因为“吾责已塞”。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元济倡导这样的民族人格，用意显然是非常清楚的，难怪日本人很惧怕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屡次想禁绝。1945年，在经历8年苦战，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了，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

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1937年6月，张元济前往苏州旁听“七君子”案第一次庭审，遭到拒绝，愤然而归。当月14日他写信给邹韬奋，赠送《中华民族的人格》一册。16日，邹在苏州狱中回信“此间诸友陷身囹圄以来，个人利害非所计及，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不得不誓死力争。拜读大着《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张元济自己也一直很看重这本小册子，1937年6月25日，他写信给住在庐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还送了这本书，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到1940年3月26日他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写信时，还要“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藉以增重。”

8月6日，他再次给胡适写信表示：“倘蒙赐以弁言，尤深感幸。”

8月18日，胡适在华盛顿提笔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写序：“张先生爱国忧国的深心，是我最佩服的。我也相信‘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但是我读了张先生的小册子，也有点小小的意见”，他认为故事所处的时代过去太久，少年读者恐怕不能完全明了其意义，“所以我颇希望张先生在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选一些汉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时代比较近些，使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人物。”他并且列出了二十多人的名单。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篇序后来并没有用。

到1947年，张元济已81岁。胡适于这年2月14日写信给他，重提此事：“大作《中华民族的人格》……所收八人，大都是复仇侠士与杀身成仁的志士，范围稍嫌过狭，不曾顾到中国民族的、积极的、建设的一方面。”建议增加马援、诸葛亮、陶侃、王导、魏徵、陆贽、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张居正等人。2月19 日，张回信说：“《中华民族的人格》不过弟一时兴到之作，当时正校《史记》，感于诸人之举动足以振励末俗，故写成此书。我兄指为范围过狭，诚是诚是。但欲增加建设方面人物，是为著述之事。雅意殷拳，非弟衰孱所能胜任。”

话虽如此，张元济本人依然重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直至1949年改天换地之后，他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期间他还不断地将这本书送人，仅他日记中不完全的记录，他曾先后将此书送给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即使抗战八年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而他则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红尘如烟，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且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次次地更生。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我们并不是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义、毅然决然的选择。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不能光是教人赴死，为什么不能向死而生？胡适指出其中缺少建设性的人物和事迹，乃是很有见地的。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趋利避害、苟且求生几乎是一种本能，从容赴难、慷慨就义永远都只能是少数人、个别英雄的选择，而很难成为芸芸众生效法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说，张元济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只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是一种高调的要求，而不是一条做人的底线。仅有个别的、单独的、孤立的而不是群体性的英雄、志士改变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鲁迅说，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成群的普通人站出来，英雄是很难效法的，普通人的作为才可以效仿，才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

基于此，仅仅强调英雄式的民族人格是不够的，在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中，我们更需要那种建立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独立人格，那是可以普及的做人底线。1918年6月，青年胡适要为一个“男盗女娼”的恶浊社会引入“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是要在遍地谎言中也能坚持“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建立在独立思考和每个人自己对于所信仰的结果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这是人格的底线，是一种更加合乎人性本身的低调要求，也是可以模仿的人格模式，因此可以普及、可以像野草一样随处生长、随风而绿。当然，我并不因此否认张元济在特殊的危急时刻倡导民族人格的良苦用心，更不怀疑他对古老民族怀抱的真实情感。比如张元济已发现的贯高的“吾责已塞”即使对我们今天依然不无启示，我们的民族作为个体往往缺乏一种责任感。

什么是“仁”？张元济的回答是“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在他看来，仁即是人格。胡适也说杀身成仁的“仁”就是捍卫做人的尊严。他们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解释了绵延数千年不绝的“仁”的含义。不过，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固有的精神”的缺陷与不足。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人者，仁也”，从字源上说“仁”就是“二人”，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谓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有高度发达的人际关系，将人生大量精力都消耗在处理人情世故的网络中。我常常想起《红楼梦》开篇的那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诗极富概括力，实际上，中华民族向来所重视的也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而是世故成熟的人际网络中的人，所以即使是张元济赖以弘扬民族人格的那些古代英雄们，或为保护主人的遗孤而献身，或为亲人朋友复仇而死，或为知己者而从容赴难，或为信，或为义，或为耻，总之，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做鸿毛，而毫不犹豫地献给那个自己认定值得奉献的他人，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人格风范固然惨烈、固然悲壮，固然也很雄浑，很过瘾。在古老农业文明背景下，毫无疑问他们代表的就是古代人格的标高，是难以逾越的纪念碑。然而，当我们跨进近代的门槛之后，“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这些壮举放在现代文明的天平上，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正如前面说的，其中所缺乏的就是那种独立的人格，由“健全的个人主义”所支撑起来的独立人格。我们今天的人格榜样首先应该是秋瑾、蔡锷、宋教仁他们，林昭、顾准他们，而不应该继续停留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有五百多人为他殉难的田横、“君子身可杀，冠不可落地”的子路等人身上，这里面有古代与现代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的资源也是需要更新的，如果说“孔圣人”、“孟夫子”的思想代表了正在逝去的古老文明，那么爱因斯坦、顾准、哈维尔、米奇尼克等现代人物的傲岸人格指示的正是人类崭新的希望。

──转自《傅国涌博客》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