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6日讯】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国经济界最近正在讨论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理解中国长期经济的高增长，她的现状和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题目。
草庵：目前，在中国经济界讨论这个题目有三位教授的文章和演讲比较引人瞩目。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咸平先生。这三位教授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分成两派。
伍凡：2008-02-21秦晖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 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在文章中使用“中国奇迹”这个词汇来表达中国经济长期的高增长，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先生。他是从褒意的角度来分析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可是他完全忽视了和轻视了“奇迹” 的严重后果。
草庵：秦晖所讲的“中国奇迹”是“资本内逃”与“三顺差”。第一个顺差是贸易顺差，也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5年增加3倍，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 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 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2622亿(这是中国海关的统计，美国海关的统计不同于这个数字。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
伍凡：第二个顺差是外国资本直接投资FDI —资本输入。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中国加入WTO之前，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着高于双顺差总额。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这就形成了第三个顺差。“三个顺差”是指大量商品输出，大量资本输入和“误差与遗漏”顺差。
草庵：是什么原因造成上面所指出的三个顺差？在文章的开头，秦晖引用了邓小平的原话。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也就是说，“中国奇迹”的出现是在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形成的，只顾GDP的发展，不顾中国百姓的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从历史上来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极力剥削和压?苏联农民，获得发展工业化的资金，高速度的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创造了“苏联奇迹”。但是这种“奇迹”没有保留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瓦解消失了。“奇迹”有什么用呢？我深信，“中国奇迹” 也不会保留下来，因为它的根基太浅，是泡沫化的“奇迹”。
伍凡：第二个原因在秦晖的文章中表明：“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秦晖所欣赏的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出现了如下的景象：“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o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可见，中国工人的工资低下，掠夺农民的土地，无偿地破坏中国的生态环保。这就是秦辉所欣赏的优点，借助铁腕体制强行霸占老百姓的利益，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也就是中国是在“低人权”、“低福利”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被秦晖称之为“北京共识”，具有难以模仿的优点。
草庵：而事实上，中共独裁统治主导下的以GDP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成本。政府税收以每年30%的增长率在增加，超过了 GDP增长率的3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计，中国税收是4万9000亿元左右，行政收费大概1万6600多亿元，国土资源部土地出让、矿产权拍卖去年达到1万3000 亿元，今年的土地收入大概是1万2000亿元，烟草公司上交2000多亿元的利润，再加上卖彩票的收入，估计全部收入在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 36%。中共政权是全世界花费成本最高的政府。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1,000亿美元，大约是GDP的5.8%。从表面上看，被看为“中国奇迹”的表面GDP长期增长，但实际上真正的、有效的、有功的、绿色的GDP也只是表面GDP的一半而己。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的“奇迹”，在秦晖的文章中是没有提到的。
伍凡：我们现在来看陈志武教授的观点。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和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有关。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特别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 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
草庵：实际上，从改革开放 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借鉴、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济发展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目前中国是现状正是落入了“后发劣势”的困境。
伍凡：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 1880年到 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拒绝加入世界潮流，强迫中国百姓过得一穷二白的日子。
草庵：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开放国门，推行“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伍凡：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 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草庵：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伍凡：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草庵：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伍凡：最近对郎咸平教授作为一次演讲，他的演讲中提出一个事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加入国际市场，在整个国际生产的链条中，中国处于最末端的生产组装位置，这是中国“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引进外国的低档次技术和资本，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厂。“那就是你在整条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你被定位在了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我请在座各位，你千万不要再认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是个错误的思维。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谁？是美国。它只是把整个制造业产业链里面价值最差的部分给我们中国人做，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干的事。我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去年和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贸易纠纷。各位知不知道在美国市场沃尔玛9.99元美金芭比娃娃，中国的出厂价是多少？1元美金。”
草庵：那么剩下的9美金是谁创造的？就是产品设计、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大物流环境所创造的9块钱的价值。中国创造多少呢？创造1块钱价值。那就是产业链的定位。整条10块钱的产业链，1块钱是制造业、9块钱是产品设计等软环节，1块钱是硬环节。目前，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在全世界已生产联中间处一个最不利的地位，这也是“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是不愿意进行制度和体制的改革所造成的结果。
伍凡：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中国两会期间出台的一个“中国制造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已由一些中国媒体作了简单报导。54％接受调查的在华跨国公司认为，中国相对与其它低工资国家正在丧失竞争力。因此，有约五分之一的在华跨国企业打算撤出中国，在今后几年内迁往印度、越南等地，而且这个数字达到了20％，。台湾企业和韩国企业等正在大举撤离中国大陆。现在，美国这个调查报告显示，美国、西欧和日本企业同样有这个动向。这些跨国企业之所以要告别中国，原因一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太强了，二是中国的工资成本在上升。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2月份的贸易盈余从去年2月的237亿美元下降到8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3%，是将近一年来的首次下跌。中国产品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受到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引起的萧条的冲击会继续一段时间。所以，在这种时候，中国经济以后怎么样增长，就业水平怎么样保持不出现恶化，这些最后都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整个经济形势。可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势头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他不可能永远长期增长上去，受到世界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金融呆账等等因素的制约，必将走下坡路。
草庵：上面我们对三位教授的的文章和讲话的简单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有一些成就，但却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严重的后果正在逐渐地扩大和加深，如果不改变“后发优势”的观念，不进行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中国将永远处于落后的“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如果要说什么“中国奇迹”的话，那就是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大多数百姓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严重的后果将在今年明年后年充分地暴露，将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再见。
伍凡：再见。(//www.dajiyuan.com)
