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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是的，就是这个词：遮蔽。不是一点，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几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说的是那段历史，发生在整个西藏大地上，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几乎都被遮蔽了。
每当如此言说，眼前总有挥之不去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形象的，就像是隐约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巴掌悬浮于头顶，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即一手遮天。那么，是谁的手呢？为什么，那手想要遮住天呢？
有“天”就有“地”。于是又想起一个成语：遮天蔽地。——这里面“遮”和“蔽”都有了，但显然不再被动，似有一种主动的因素驱使着。
是不是，所谓的“被动”和“主动”其实都为一体？施与者与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个比喻来说，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乱棒，却都纷纷打在了我自己的头上；我站在风中吐出去的唾沫，却都溅在了我自己的脸上。
不过这比喻还是不确切。这比喻太明显了，毫无“遮蔽”一词所具有的那种隐密、朦昧甚至几分阴谋的意味。而且，“遮蔽”还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
是谁要“遮蔽”？是谁在“遮蔽”？又是谁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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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一张有关西藏文革的照片，是一张在内容上具有震撼力、在形式上具有冲击力的照片。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为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里的佛教典籍。分不清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比较内地的同一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如出一辙。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绕瓦”。
当时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寺院里所有的一切更是首当其冲，都在“四旧”的范围以内，理当扫除得一干二净。因此，能砸的就砸，能烧的就烧。然而，“四旧”实在是太多了，砸不完、烧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厕所里。我母亲曾对我说：“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泽仁叔叔家送东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后第一次出门。从军区后门的尧西朗顿家到帕廓街东边的鲁布汽车站，一直到摄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抄大昭寺还是抄附近的几个佛殿，过去放在寺院里的经书被扔得满街都是，地上撒满了经书，一页页，比树叶还多，走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觉得踩经书是有罪孽的，可是没办法呀，地上全是经书没法不踩上，躲也躲不过。我真不明白，想着人们怎么连经书都敢踩呀。车也从经书上面碾过，那些经书已经又脏又破。那时候是秋天，风一吹，破碎的经书就和树叶一起漫天乱飞。”
住在帕廓的姑姑心有余悸地回忆：“……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刻的有经文和佛画。天哪，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
许多信教的老年人是那样地难过，悄悄地叹息，人活这么大年纪有什么意思？活的年纪太大了，连菩萨的死都看见了，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吗？我小时候的保姆阿佳益西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菩萨也被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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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见过两张照片给我的印象极深。在大昭寺过去的讲经场而此时批斗“牛鬼蛇神”的现场——“松却绕瓦”，一个干部模样的汉人满面笑容，他显然是批斗会的主持者。两张照片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他的动作却是连续性的：微微后仰著身子，笑容不变，那不屑地指点着胸前挂着一摞经书正在低头挨斗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来也像是随时准备伸出去。
他的笑容是这两张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它人——即使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的“翻身农奴”——的脸上，却不见如此轻松、畅快的笑容。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激动、激昂和激愤，但又略带紧张，和一种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迷惑。甚至那个押着挨斗喇嘛的年轻藏人，那个居民红卫兵，其姿势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地好似带点不自觉的诚惶诚恐。只有他在笑。只有这个汉人干部开怀地笑着。这是一个占领者的笑容。是一个权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个新主人的笑容。所以尽管我们已无从得知他的简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的笑容。这个人满面的笑容其实具有象征性。
而那位头戴高帽的喇嘛同样具有象征性。包括他面前的那辆堆满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却被归为“四旧”的木板车。有人指认他有可能是大昭寺的一位高僧，也有人说是色拉或哲蚌或甘丹这三个寺院的高僧。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护法法衣游街的德木活佛，或者是被红卫兵用金刚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大领主”。
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事实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地解放过。
“松却绕瓦”在这个时刻丧失了它原本渗透的宗教精神。这个时刻，不，这个时代，这个被藏人称为“人类杀劫”（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藏语发音）的时代，把太多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铺满讲经场的每一块石头上面。“松却绕瓦”从此成为1966年开始的那场革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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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廓街，不，被解放西藏的“金珠玛米”叫成“八角街”的那条著名的老街，在那个群情激奋的“红八月”，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破旧立新。大破大立。那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劲儿浓缩在一块曾经矗立在旧式石墙旁边的新牌子上。“八角街”从此改名为“立新大街”。尽管时光流转，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条转经的街和做买卖的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为曾经在1987和1989年，在这条街上都发生过“骚乱”。
不过要把这“立新”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我们无法想像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说成藏语中的“猪肉”、“路线性”说成藏语中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这本书里写到：“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
当时改名是风尚，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可不改。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亲回忆说：“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属于四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达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她的新名字她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她，‘达娃拉，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连声说‘到、到、到’。想起来简直好笑又好气。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真的，文革时候人都疯了，半夜三更说要去游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游行，敲锣打鼓，使劲喊口号，精神还好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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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一位总是沉默寡言的年轻活佛突然对我说起了他前世的遭遇——当然他是听曾经亲历其境的老人们讲的。那是1958年的时候，康区已经在进行“民主改革”，他的前世是当地寺院的主持，也是宁玛教派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大活佛。那之前，寺院里已有不少活佛和喇嘛逃走了，许多人都劝他的前世一起跑，但已经60多岁的老活佛不愿意。他说我不走，这是我的寺院，我不能走。结果，灾难的那一天降临了。那天，“翻身农奴”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把这位活佛和寺院中剩下的大喇嘛赶到一个粪坑旁批斗，又是打，又是骂，没完没了。还跳出一个男人，是藏人，竟用木棍挑着粪坑里的粪便硬是塞入活佛和喇嘛的嘴里，逼着他们咽下去。又跳出一个女人，也是藏人，不仅如法炮制不说，还骑在老活佛的脖子上，用她肮脏、恶臭的裙子下摆罩住老活佛的头。
听到这里，我不禁落泪。我问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文弱的活佛：“仁波切，那么你的前世他怎么办呢？”活佛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吃就吃吧。”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虽然我也知道，像那位老活佛那样的大成就者在精神领域中早已超越了这些劫难，可以忍受一切不幸，即使最后被飞驰的马活活拖死的时候也面带微笑，而且，那恶魔似的女人，据说不久就吐血而亡，那恶魔似的男人也斜嘴、抽筋而死，然而，我还是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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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例外，每每在回忆那被尘封的往事时，很多人常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状态——“疯狂”。他们会说，那时候，人都跟疯了一样。或者干脆就说，“人都疯了”。
“疯狂”肯定是一种生理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无疑充满了种种暴烈，具有骇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却相当不易。因为单是几个人的疯狂尚能按照病理学去诊断和治疗，偏偏是那么多人都疯狂，且前所未有地集体发作，这是为什么呢？
人若疯狂总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素质不必说，诱发疯狂的契机显然来自于外界。而在那外界弥漫着的或激荡着的，究竟是什么，竟使人陷于非人的状态之中？
难道是“权力”吗？确切地说，是“绝对权力”吗？在“文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绝对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监督与被监督、服从与被服从等关系，即使两个人相处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说数十人、数百人乃至千千万万人的集体之中。
傅柯说：“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
于是，人即使有对权力淡漠的，甚至无视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惧的因素。恐惧正是基于千千万万种权力而产生的，因此，一个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权力，招惹权力，但无所不在的权力却偏偏要来理睬和招惹你，怎么躲避也是躲避不过的。
为什么会疯狂？为什么要疯狂？为什么不疯狂？——这就是问题和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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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我当然不可能目击当时。除非时光倒流，而我须得保持如今的状态和心态，我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当年的参与者们（其实个个都是参与者）渐渐面目模糊。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调和神情亦如往常，但总会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记忆之门突然开启，通向一个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世界，而在那剧变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单地伫立着他或她的青春时节的身影：惊诧，兴奋，昏了头，甚至迷狂间形影混乱。这身影如此突兀的显现使他们无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稳重，终于难以控制而突然语不成句，突然泪光闪烁，但都是瞬间即逝。
尤其是藏人。我说的是当年的那些藏人们，他们有的是足够的叹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将残留的恐惧蔓延到今天的时局，用一句“不敢说”就为那一段历史挽上一个不易解开的结。但他们，说实话，我还没有从我访问过的哪一个当年的藏人身上，看到谁拥有比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良心，进而扩大到寻找一个民族的良心？然而，这个“良心”何以鉴别？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有时候，似乎只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行为上看到这一点。比如，洛旺叔叔这个当权派在挨批斗时，一个不知名的炊事员会悄悄地给他送上一缸子盛满糌粑和酥油的热乎乎的茶。
不过，寻找良心就是我们探究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吗？何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这种审判性的工作？假如……我们生逢其时，毫无疑问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员，肯定谁也逃脱不过、洗刷不掉，肯定谁都是那被当然选择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只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这句话出现在黄仁宇所着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里，其中写到：“……我们习写历史，警惕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这种趋向极难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内。有时纵不加评论，在材料取舍之间已使读者思潮起伏。……这也就是说：如果被当时人的情绪牵制，我们极易将一个范围庞大的技术问题，视作多数规模狭小的道德问题。或否或臧，我们对当时人之褒贬是否公正不说，总之，就使我们因着大时代所产生之历史观失去了应有之纵深。流弊所及，使我们对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点惶惑。”他还写到：“……以道德名义作最后结语所写之历史，常以小评大，有如法国历史家勒费尔所述，‘（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暴，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2001年－2002年于拉萨
图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拉萨（摄影者：我的父亲——泽仁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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